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琛
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大国并不能完全掌握特定地区或特定领域的主导权，亦或大国之间在某一问题、议程上存在分歧和矛盾，这就给予中等强国开展外交的机会与空间，在一些区域性问题和专业议程上，中等强国能够取得优势甚至是主导权。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理论的发展，学术界关于中等强国的概念和外交行为的阐述不断更新与发展，近年来关于中等强国身份的研究越来越多国外学者对中等强国的研究十分广泛，主要成果可参见以下研究：Adam Chapnick, “The Middle Power”, , Vol.7, No.2,1999, pp.73-82; Adam Chapnick, : ,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ombia Press, 2005; Andrew F. Cooper, Richard A. Higgott and Kim Richard Nossal, : ,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93; Janis van der Westhuizen, “Class Compromise as Middle Power Activism: Comparing South Africa and Brazil”, , Vol.48, No.1, 2013, pp.80-100；
Johnathan H. Ping, : , , ,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2005; Andrew Hurrell,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Role of Intermediate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Andrew Hurrell ed., : , Working Paper, No.244, Latin American Program，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2000. 国内以丁工、戴维来等学者为代表，对中等强国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参见丁工：《中等强国与中国周边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7期；
丁工：《从全球治理视角透析中等强国合作体的意义与前景》，《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3期；
戴维来：《中等强国崛起与国际关系的新变局》，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等等。。中等强国对自身和国际社会的认知很大程度影响到其外交行为方式，因此对中等强国身份认知(Identity Cognition)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其外交行为关于中等强国身份认知的研究参见以下研究：Thomas S. Wilkins, “Defining Middle Powers through IR Theory: Three Images”, in Tanguy Struye de Swielande, Dorothée Vandamme, David Walton and Thomas Wilkins eds., : ,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pp.45-61; Eduard Jordaan， “The Concept of a Middle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stinguishing between Emerging and Traditional Middle Powers”, , Vol.30, Issue 1, 2003, pp.165-181.。现有有关中等强国身份认知的研究，大多是从单一身份认知视角展开，并未将身份认知作为自变量，对中等强国外交行为展开深入分析。从国际关系的现实来看，中等强国的身份认知往往具有多重性质，特别是中等强国作为区域性大国，在全球范围内是以中等强国身份来展开行动，这就形成了中等强国的双重身份认知，而反映在外交行为上就是在区域和全球实施不同的外交策略。尤其是近年来，一些新兴中等强国对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的贡献日益增长，并在国际社会越来越活跃，战略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关于新兴中等强国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
现有研究一般将印尼定义为新兴中等强国，其由此也就具有中等强国的双重身份认知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将印尼纳入中等强国进行研究，而非单纯地将印尼作为区域性大国进行分析，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可参见：Mo Jongryn ed., , , : 20’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Tanguy Struye de Swielande, Dorothée Vandamme, David Walton, and Thomas Wilkins eds., ,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毕世鸿、屈婕：《“印太”视阈下印度尼西亚外交内在逻辑探析——基于“中等强国”行为模式的视角》，《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0年第6期。。