吉爱明（南京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意识形态是社会中各种观念的综合，体现着常态社会中的主流价值构成，比如主流的道德信念、社会的公序良俗、集体的价值观念，等等。在阿尔都塞的论述中，意识形态是一种表象系统，为身处这个世界的人提供了一个范本，让每一个人在其中找到一个位置，并且接受这个位置相关的合法性的叙述。当人们遇到生命中的问题时，意识形态机制会给人们以一种“想象中”的解决，这种解决其实是一种阐释，人们根据这个范本照见自己的主体形象、获得抚慰。意识形态成为了社会绝大多数群体共识、信仰和价值追求后，形成观念以无意识的方式进入人们的头脑中形成集体的无意识，以规范人们的行为模式、思考方式，进而服务社会、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电影是意识形态叙述表达的重要艺术载体。让—路易·博德里在论文《基本电影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中曾经论述过，电影是光与影的艺术，这种艺术形式构建了一个中心透视的空间，这个空间把人置于视觉中心点上，强调了观看行为的重要和眼睛超于其他感官的绝对。他认为电影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不断地对意识形态进行复制和再生产。这个过程，因为言说的隐秘和不直接，也被称为“意识形态的腹语术”。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影传达意识形态，却要在最大层面上隐匿宣传主体，掩藏其言说的机制和行为，成为一种不被感知的言说，否则就会成为说教或宣传，暴露出意识形态机制，成为一种无效的传播。目前，世界各国都注重本国电影的意识形态传达，将国家的意识形态用某种程式和策略编码并固置下来。观众走进影院观看影片，从影片的叙事和表演中感受作品的价值观点，这一过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受众。美国通过好莱坞的超级大片，向世界输出“美国梦”和民主思想，应该说这种策略是极有影响力和实际成效的。
电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便承载了重要的政治宣教职能，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塑造提供了许多银幕佳作。如《南征北战》（1952）、《董存瑞》（1955）、《上甘岭》（1956）、《红色娘子军》（1960）、《英雄儿女》（1964）、《烈火中永生》（1965）等都是主旋律电影代表作品。这些电影在特定历史时期，重点表现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神圣性，树立新生政权的合法地位，召唤国民的家国意识。后来，中国主旋律影片逐渐走上“拥有明确的国家意识形态表征和政治叙事定位——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核心历史人物事件为呈现对象，在艺术创作上首要目标是凸显国家的主流价值观，重点强调宣教功能”的发展之路。但是过于僵化、程式化、脸谱化的表现形式，也使作品失去了一定的艺术性和观赏性，特别是在意识形态的传达上，显得过于简单粗暴。因而在“口碑”和“票房”双赢的需要中，在社会主流价值观与大众文化的传播二者的平衡中，新主流电影逐渐取代了主旋律电影的表述。换言之，新主流电影的概念是由主旋律电影发展演变而来，是艺术创作者在求新求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编、导、演逐渐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类型电影融合，拓展主流价值的内涵以此扩充影片的叙事空间，同时拓展市场空间。从主旋律到新主流，变化的不是简单的称谓。在类型选择、题材表现、类型杂糅、文化视野等方面，中国新主流电影都做出了很大的创新，最突出的就是在意识形态传达的策略上更加有效和隐秘。
故事是人类文化的基本元素和重要标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让人民从中受到鼓舞、让世界了解中国，意义重大，也是电影这一重要艺术载体在宣传弘扬主流核心价值观工作中的重要职责、使命。在当下中国的电影市场，既要照顾票房收益和娱乐效果，又不能背离主流价值观的精神传达，更要负载弘扬正确的时代精神和价值观念的重任，新主流电影在艺术创作上，特别是在宣传主流观念和价值上，就显得尤为重要。近些年来，这样的影片层出不穷，在诸多优秀影片中，《我和我的……》系列电影在意识形态话语表述策略上做了很多有益尝试，显得尤为突出。该系列影片从2019年开始，连续三年以献礼片、国庆片的形式，采用“主旋律+拼盘电影”的艺术手法，讲述了一段段家国史，将宏观的历史思考和家国情怀艺术地编织在一起，用鲜活的人物召唤全民的时代记忆，勾起每一个中华儿女对国家共同体的信念感、自豪感，凝聚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民族情感。三部作品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的大事件娓娓道来，在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述策略上有了新的突破，最终为我们呈现了有温度、有情怀、有细节、有历史厚度的作品。
