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建文
1967年3月，我出生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曲堤村。受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就喜欢写写画画。同时，我对文物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童年时，曾用小人书和小伙伴换他父亲取土挖出的带有铭文的银耳环。在平山中学读初中时，经美术老师推荐，参加了平山县文化馆举办的美术训练班。初中毕业后，还去保定的河北省工艺美术学校进修过两个半月。1984年3月，经平山县文化馆老师推荐，我来到石家庄。那天是我17岁生日的第二天。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参加了张家口考古队的素描考试，顺利通过，随后步入文博行业。
张家口考古队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共同组建。当时，考古发掘工作已经结束，室内整理正在进行。我的主要任务是绘制蔚县三关、庄窠、筛子绫罗等遗址出土的器物。
在吉林大学陈雍、张文军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孔哲生三位老师的指导下，我学习考古绘图技术，很快便掌握了器物图的原理和绘制方法。陈雍老师见我业余时间还坚持练习毛笔字，就和我说：“回头给你介绍一位老师。”他告诉我，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张守中老师是邓散木先生的弟子，书法很好。
从那时起，张守中老师的名字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对跟他学习书法的事儿充满了期待。
1984年12月初，张守中老师来到了我们考古队在高柱村租住的大院。他先是和孔哲生、陈雍、张文军三位老师了解情况，查看器物架上那些需要绘图的器物和数量。临走前，他来到绘图室，看了我绘的器物图，提了一些意见。他走后我才知道，他当时任技术室主任，刚承担了蔚县考古发掘报告插图的绘制和学员培养任务。
很快，他就来到我们考古队租住的大院办公了。当时的绘图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他把桌椅板凳和绘图用具归置好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毛笔在宣纸上题写了“蔚县考古发掘报告绘图室”，然后，用图钉摁在了西墙上。那是我第一次看张老师写字，笔墨饱满，点画厚重，字形古朴，透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气息，深深打动了我。我对张老师顿生崇敬之情。
参加工作前，我一直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书法。刚出来工作，我单身一人，晚上有大量的时间练字。当时我临写《曹全碑》，张老师看到我在厚厚一摞废报纸上写的字非常高兴，就和我聊起了书法，给我讲《曹全碑》的艺术特点，并当场示范。同时建议我改临《史晨碑》。从那以后，他在传授考古绘图技术的同时，开始教我书法。
他要求我一年就临写一种古代碑帖。每天也不用多写，用心临写32个字就可以。每一周就重复临写同样的32个字，周末挑选一张交作业。他说，当年邓散木先生就是这么要求他的。
慢慢地我意识到，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方法。这样临写，与把整通碑文临写完毕再从头开始相比，周期缩短。第一遍临写中出现的问题，下一遍临写时还有印象，就会特别注意，容易纠正。这32个字一周内连续写上六七遍，会一遍比一遍好，进步也快。
张老师每次都会认真批改作业。他会用红笔把写得好的字圈起来，不好的字标出来，把存在的问题当面告诉我。开始那两年，他还帮我把作业装订成册，并在封皮上题字。有时，也会在最后的空白处写上几句激励我的话。
他曾当面示范，给我选临过《史晨碑》《乙瑛碑》和《九成宫碑》，也为我通篇临写过《乙瑛碑》《张迁碑》和《说文解字建首》，供我临写时参考。
张老师对我非常有耐心，总是认真地回答我提出的问题，遇到我听不明白的，就马上动手示范。因为工作需要，平时办公桌上就备有毛笔和砚台，所以很方便。有时，宣纸不在案头，他就在稿纸的背面为我示范。