作为东南亚的区域性大国，印尼是东南亚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基石，在东南亚地区秩序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印尼地处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交汇处，能够较好地借助地缘优势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此外，作为一个拥有2亿多人的人口大国，印尼自独立开始就一直谋求在国际场合发挥重要作用。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印尼在地区和全球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印尼自身的发展使其逐渐成为“具有全球利益和视野的地区大国”Amitav Acharya, : ,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5, p.2.。从印尼与中国的关系来看，近几年两国互动较为频繁，特别是在海洋、高铁等方面的双边合作达到了一定高度，而印尼的外交会对中国—印尼双边关系及中国的利益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无论是政策研究还是学术研究都对印尼较为关注，其中印尼的外交是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鉴于此，笔者将综合现有研究及国际关系的相关理论方法，从双重身份认知的视角出发，构建中等强国双重身份认知与外交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此为基础对印尼中等强国的双重身份认知进行阐述，并剖析其外交行为逻辑，从而探求印尼中等强国外交的特征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冷战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印尼等新兴中等强国的综合实力得到快速、稳定的提升，在国际社会越来越活跃，主动参与区域热点问题、全球治理等相关国际事务，为自身谋求更为广泛的利益和影响力。如前文所述，中等强国具有多重身份认知，但影响中等强国外交的主要涉及两个身份认知，即区域性大国的身份认知与全球层面的中等强国身份认知，这构成了中等强国在不同身份认知下的利益判断，从而在区域和全球两个层面展现出具有中等强国特征的外交行为。
(一)中等强国的双重身份认知与外交选择
身份认知是目前研究国家行为逻辑的一个重要变量，所谓“在其位谋其政”，一个国家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行为逻辑，在不同的身份认知下，国家有着不同的利益认知，并在维护或扩展国家利益的动机驱使下，采取相应的行为，进一步实现其政策目标，从而构成了在不同身份认知下国家的行为逻辑。中等强国在不同的环境下具有不同的身份认知，但主要有两个最为关键的身份认知，即区域身份与全球身份。中等强国根据身份认知，对自身利益进行判断，并实施一系列维护或扩展自身利益的战略和政策，形成相应的对外行为，最终构成中等强国的身份认知与外交行为的内在逻辑。
从区域层面来看，中等强国在其所在区域一般被认为是区域性大国，因此其通常会采取区域主义的外交战略，在区域内多边场合获取外交空间。当下国际体系演变越来越趋向于“去中心化”和“区域化”，“大国将在更加区域化的国际秩序中互动”，“区域性强国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在区域层次上，中等强国的区域性大国身份将越来越凸显。中等强国在区域内的利益主要是构筑有利于自身的区域秩序，维护其在区域范围内的主导地位，因此在区域范围内其外交行为更为重视区域秩序的构建和维护，譬如澳大利亚对南太平洋地区安全秩序的构建和维护。
从全球层面来看，中等强国的实力难以与全球性大国身份相匹配，其身份认知自然归入中等强国的身份行列，但中等强国可能在一些国际问题、地缘政治上扮演关键性的角色，甚至在关键时刻对大国造成一定的影响See Joshua B. Spero, : , , , London and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Ltd., 2019.。冷战后，全球化和国际机制的发展给予中等强国更多的外交选择，而中等强国在国际社会中也是国际规范的参与者和推广者，通过各种国际机制谋求自身的安全和发展。中等强国无力与大国全面争夺权力和全球战略空间，但在非传统安全、热点问题、宗教文化等专业性功能较强的议程上具有相关的利益关切以及一定程度的专业功能优势，因而在国际关系中也能够发挥自身的优势，使外交战略“专业化”，奉行“利基外交”(Niche Diplomacy)，采取灵活的外交战略来为自身的安全与发展谋求战略空间，适时地扩展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利基外交”这一概念由澳大利亚前外长埃文斯(Gareth Evans)等人提出，也有学者将“利基外交”译为“专长外交”，主要指中小国家根据自我的身份认知、对国际环境的判断，在所处区域和全球范围内发挥外交自主性，展开具有自身特性的外交行为。“利基外交”是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小国家外交研究的一项重要理论成果，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小国家外交的主动性。主要研究成果可参见：Andrew F. Cooper, “Niche Diplomacy: A Conceptual Overview”, in Andrew F. Cooper ed., : , London: Macmillan, 1997; Nicolas Fromm, : ’ ,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8; Busola Eniola Tunde, , Master Dissertation, Leiden University, 2020; Brendan M. Howe, ,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2021; 王琛：《冷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利基外交”》，《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4期。。
(二)印尼的双重身份认知