在思维模式和表现形式上，新主流电影在叙述中国故事时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它包含了主旋律的固有基因，但更多的是用更加有吸引力的创作观念和表现手法展现出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和时代特质。作为传统的主旋律电影表现形式之一，“献礼片是指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而播映的特殊影视作品，以歌颂党和国家为主题，用独特的电影艺术形式展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奋斗与成就”。从表现主题上看，献礼片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特性，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时的《五朵金花》《林则徐》等第一批献礼片到现今《我和我的……》系列电影，献礼片的核心立场没有改变，就是宣扬爱国主义传统和发扬时代革命精神。
随着电影产业升级，献礼片的制作模式和叙事机制都产生了巨大的转变。《我和我的……》系列延续了“建国”系列电影的成功，将一个创意点做成系列形成品牌，将之IP化加以延伸、挖掘。《我和我的……》系列包含三部作品：《我和我的祖国》（2019）、《我和我的家乡》（2020）以及《我和我的父辈》（2021）。《我和我的祖国》以时间为经线，侧重于抓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七个重要历史节点发展故事，从每个人的个体情感入手，将个人的情感与国家的情怀紧密联系，深入到日常生活中，同时将这种个人的情感升华为对祖国的深深的爱，体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我和我的家乡》则以空间为纬线，挑选了东、南、西、北、中五个地域空间来讲述故事，将普通人的命运融入家乡发展的历史背景中，向观众呈现出家乡飞速发展、国家文明富强的景象。五个不同的故事充分展现了新时代的“中国梦”：农村建设的日新月异、乡村振兴的美好向往、脱贫攻坚的时代伟业等。通过电影的具象表达，新时代中国人的高度文化自信得以凸显。《我和我的父辈》则侧重于以“点”带“面”，抓住几个人物展开叙述，由小人物看大时代的风云激荡。四组我和父辈的故事，从不同角度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父辈们在他们那个时代的辉煌，进而描绘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披荆斩棘、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这三部电影分中有合，聚拢在“我和我的……”主题表达之下，把每个中国人都纳入到叙事共同体之中，以普通人的视角将普通人的经历置于荧幕，以一种和谐的带入感实现了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阐释和宣扬。
献礼片是命题作文，是在一个时间节点上，对过去社会经济发展等各方面成就的总结归纳。过去很多作品在文本的丰富性上值得深度挖掘，但是由于创作者缺乏整体意识，仅停留在偶然立项的最初阶段，难以进行拓展来维持一个动态的生命周期，这导致那些有生命力、有延展性的作品没有获得持续展现。《建国大业》《建军大业》《建党大业》的成功给了《我和我的……》系列以启发，其题材布局上有了明显计划性和目的性，在深化意识形态内涵的同时，有了更加明确的主旨，均以短小的板块围绕同一主题叙述，这既增加了影片的观感，同时又突出了影片的思想表达。几部作品用板块集锦的形式集腋成裘、单珠成串，虽独立成篇，但内部有一条线索集结，从而形成语义表达的合集，打破了古典叙事的封闭性场域，形成非线性叙事的结构。这种叙事方式暗合了当下新媒体时代观看的短小化、碎片化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前的影像潮流。随着当下的电影工业发展，电影的传播渠道得以拓宽。除了院线首次放映，还可以对影片“切片 ”，这样影片可以在短视频平台二次传播，而且这种集锦式的板块化创作使得网络的分段化播放更为便捷，为观众提供了选择性观看的可能。这一银幕新形式，有其独特的美学特征，为电影工业内容的产业化提供了路径，同时也为意识形态的层次化表达、系统化传播探索了一条新路径。
《我和我的……》系列电影建立在“我和我的……”个人记忆之上，以家国历史为题材，其主创人员在系列化创作思路上，利用叙事中的时间、空间、人物分别作为三部作品中的强元素，在主题既定的模式下，实现了系列电影内部相互独立又相互补充的新叙事策略，平衡了献礼片的意识形态传达和商业化之间的关系，在传递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的同时，形成了非常亮眼的电影品牌。