他要求我出差时也要带着笔墨纸砚。有一次，他带我去北京出差，我俩住在一个房间，我们白天出去办事，晚上回来练字。出差带文房四宝的习惯我坚持了多年。即使在野外做紧张的考古发掘，我也都带着它们。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获鹿县(今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市)参加高庄汉墓发掘，在临漳县参加魏晋墓葬发掘。当时，中午或晚上有空的时候就临写《十三行》和《黄庭经》。最近，我看到张老师20世纪70年代去黑龙江参加会议期间临写的一本《兰亭序》时，我才知道，当年张老师也是那么做的。
张老师做事严谨，但并不古板。记得1985年冬天，平山县文化馆通知我参加迎春书画展览。以往我参展的都是美术作品。张老师知道后鼓励我这次写一幅书法作品参展。我有些胆怯。他见状笑了，马上为我写了一幅，并用我的名字落款。然后笑着说：“刚开始走路我先扶你一把，你照着我的认真临写一张就行。”
我的书法作品参展了，这件事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从那时起，我对书法的兴趣也更浓了。我对古文字临摹的了解也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最早是看张老师临摹的侯马盟书和定县汉简，才开始关注和了解古文字临摹的。有一天，张老师和我讲他临摹定县汉简的事儿，说着，他领我去三楼何直刚先生办公室。当时，何先生正在整理定县汉简。他打开盒子让我看里面的竹简原件。猛地一看，我大吃一惊，原以为汉简上的字迹很清楚，没想到竹简被盗墓贼火烧后已经碳化成黑色。黑色墨迹在黑色的竹简上，如果没有好的光源和合适的角度，那些简文很难看清楚。我脑海中切换着竹简实物与摹本对比的画面，觉得张老师的摹本简直就是化腐朽为神奇，太了不起了。
在张老师的严格要求和悉心指导下，那几年我进步很快。考古绘图很快就达到了考古发掘报告出版的要求，在书法上也有很大地提高，还了解了不少历史、考古等方面的知识，开阔了眼界。
随着学习的深入，我也慢慢了解到，作为一名优秀的考古绘图人员，除了要有扎实的美术功底，也应该掌握一些古文字知识，把书法学好，以便能够胜任未来的工作需要。因为你不知道在考古发掘工作中会有什么样的文物出土。遇到古代壁画出土，那就需要做壁画临摹；
遇到简牍或铜器铭文，就需要做古文字的临摹。所以，平时就应该加强训练，作好各方面的准备。
后来，又有其他考古队派来了两名学员和我一起学习。张老师非常用心，除了传授技术，还培养我们对文物的感情。他曾利用周日休息时间，骑自行车带领我们去正定隆兴寺参观，中午还叫上我们赶到市郊其岳父家吃饺子。他也曾和我骑着自行车去藁城台西遗址参观学习，一天内往返，单程约30公里。那时，几位同事正在台西遗址搞考古发掘，他领我去是让我体验工地的工作和生活。现在回想，我那年还不到20岁，骑车子回来感到特别累，而张老师已经过50岁了，他的疲惫可想而知。
我跟张老师学习书法也有过困惑，觉得一直在临写古人的碑帖、简牍，不知道怎么才能去创新。就此我也去请教过张老师。他总是笑着说：“学书法不能着急，就得多下功夫练，功到自然成。”他还说，“好多事情都是水到渠成，要顺其自然”。于是，我也就不再纠结这件事了，一如既往地练习和观摩，去体会和感受古人书写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并调整自己。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我的字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有了新意。我很惊喜，也很忐忑，当我拿着新写的字向张老师请教时，他说：“挺好，字里有弘一大师的味道，你就这么写下去。”
在2012年河北大学举办的书法展上，有人问我：“字是怎么写成这样的？”我觉得，这种变化不能强求，也强求不来，只能下功夫苦练和体会，它会在你不经意间悄悄出现。这种变化不仅是字形表面上的，而是字的内涵在升华——它注入了书写者的精神、气质，是书写者性情的真实流露。人们所说的“字如其人”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临习碑帖，研究古人留下来的优秀作品，吸收其精髓，有机地融入自己的书法创作当中来，作品就能打动人。邓散木先生在晚年，每天早晨都还要临习两三个小时的碑帖，他想必对此也是深有体会的。
张老师为人宽厚，和他打过交道的人没有一个不说他好的。他在山西工作过21年，和领导、同事、学生关系也都很融洽。调回河北工作后，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借助这样的因缘，我曾吃过他的老同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摄影师王传勋先生亲手做的刀削面。1985年，我和同事雷金铭先生去太原出差。离开山西时，王传勋先生特意送我们去火车站，并为我们拍照留念。1987年，我第一次独自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出差。张老师给他山西的学生刘永生(时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捎信儿，让他多关照我。