进入21世纪以来，印尼经济稳定增长，国内民主政治也稳健发展，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中等强国。正如印尼前总统苏西洛(Susilo Yudhoyono)所说的，印尼“国内事务的进步发展促使印尼在地区和世界国际舞台上能够发挥作用”Amitav Acharya, : ,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5, p.19.。2014年佐科(Joko Widodo)成为印尼新一届总统，上台后提出将印尼建设成为海洋强国和“全球海洋支点”，希望印尼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佐科提出的‘全球海洋支点’的战略举措将促进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互联互通，从而将印尼定位为促进印度—太平洋地区稳定的关键国家。”Leonard C. Sebastian & Emirza Adi Syailendra, “Jokowi’s ‘Look West’ Foreign Policy: Expanding Indonesia’s Sphere of Influence?”, , No.207, October 21, 2014, p.2.虽然印尼的经济稳定发展，但印尼的实力和影响力远远没达到大国的标准，尤其是较之世界主要大国，印尼的整体军事实力比较低。冷战后，印尼的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一直保持着低于1%的水平Leonard C. Sebastian & Emirza Adi Syailendra, “Jokowi’s ‘Look West’ Foreign Policy: Expanding Indonesia’s Sphere of Influence?”, , No.207, October 21, 2014, p.2.。即便相较于其他东南亚国家，这一比重也属较低。印尼虽然拥有较好的地理位置，但领土范围与形态、人口素质等因素也使其发展受到限制。2013年，印尼加入中等强国合作体(MIKTA)，明确承认自身为中等强国。
可见，印尼具有中等强国的双重身份认知，对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定位较为明确。从区域层面来看，印尼作为区域性大国，在区域秩序的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区域组织——东盟，为印尼提供了重要的外交平台，正如研究印尼外交政策的学者德薇·安瓦尔(Dewi Fortuna Anwar)指出的，东盟有助于印尼履行六大政治职能，即维护印尼的国际信誉、协助维持区域和谐、为国家安全提供缓冲、建立一个更自治的区域秩序、作为国际谈判的工具、提高雅加达的国际地位Dewi Fortuna Anwar, : , Singapore: ISEAS, 1994, pp. 295-296.。东盟为印尼提供了实现区域稳定的机会，“这有助于区域和谐，有助于建立一个稳定和平的环境，并尽可能不受外部压力的影响。这反过来又产生了一种必然的效果，使印尼的决策者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发展等国内问题上”。而从全球层面来看，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印尼无论是经济、军事等硬实力，还是文化、政治影响力等软实力，都远远达不到全球性大国的标准，但其人口规模、经济潜力、区域影响力等方面远远超过邻国和诸多小国，根据目前的研究与印尼的自我身份认知，其可以纳入新兴中等强国行列。
综上所述，印尼在区域层面上具有东南亚区域性大国的身份认知，而在全球层面上属于新兴中等强国行列，具有显著的中等强国身份认知。在这种双重身份认知下，印尼在东南亚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形成不同的利益判断，从而展现出不同的外交行为，接下来笔者将从双重身份认知的视角出发，对印尼的中等强国外交展开详细的探讨。
(一)区域性大国身份：印尼与东南亚区域秩序
在特定区域，中等强国往往也是区域性大国，在地区事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地区主义是一个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它使其能够避免遭受大国对其主权和自主权的干预。地区主义也被第三世界国家当做是实现共同经济和政治互信的方法。”因此，从区域性大国的身份参与区域秩序建构，维护稳定的区域秩序，不仅有利于自身的发展，更有助于在区域内实施自身的外交战略，获得更多的外交主动权。在这方面，印尼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印尼在各个时期都十分重视东南亚的区域秩序建设，特别是在东盟成立之后，依托东盟来开展外交，并且以东盟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在东盟成立的初期，印尼用积极履行东盟宗旨以及改革国内经济政治制度等行动，在东盟的发展方向与特质上打上了印尼的烙印。”Rodolfo C. Severino, “Indonesia’s Leadership Role in ASEAN”, in Thang D. Nguyen and Frank Jürgen Richter eds., : , , , Singapore: Times Editions, 2003, p.184.冷战结束后，为了自身的发展，印尼需要继续营造良好的区域秩序，于是在东盟推动建立东盟安全共同体，以构建东南亚地区安全秩序，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在2003年8月举行的庆祝东盟成立36周年纪念大会上，印尼总统梅加瓦蒂(Megawati Soekarno putri)提议构建东盟共同体，认为‘东盟不能单靠经济跛足前行，而忽视政治和安全’。在2004年第9次东盟峰会上，印尼又提出细化构建ASC的方案，同年在雅加达举行的东盟部长会议上，其呈现了详细的构建方案。”Dewi Fortuna Anwar, : , , , Jakarta: The Habibie Center(THC), 2005, p.132.“东盟政治与安全共同体”最终于2015年建成，成为东盟国家寻求政治安全合作的一个重要多边区域安全机制。