回溯相关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从选题到表现，主旋律电影基本都是遵从一个叙事视角，即宏观的大历史重现和英雄典型的再现。“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牺牲精神”成为意识形态表达的核心词汇，长久以往，人们在观看类似主旋律电影时，难免会产生审美疲劳，这会让影片的传播效果大打折扣。随着时代的发展，改革开放为电影发展带来了思想解放，在主旋律电影意识形态表达中，人文关怀和类型化元素日益凸显。即使是表现历史上的大事件、大战役和相关领袖与英雄人物，影片在注重人文关怀和现实主义价值观表达的同时，更侧重表现伟人的平民性，关注英雄人物的心路历程，在国家意识形态的表达策略上，开始以“大国意识包装国家认同，实际表现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用民族认同替代革命认同的一种非政治化转变”，并一路发展延续至今。《我和我的……》系列遵循这一表达策略的核心，进一步淡化“神性”的英雄，把普通的“平民英雄”放置在话语中心来表现和言说。新主流电影的意识形态传达更倾向于用平民视角描摹普通人，在普通人的人性和英雄神性之间张弛有度，用人间烟火进行家国叙事，用平民视角置换英雄审美。
《我和我的……》整个系列都在“追求塑造的就是伟大历史瞬间中发挥价值的普通人”，如何在宏大的历史节点和个体描摹中寻找缝合点，虚实结合成为一种有效的创作手法。纵览《我和我的……》系列电影，三部影片，十几个微故事，“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叙事手法，突破了虚实之间的限制，将虚拟的小人物和真实的大历史碰撞，让观众在虚构的情节中获得真实的观感。
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例，人物是虚拟的，可是片中表现的历史史实都是真实发生的。影片以时间的渐进为勾连，把建国70年的七个历史瞬间放大——开国大典、中国成功研发原子弹、女排姑娘夺冠、香港回归、北京举办奥运会、国庆70周年大阅兵和载人航天返程，片段式地串联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变迁。这些历史节点表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铭刻在每个中国人的记忆深处。这些记忆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激发下，立即变得鲜活起来。全民记忆和历史话语在影像叙事中融合，在观影过程中，观众完成了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以及对国家意识的认同。这种认同情感丰富、发自内心，是说教和灌输不能同日而语的。
在《我和我的家乡》中，“小人物”叙事策略更加明晰，人物角色涵盖了农村发明家、农民工、支教的乡村教师、治沙劳模和扶贫干部等，人物群像塑造生动鲜活。他们都在真实的地域环境上默默奉献，是家乡建设的奉献者。影片响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号召，通过源于真实事件创作的虚构影像，赞颂脱贫奔小康，赞颂在服务乡村现代化建设事业大潮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人物。此外，电影的地域景观叙事也非常出色。随着叙事的展开，观众在影片中看到了北京的近郊、东北的粮仓、西北高原的果园、湘黔高山里的苗寨，这山河土地的景观让人沉醉。家乡成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将“国”之集体和“我”之个体紧密相连，内化为同气连根的集体约定。这显现出，当下新主流电影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叙事之中，有效传达了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主流国家意识形态。通过这样的策略，意识形态传达变得隐性，国家退隐到叙事文本之后，但国家意志依然存在。通过表现平民英雄的成长、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影片渗透着正义、勇敢、拼搏、奋斗等主流价值观，观众在观影娱乐的同时感受体悟，这种无声的感染收到的效果却是倍增的。
风格是导演个性和审美的集中体现，是导演生活经历、文化修养、个性气质、精神风貌合力的呈现。彼得·沃伦曾说过“一个导演一生只拍一部影片”。他所说的一部影片，只是在强调任何一个导演的作品序列中都有一个深层结构。导演所置身的环境，及其命运遭际构成了属于导演本身的深层结构。《我和我的……》系列，遴选老、中、青三代电影人，跨越中国“第五代”“第六代”和新生代导演三个代际。这些导演各具艺术风格，影片集锦式的版块叙事，多视角、多风格汇聚的篇章叙事，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叙事奇观。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多样呈现，其实是在表达同一个明确的思想主题，这是《我和我的……》系列在意识形态传达中值得研究的新举措。