1985年元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山西省博物馆在侯马考古工作站举办考古绘图培训班，特意邀请张老师去授课，也才有了我们河北几个学员去参加学习的机会。一个月的学习，我们收获都非常大。
张老师非常尊重他的老师。2004年春节，他曾专程去北京看望其师母——邓散木先生的夫人张建权老人。在这之前，20世纪80年代张老师和我去北京出差时，他曾两次带我去看望她，问寒问暖。他也曾带我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看望他的考古绘图老师张孝光先生。
20世纪60年代，张老师跟从张孝光先生学习考古绘图。张孝光先生比张老师年长两岁，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主任。考古人都熟悉的那本《考古工作手册》中的考古绘图章节，主要是他负责完成的。
1987年春天，张孝光先生来河北出差。张老师带着我一起陪同孝光先生前往赵县参观赵州桥和陀罗尼经幢。
1995年初，我主动要求做磁县湾漳北朝大墓壁画的临摹工作。当时，谢飞所长说：“你先对着壁画临摹一张。我们从北京请专家来看。如果专家说可以的话，那么以后你就可以专门从事壁画临摹工作了。”
我试着临摹了一幅。领导从北京请来了张孝光先生。他对我的摹本给予肯定，也提出了应该注意的问题。可能就是那一次，张老师写字赠张孝光先生，或许写了不止一张。前几年，张老师也特意送给了我一张做纪念。
从1984年初冬到2000年的春天，我和张老师大都在一间办公室工作，同时我们住在同一个大院的同一栋楼。所以他退休后我们还会时常见面。有时在院子里遇见，有时在菜市场遇见。当然，我也时常去张老师家看望或请教问题。两三年前，他腿脚还好，也到我住的六楼串门。我们情同一家人。
我跟张老师学习时只有17岁。当时，我觉得自己早就是大人了。现在回过头来看，17岁时还只是一个孩子，还不太懂事儿。尤其是我一直比较单纯，想啥就说啥。所以，没少挨老师的批评。记得有一次，我在张老师家因为工作上的一件事儿发了几句牢骚，他狠狠地批评了我。第二天我又去他家，一进门他就笑着说：“昨天你走了，你师母说我说话太重，像说自己的孩子似的，担心你不高兴。”
具体说的什么事情，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我当时确实没有因为受到批评而生怨恨。因为我知道，他之所以说话重，是他为我不明白道理而急的。
有时，张老师给别人写字的时候，也给我写一张。张老师写字一般不叠格，他在裁好的纸前上下左右看看，构思一下，然后一挥而就。有一次，他用秦隶笔意书写一副对联，一行下来还差一个字。我心里想，这张可能就得作废了。他看了看，没有说话，把纸抻下来低下头继续写。他把上联最后一字和下联第一个字合在了一起，把下联的第二、三字合在了一起。然后再落款：“合文在篆书中常有而在隶书中所无，然秦隶殊之。”这个问题就这么顺利解决了。随后他把字赠给了我。
我在看书读报时看到喜欢的词句，有时也会趁着张老师写字的时候，请他帮忙书写。比如，“人生能有几次搏”“从来好事天生险，自古瓜儿苦后甜”和“天长落日远，意重泰山轻”等等。
当然，他也会主动写字送我。有的是写给我欣赏的，有的是鼓励我的，也有的是用来警示我的。有段时间我对工作现状不大满意，和他念叨过，也争辩过。他便写了“戒骄戒躁，奋发图强”八字，上款题“西曲堤郝氏珍藏”送我。他也曾在我生日那天，写了“装知识的碗就要像神话中的宝碗一样永远也装不满”，并落款写日期，赠我收藏。这个内容的字张老师还送过我一幅。我觉得他是想让我永远记住学无止境，不能自满，一辈子都要学习。1996年9月，我去中央美院进修前，他写了贝多芬名言“扼住命运的喉咙”赠我，是提醒我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张老师于我，不止是能力、业务上的指导、帮助和提携，我的工作问题也是在张老师的帮助下解决的。
1984年我刚参加工作时是临时工，一年后转为合同工。工作后我才知道我们这个科研单位是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我身边的同事大都是来自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河北大学等高校。而我仅仅是一个初中生，并且又不正式在编。我感到挺有压力。在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我便在石家庄市九中报名参加了为期两年半的高中文化课学习班，为考美术院校作准备。