印尼在加强东盟安全合作的同时，积极推动东南亚区域经济合作。20世纪90年代初，“印尼与其他五个东盟创始国支持通过《东盟自贸协定》(AFTA)，并且开始落实《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Lili Yan Ing, Meri Elka Pangestu and Sjamsu Raharoga, “Managing Indonesia’s Trade Policy: How to Remove the Agenda?”, in Anwar Nasution ed., : 1997,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238.。与此同时，经过印尼的努力及多方协调，东盟得以扩大，印尼和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经济也获得了较为快速的发展。此外，“印尼在东盟的基础之上，为促进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发挥了主导作用”Pattharapong Rattanasevee, “Leadership in ASEAN: The Role of Indonesia Reconsidered”, , Vol.22, No.2, 2014, p.116.。苏哈托时期印尼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其凭借自身的实力，成为东盟内部公认的领导者。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998年苏哈托政权垮台，印尼经济遭到重创，国内政治也进入混乱时期，印尼的关注点因而转向国内问题，导致在哈比比和瓦希德时期“外交政策失去重心和动力，对东盟的领导力也直线下滑”Amitav Acharya, “Is There a Lack of Focus in Indonesia’s Foreign Policy”, , October 2, 2000.。梅加瓦蒂时期，虽然印尼“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有所恢复，倡导建立“东盟安全共同体”，但是国内政治经济并未完全恢复正常，因此关注的重心仍然放在国内事务上。从2004年苏西洛上台，再到2014年佐科组阁，印尼国内民主政治制度趋于稳定，经济逐渐恢复并快速发展，成为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印尼也“重新”成为东盟的核心，其“扮演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东盟未来的发展”Amitav Acharya, : ,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5, p.57.。在恢复东盟领导者的地位后，印尼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也紧紧围绕着推动东盟发展、促进东盟共同体构建、积极参与东盟的各项议程而展开。
印尼凭借在东盟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为维护东南亚地区和平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03年，在印尼的领导和倡议下各国签署了《东盟第二协约宣言》()，以进一步深化合作，将东盟打造成“东盟共同体”。2011年印尼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时，时任印尼外长纳塔莱加瓦(Marty Natalegawa)表示：“印尼将继续致力于建设一个强大的东盟。因为一个强大且各方面表现突出的东盟……也符合印尼极其重要的国家利益。”Lina Alexandra, “Indonesia Emerging”, , August 11, 2011, https://thediplomat.com/2011/08/indonesia-emerging/佐科上台后，虽然与前任总统的外交政策有不同之处，但东盟这个外交平台，依旧是佐科政府领导下的印尼外交政策的“基石”Felix Heiduk,“ Finding Regionalism in Jokowi’s Foreign Policy”, , May 3, 2016， https://thediplomat.com/2016/05/finding-regionalism-in-jokowis-foreign-policy/。2015年，印尼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积极推动东盟的发展，包括精简地区性组织举办的会议、加强由印尼主导的东盟和平与和解研究所(AIPR)的研究能力、举办由东盟主导的东亚峰会等。根据印尼外交部《2015—2019年战略规划》，加强印尼在东盟的领导地位仍然是战略目标之一，加强由东盟主导的经济合作，诸如建设东盟经济共同体、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都符合印尼的利益。
印尼确立自身在东盟的领导地位的同时，还以东盟为平台积极开展外交。印尼热衷于参与由东盟主导的外交平台，例如东盟地区论坛(ARF)、东盟与中日韩“10+3”机制、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东盟防长扩大会议(ADMM+)等。印尼借助这些地区合作平台机制为自身构建了良好的地区环境，保障了其国家利益的实现，并很好地维护了区域秩序。此外，印尼作为东盟成员国，不仅与区域外国家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新西兰和韩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Vibhanshu Sherkhar, ’ : , New Delhi: Indian Council of World Affairs, 2014, p.91.，还与这些国家建立了由东盟主导的RCEP。这些举措既促进了区域经济合作，也促进了印尼的经济发展。在这些区域合作平台机制的基础上，印尼还积极向外“推销”东盟规范，以期构建包括东南亚和东北亚等更广泛范围的地区规范，“在构建开放、透明、包容的区域框架以及在与区域外国家的关系及其合作中，把东盟作为主要驱动者并保证东盟的中心地位和积极作用”。