不同的导演，所擅长的风格类型不同，他们艺术风格在一部电影中鲜明并置产生了强烈的碰撞感，无形中有了“对垒”的意味，形成新的观看点，让观众耳目一新。这在《我和我的祖国》里显得尤为突出，《白昼流星》由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陈凯歌导演，我们看到了陈凯歌所擅长的历史与个体命运融合的叙事。第六代导演管虎对于类型化电影把握精准，《前夜》的故事的时间感和节奏感最强，迫在眉睫的升旗时刻，将所有的叙事都调动起来，快慢之间张弛有度，非常有戏剧张力。《相遇》的导演张一白擅长类型电影中的爱情片，所以相遇故事从爱情角度展开，用一个景深的长镜头把时代背景、演员表演全部纳入镜中，显得激情且富有张力。薛晓璐导演擅长表现小人物的内心情感，《回归》中一个时间节点下，不同身份个体的心理激荡，引发了一系列记忆回溯，从而构建起了整个故事。《北京你好》，具有导演宁浩一贯的黑色幽默气质，和徐峥导演的《夺冠》一样，都以小人物为表现对象，用风趣诙谐、地域特征明显的方言叙事推动情节发展，在生活的烟火气里展现时代特色。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新锐导演文牧野，《护航》采用了女性视角进行类型化叙事，以女飞行员的个人成长轨迹为叙事线索，在爱情与事业的取舍、个人与集体的选择中，表现出蓝天花木兰的时代风采。七位导演带着自己的制作团队，在整合导演资源的同时，也整合了导演的粉丝等资源，呈现出集体发力、同频共振的特点。这种张弛有度、特色分明的叙述呈现，给不同观者都带来了十分强烈的共鸣，换句话说，每个观者都能从中找到贴合自己情感认同的叙事元素和情节，这对于从根本上传播主流价值观是十分有效的。
如果说《我和我的祖国》系列的七个版块段落时序分明，基本上都是以正剧的形式叙事，在风格上较为统一，那么《我和我的家乡》则对正剧串接的时序性模式进行了颠覆性调整。在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中，《天上掉下个UFO》《北京好人》《最后一课》《回乡之路》《神笔马亮》五个段落围绕“城乡改革脱贫攻坚迎小康”的主题形成集锦，整体风格以喜剧轻松诙谐为主。导演宁浩、徐峥、陈思诚、闫非、彭大魔、邓超、俞白眉，都是活跃在喜剧电影创作领域，有着强烈风格特色的导演，观众能迅速分辨出他们的风格基调。几位导演也巧妙地引用各自成名作里的元素，进行一次影像的“自我签名”，使得作品之间互相指涉，形成了一种影像互文，熟悉他们作品的观众在观看影片时会有一种猜谜的快感。《天上掉下个 UFO》沿用了贺岁喜剧《唐人街探案》系列电影中的原班人马和人物设定：王宝强憨傻疯癫，刘昊然高智商善于推理，两人互相弥补破迷解惑。这两个人物一出场，观众预先就接受了故事的设定，根据导演一系列相关前作的设计看主角如何受困和脱困。《神笔马亮》单元中，沈腾与马丽是开心麻花品牌中的领军人物，他们的前作《夏洛特烦恼》国民热度很高，二人以夫妻档形式再次出现，观众能迅速将两部电影联系起来，这就使得编剧设置的误会、冲突、错位、反差等变得非常有效。每个导演都在各自的单元里将主流价值和喜剧类型进行融合，走出了一条“幽默 + 抒情”的风格路线。这种将叙事视角放在小人物身上，消解主流电影宏大叙事倾向，让意识形态的传达变得更加通俗易懂，是新主流电影意识形态传达的一种新思路、新方法。
《我和我的父辈》的风格更加多元，影片定位于“父辈”这一核心话语，切入的视角有更明确的指向性，每个单元故事跨类型、非均衡，强调风格差异。影片的演员都是具有票房号召力的实力明星，让观众在观影的时候开始“数星星”。这种充分放大明星效应的新举措，在“建国”系列里就取得极大成功——借助明星效应挖掘粉丝经济，集合资源优势，形成群星荟萃、百花争艳的感觉。与《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一样，《我和我的父辈》也由多个单元构成，包括《乘风》《诗》《鸭先知》《少年行》四个段落。多个单元的呈现方式，显现出这一系列电影的结构特点。影片生动地讲述了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这几个不同历史时期，父辈们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观众对人物命运、故事情节的感受，代替了对意识形态的辨识，电影有效地完成了缝合策略”，意识形态隐身于人物的日常生活背后。影片以情感认同为切入点，在一个个时代故事里，在对先辈的“回忆”中，观众逐渐从情感认同到认知认同，最终达到行为认同。
主旋律电影以宏大叙事建构着国人的国族认同与家国情怀，却面临着市场表现欠佳的窘境。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市场化的不断发展，新主流电影在主旋律电影发展的基础上一步步传承、突破与创新，巧妙地利用电影特有的意识形态隐身术，“发挥其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效能，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传播的有力武器。新主流电影对于把握意识形态的主动权和话语权、捍卫意识形态领域的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我和我的……》系列电影的成功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已经上映的三部影片，在影片命名、结构方式、主题表达以及意识形态的表现策略上，呈现出明显的系列电影的特点。通过将平民视角置换英雄史诗，《我和我的……》系列电影完成了类型叙事和文化价值完美融合，并在新老导演代际碰撞之下，形成一种对话，展现出资源合力下的争奇斗艳，适应了当下新媒体环境下电影工业化发展之路，也为新主流电影表述、阐释和弘扬主流意识形态之路做了有效的探索，期待类似这样的精品电影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