1986年春天，我正在学习青铜器的绘制方法。有一天，我正绘制中山王墓出土的筒形器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带着两个人进来找张老师。我的办公桌在张老师的前面，一看这情况，我赶紧让座，起身出去了。
我走到办公室窗外，边晒太阳，边等着他们啥时候离开办公室。他们谈话的声音时而大时而小，有时还有笑声。
后来，我看到张老师把那三个人送走了，便马上回了办公室。刚坐下，还没有画几笔，张老师就和我说：“刚才来的是文化厅赵德润副厅长和人事处的处长。他们来单位办事儿，顺便到我这儿坐了一会儿。”接着他说：“刚才赵厅长坐在你的椅子上，看到你画的图，说这图画得挺好啊。我说，是啊，画得是好，但这人咱们不一定能留住。赵厅长问我为什么，我说咱们不能给他转正的话，他可能就考学走了。赵厅长马上转身问坐在沙发上的处长：这么好的人才咱们不能给他转正？处长说可以转。”
张老师说的这件事儿，让我激动了好一阵子，但能不能办成我并不知道。
对绘图的学习在张老师的安排下紧张有序地进行着，不知不觉就到了年底。有一天办公室的梁扉(后任河北省文旅厅二级巡视员)给单位打来电话，告诉我哪里也不要去，就在办公室等他。
快下班时，他才急匆匆地拿着同意转正的文件走了进来，催我赶紧回老家办相关手续。我晚饭也没来得及吃，就骑自行车连夜回了平山。
就这样，我的工作问题解决了。
张老师还是我和爱人的介绍人，是我们的红娘。
1990年初冬我们结婚时，张老师送了一幅他书写的、由孟凡峰先生撰联的书法作品。因为是贺喜之作，自然是赞美之词。这幅字在我们家挂了好几年。
1988年，我考上了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夜大学)，边工作边学习。我成家前，主要从事室内考古绘图工作，田野工作相对较少，仅参加过大秦铁路的考古调查和磁县湾漳大墓壁画的揭取工作，时间比较短，大约都是一个多月的时间。随着国家基本建设发展，从1991年开始，田野考古成了我的主战场。我的第一项工作便是定州北庄子商代墓群的调查、钻探和发掘，前后用了半年多的时间。
当时，我们小两口就在单位大院一间小平房居住。当我和大家从单位坐车出发时，爱人站在门口伤心地哭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幕恰好被张老师看到了，他和师母一起到我家给我爱人做工作。后来，单位领导去我们考古工地时，他又让领导捎信给我，安慰我，让我不要惦记家里。
此后，我先后参加了石太高速公路南良都元代王顺墓地、后太保史天泽家族墓地的考古钻探和发掘，获鹿县高庄汉墓考古发掘，京深高速临漳县义城魏晋墓群考古发掘，曲阳县五代王处直墓壁画临摹等工作。这些项目少则两个月，多则半年。我爱人都能理解和支持我。我也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还获过省文化厅的嘉奖。
1995年张老师退休，按照单位当时的政策又被返聘。谢飞所长看到张老师在古文字工具书编撰方面成绩卓著，让他为单位培养年轻人。1998年夏天，张老师开始教我和一位同事学习古文字工具书的编撰。
之前，张老师给我讲过编撰古文字工具书的方法。我知道这项工作大致可分为八步：统计简文数量、抄录简文、编制简文索引、编排单字顺序、摘选典型字例、撰写字编初稿、请专家审稿解疑和编撰定稿。其中挑选典型字例最为较劲。一个单字或许有几十种甚至上百种字形，首先需要将这些字形分类挑选，字形基本相同的合并。这一步全凭编撰者的记忆来完成。
我目睹过张老师编撰《睡虎地秦简文字编》《包山楚简文字编》等书的整个过程。印象最深的是《包山楚简文字编》的编撰，考古发掘报告中的图片印刷的不够清晰，简文字形也小，增加了临摹难度。他用铁丝加工放大镜架子，把架子放在书上面，上置放大镜。然后挤着一只眼，用另一只眼凑上去仔细地观摩简文，观察它的每一笔每一画，之后再细心摹写。
这次《郭店楚简文字编》的编撰学习，我从编撰古文字工具书的旁观者，成了实践者。从开始编撰到出版用了两年时间。编撰过程新鲜而又艰辛，有苦有乐，学习的收获很大。在工作过程中，他特意书写叶帅的著名诗作《攻关》送我：“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2000年春天，我们去文物出版社送交《郭店楚简文字编》书稿后，在北京的公交车上，张老师问我：“咱们把书稿交了，你说我回去了还上不上班？”我觉得他可干的事儿很多，不一定继续在单位上班。另外，我曾听到有的年轻人对一些老同志被返聘有微词。因而便说：“退了吧，别上班了。”他笑着说：“你是我问的第四个人。前面两个说不能退，退了好多东西就没了。另一个让我退休。”
他没有再说什么。等这本书出版后，张老师便不再去单位上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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