因此，在东南亚出现区域问题并扩散成为全球问题时，印尼的区域性大国身份认知就凸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印尼的外交目标就是防范区域问题持续扩散而引起域外势力的过多干预，影响东南亚地区的稳定以及印尼的区域地位。如在缅甸问题上，印尼的政策立场是希望通过东盟采取相应的干预策略，保持东盟在区域问题上的中心地位。正如印尼现任外长蕾特诺(Retno Marsudi)所说的，印尼“相信东盟是帮助缅甸应对这一微妙局势的最有效机制。印尼将继续努力，为缅甸人民找到最佳解决方案，为维护地区稳定、安全与和平做出贡献”Sebastian Strangio, “Indonesia Leading ASEAN Push on Myanmar Coup”, , February 18, 2021, https://thediplomat.com/2021/02/indonesia-leading-asean-push-on-myanmar-coup/。与此同时，当域外问题对东南亚地区造成影响时，印尼做出的反应也是从区域性大国身份认知出发，防止域外势力影响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近期，由美英澳组成的三边联盟(AUKUS)对东南亚造成了一系列的影响，而印尼对此反应较为激烈，“印尼明确反对南部与其一水之隔的澳大利亚拥有核潜艇，认为这会对印尼国土安全造成直接威胁，同时可能会引发东南亚地区的核扩散，对《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构成挑战”。
作为区域性大国，印尼在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平台上寻找到了外交机遇，也为自身打下一片“根据地”，即通过东盟建立起的区域秩序，成为印尼与东南亚其他中小国家开展外交的基石，印尼也因此成为东盟和东南亚区域秩序的“领导者”和“稳定剂”。然而，印尼的另一重身份，即从全球层面来看，印尼的中等强国身份促使其外交不仅仅局限于采用区域主义的方式来维护本国利益，还需要更大的外交空间来拓展国家利益，因此在全球范围和其他外交领域，印尼发挥自身“专长”开展外交，以获取更多的外交空间。
(二)全球中等强国身份：印尼的中等强国“利基外交”
随着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国内的政治经济稳定发展，印尼成为名副其实的区域性大国，在获得东南亚地区核心地位的同时，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国际热点问题、多边外交场合树立起了良好的国际形象，逐渐形成自身的“全球角色”。正如印尼前总统苏西洛所说：“印尼在国际上将扮演规范的制定者、共识的构造者、和平的维护者、文化桥梁的搭建者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者。”因此，在各种国际事务中都能看到印尼的身影，印尼的外交也越来越主动。但是，在全球视阈下，作为一个新兴的中等强国，印尼参与国际事务的外交表现，基本上是将自身的外交实力运用到自己比较擅长、与自身息息相关或者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之内，譬如经济发展、宗教问题、地区议题等，从而使自己在这些领域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综合现有的研究和印尼对外政策来分析，印尼的中等强国“利基外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多边外交；
二是热点议程；
三是宗教、环境等专业性较强的问题。
首先，在多边外交场合，印尼以东南亚地区的多边机制为基础，借助自身在地区议题、全球热点问题上的优势参与到其他国际多边机制中，谋取更大的影响力，从而获得更多的外交空间和国家利益。“印尼的外交战略突出强调国际政治和多边机构在协调解决国际事务、化解国际和地区冲突中的作用，最重要的是支持联合国发挥功能和作用。”在联合国，印尼积极推动安理会改革和推动国际联合国多边机制改革进程。并且，印尼还直接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向冲突地区派遣嘉鲁达部队(Garuda Contingent)。除了在联合国这种全球性多边组织中开展外交之外，印尼还主动发起或参加其他的多边组织或多边合作机制。印尼是1989年成立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创始成员国之一，1994年在印尼举办的APEC峰会达成了旨在减少贸易投资壁垒的“茂物目标”(the Bogor Goals)，对亚太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99年，印尼被邀请加入由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组成的二十国集团(G20)，而G20已然是当今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个重要机制Yulius P. Hermawan and Ahmad D. Habir, “Indonesia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reading New Territory”, in Christopher B. Roberts, Ahmad D. Habir, Leonard C. Sebastian eds., ’ , , , London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177.。印尼加入G20后，更多地参与到全球治理当中，为全球治理提出了印尼的方案和意见，这也成为“印尼外交史上的一次重要突破”Yulius P. Hermawan and Ahmad D. Habir, “Indonesia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reading New Territory”, in Christopher B. Roberts, Ahmad D. Habir, Leonard C. Sebastian eds., ’ , , , London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184.。在G20诸国中，印尼是唯一的东盟国家，因此印尼也在G20中宣传推行“东盟规范”，将地区和平与合作的经验带到更为广泛的平台并参与全球治理。加入G20也给印尼“打开一个窗口，藉着外力，理清印尼想强化国家发展所必须面临的问题。”同时，加入G20也有利于印尼的经济建设，因为“作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规范’世界经济的国际机制，G20对于印尼来说，是一个与世界对话、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的重要平台”Aris Ananta, Muljana Soekarni, Sjamsul Arifin eds., : , Singapore: ISEAS, 2011, p.14.。
印尼除了参与联合国、APEC、G20之外，还是不结盟运动(NAM)的发起者之一、七十七国集团的主要成员。冷战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不结盟运动在非传统安全上的合作越来越多。2011年，印尼举办第16届部长级不结盟运动会议及不结盟运动50周年纪念会，会议上发表了《巴厘纪念宣言》，强调NAM“致力于消除贫穷，平衡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
加强集体行动，在捍卫和促进发展中国家利益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而且，印尼还在其他国际多边机制中发挥积极作用，其外交政策也对此做出了规划，即努力提高自身在多边机制中的参与度和主动性，主动举办多边会议，提高参与效率，促进本国利益的实现；
继续推动G20在区域和全球事务中的作用，并且加强文化国际规范方面的外交，发挥印尼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贸组织、世卫组织等国际组织中的作用，以促进印尼经济的稳定增长，增强竞争力；
在环境保护、民主化、人道主义救援等方面发挥印尼的作用，营造有利于印尼的区域环境和国际环境，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此外，印尼也是MIKTA的主要成员，而“MIKTA对全球和地区问题治理的共同方法，能够将印尼纳入新兴国家群体，因而对于印尼来说，MIKTA不仅可以成为实现印尼实现自身利益的渠道，而且还能成为加强全球互联互通和对全球治理做出贡献的机制”Rizal Sukma, “MIKTA: What Does It Want?”， , October 24, 2013, https://www. thejakartapost.com/news/2013/10/24/mikta-what-does-it-want.html。印尼通过MIKTA与其他中等强国开展合作，更深层次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中，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外交平台和G20等舞台之外更符合自身身份认知的多边机制。印尼地处两洋交汇之处，不仅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也在印度洋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加上近几年印尼提出所谓“西进”政策，更加重视印度洋上的战略利益，因此印尼在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IORA)这个多边外交平台十分活跃，积极推动印尼与环印度洋国家的合作。自1995年印尼成为IORA成员国以来，虽然该组织尚未成为印尼外交的关键领域，但是“如果印尼奉行多元化的外交政策，IORA可能成为未来几年的战略平衡力量”，印尼在印度洋地区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2015年东盟共同体建成后，2015—2017年期间，印尼担任IORA轮值主席国，为印尼提供了在东南亚和印度洋两个区域扩大影响力的机会Leonard C. Sebastian & Emirza Adi Syailendra, “Jokowi’s ‘Look West’ Foreign Policy: Expanding Indonesia’s Sphere of Influence?”, , No.207, October 21, 2014, p.2.。
其次，印尼的中等强国“利基外交”往往通过一些热点问题来展开。第一是南海问题。虽然印尼与其他国家在南海没有主权争端，也长期秉持“中立”立场，但作为该区域内的利益相关方以及出于区域性大国的身份，印尼在该问题上能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可以借此“获得在区域层次上的重要外交领导地位”。随着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区域外国家进一步介入南海问题，使其成为全球热点问题，印尼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并且，印尼也担心南海问题持续升温，导致大国在该地区的竞争升级，从而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并且对东盟的团结构成威胁，使得有利于印尼的战略环境发生变化Ralf Emmers and Sarah Teo, ,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ublishing, 2018, pp.61-62.。因此，印尼在南海问题上成为积极的协调者，鼓励各方采用外交手段来解决争端。在2012年东盟外长会议上，东盟内部就南海问题出现分歧，而印尼通过外交努力促使各方达成协议，东盟最终发表声明，表示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争端，印尼“成功地维护了自身在东盟解决类似南海问题的地区冲突中的领导地位”See Ralf Emmers, “ASEAN’s Search for Neutral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 Vol.2, No.1, 2014, pp.61-77.。另外，印尼也加大了对海洋方面的投入，2014年上台的佐科政府努力将印尼打造成海洋强国。印尼对纳土纳群岛投入和开发的力度也进一步加大，以获取丰富的油气资源。随着国力的增长，印尼在南海争端问题上的影响力也将不断增强。
第二是反恐问题。印尼是深受恐怖主义威胁的国家之一，特别是在2001年“9·11”事件后，恐怖主义蔓延到世界各地，印尼多次遭受极端恐怖组织的袭击，引起民众的恐慌，因此在反恐问题上，其外交行为表现得十分积极。除了在国内进行立法、设立机构打击恐怖主义之外See Ali Muhammad, “Indonesia’s Way to Counter Terrorism 2002-2009: Lesson Learned”, , Vol.5 No.2, August 2014, pp.190-197.，印尼还依靠国际组织和多边平台与其他国家合作，不仅对在联合国的框架内的反恐合作进行了有力的支持，还与联合国反恐执行工作队(CTITF)、预防恐怖主义分支机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TPB-UNODC)以及联合国反恐委员会执行局(UNCTED)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合作。同时，印尼还借助其他方式或平台参与反恐问题的议程设置。例如，2011年与澳大利亚合作成立东南亚能力建设工作组，加强印尼在打击极端暴力犯罪利益相关者以及在反恐问题上信息共享等能力的建设。为推动反恐合作，2015年4月，印尼在棉兰举办“关于加强和管理极端暴力犯罪的能力建设和培训研讨会”，承诺全力支持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包括对其资金来源进打击。印尼通过积极的外交努力，使自己从国际合作审查组织——财务行动特别工作组的黑名单中除名。此外，印尼还与48个国家的金融情报机构开展合作，建立反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机制。由此不难看出，印尼在反恐问题上发挥外交“专长”，不仅达成了反恐合作的目标，也进一步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最后，由于自身宗教文化特征以及面临的环境问题，印尼常常在这些问题上开展“利基外交”，扩大影响力。印尼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在涉及宗教的相关问题以及中东地区的相关议程上，印尼积极开展外交，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伊斯兰合作组织(OIC)是仅次于联合国的第二大政府间组织，印尼是该组织的创始成员之一，致力于为改善伊斯兰世界的治理状况提供支持。印尼希望借助OIC实现自己的国际政治目标，提高其在伊斯兰世界的身份地位，甚至可以将自身的民主化经验推广到伊斯兰国家，推动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Amitav Acharya, “Indonesia Matters: Asia Emerging Democratic Power”, , No.146, 2018, p.106.。印尼通过宗教联系与阿拉伯世界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扩大了其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21世纪初，美国出兵阿富汗，虽然印尼政府受到国内伊斯兰团体反美运动的影响和施压，但最终还是支持美国出兵打击塔利班政权。这一举措改善了美国与印尼的关系，使印尼获得了美国价值6.577亿美元的援助，重建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崩塌的印尼经济，并且建立起双边安全对话机制，恢复了两国的军事关系Amitav Acharya, “Indonesia Matters: Asia Emerging Democratic Power”, , No.146, 2018, p.132.。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印尼也表现得十分活跃，特别是在巴勒斯坦的支持方面。2007—2008年印尼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期间，不断呼吁国际社会给予巴方独立建国的自决权，2009年又促使人权理事会特别会议对以色列占领加沙地带进行指责，2015年12月14-16日在雅加达主办了有关耶路撒冷问题的国际会议，期望推动巴以问题的解决。在印尼与巴勒斯坦的双边关系上，2008—2013年印尼启动了128个技术援助方案，培训了1338名巴勒斯坦人员。这种合作关系延长到2019年，而2016年印尼又为巴勒斯坦的警务、公务人员提供了进一步的能力建设项目。由此可见，印尼在中东问题上努力发挥自身的作用，影响了地区问题的发展方向，这也足以说明其在这些宗教和地区问题上，能够发挥自身的外交优势，取得外交上的主动权。当然，在东盟内部，印尼需要避免在民主和伊斯兰问题上调门过高，以免影响区域秩序的稳定，而在国际舞台上，印尼则高调参与伊斯兰合作组织的活动，积极打造民主国家形象，这也反映了印尼双重身份认知的特征。
此外，作为发展中国家，印尼近几年发展速度较快，环境和碳排放问题也成为印尼外交的重要事项。在涉及相关环境议程和问题时，印尼表现得十分积极，力图在国际场合发出自己的声音，以赢得国际社会在环境问题上的支持。2007年，印尼在巴厘岛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2009年，在德国匹茨堡举行的G20峰会上，苏西洛总统就气候变化问题作了发言，承诺到2020年印尼碳排放量将减少至26%。在环境问题上，印尼虽然得到国际社会的赞扬，但也受到一定的批评。2011年11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Ban Ki-moon) 访问印尼时称，印尼是“打击森林砍伐的世界领袖”。2015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上，印尼总统佐科向国际社会表达对气候变化领域的脆弱性的担忧，陈述了印尼为解决气候变化所做的承诺，以及印尼在能源、土地和森林、海洋等领域为减排所做的努力。此外，印尼还提交了一份声明，呼吁就热带森林保护问题加强国际合作。但是，基于自身的发展需要，印尼对于减排责任也有自己的考量。2013年在热带森林联盟2020(IFA 2020)举办的会议上，苏西洛总统就表示：“本着伙伴关系的精神，发达国家必须率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也要做出更多的努力来减排，这就是我所说的共同承担的责任。”
从全球层面来看，印尼的中等强国“利基外交”当然不仅仅表现在上述三个方面，还包括前文提到的近几年来印尼以伊斯兰民主国家标榜自己的民主制度，向外推动民主化运动，以及对人权问题的关注，等等。在能够发挥自身优势的议程和问题上，印尼取得了外交方面的主动权,甚至在部分问题上的主导权，拓展了国家利益和国际影响力。
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不仅对印尼在区域秩序的维护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印尼在全球开展中等强国外交来说，也是不可回避的关键性因素。作为东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印尼与中国有着密切的经贸往来，也在很多领域与中国有着共同的利益，与中国开展合作是印尼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对于中国来说，印尼是东南亚的主要经济大国并在地区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印尼和东南亚一直是中国利益和长期战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Lidya Christin Sinaga, “The Dynamics of Indonesia-China Relations in Politics, Defense-Security, and Economy in Southeast Asia: An Indonesian Perspective”, in Lidya Christin Sinaga ed., - ,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Pte, Ltd., p.13.但在双重身份认知下，印尼采取的外交战略对中国—印尼关系形成了不同的影响。作为区域性大国，印尼是东南亚的天然“领导者”，对区域秩序等区域性议题的主导权的追求是这种区域性身份认知带来的必然结果，而随着中国日益崛起，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与印尼在诸多领域不断深化合作，但在一些区域性问题上，当各自的认知或利益出现分歧，就会对中国与印尼的双边合作造成影响。与此同时，作为新兴中等强国，印尼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其外交战略表现出较强的主动性，在一些多边机制和议题上开展“利基外交”。当这种外交行为与中国发生“碰撞”时，印尼与中国也就容易产生分歧，影响双边关系的发展，进而对中国的周边外交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
(一)“大国平衡”战略对中国的影响
印尼虽然是东南亚区域性大国，但相较于中美等区域外大国来说，实力远不能及，因而在与区域外大国交往时，往往采取“平衡战略”，这也是东南亚国家普遍推崇的外交战略。从区域层面来看，印尼对中国崛起的影响力的反应，不能仅仅从双边角度来理解，还有对地区影响的考量，即印尼和其他东南亚国家显然不希望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相反，印尼更愿意让中国置身于与其他全球力量的竞争之中，明确表明了对中国的立场，提出东亚峰会不应仅限于东盟与中日韩(10+3)，还应该包括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美国和俄罗斯Lidya Christin Sinaga, “The Dynamics of Indonesia-China Relations in Politics, Defense-Security, and Economy in Southeast Asia: An Indonesian Perspective”, in Lidya Christin Sinaga ed., - ,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Pte, Ltd., p.14.。在当下中美关系以竞争为主的时期，印尼面对中美在东南亚地区的博弈，采取不选边站的“平衡战略”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策略。无论是对美国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时期的“印太战略”，还是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印尼始终保持灵活的政策与态度，以维护自身的自主性和东盟的“中心地位”。因此，在印尼与中国的相关合作中始终能看到“大国平衡”战略的影子。例如，在高铁项目上，印尼在与日本合作的同时，也表示欢迎中国的参与，印尼的高铁项目似乎变成佐科政府“两边下注，寻求利益最大化”的筹码。
这种“平衡战略”是中等强国双重身份固有的特征，作为中等强国与区域性大国的印尼在自身的实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认为自己有权根据自身的权利、利益和发展潜力等做出判断，在东南亚地区和全球层面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印尼在面对中美时会采取两边对等合作的策略，而非对单一大国形成依赖，并且防范区域内任何风险的升级，防止损害其自身利益和发展优先事项的大国战略竞争，巩固自身独特的地位”Abdul-Latif Halimi, “The Regional Implications of Indonesia’s Rise”, , April 10, 2014, https://thediplomat.com/2014/04/the-regional-implications-of-indonesias-rise/。因此，中国在与印尼来往时，会受到这种主动平衡策略的干扰，特别是在当下中美战略竞争态势下，印尼对中国崛起与中美关系的走向存在一定的担忧。印尼等地区国家面临的是中国崛起给区域战略格局带来的影响，大多数观察家觉察到中美关系存在着一种竞争动态，尽管对两国的潜在动机和目标还没有达成共识。
(二)区域与全球热点问题中的双边分歧
在区域层面上，东南亚和东盟是作为区域性大国的印尼对外关系中最为核心的领域，东南亚的稳定、安全和繁荣是印尼的核心战略利益。面对区域外大国之间在该地区的竞争，印尼首先要保障自身和东盟的自主性。因此，印尼极力主张“区域问题的区域解决方案”，并申明东南亚的安全不能通过区域国家之间或区域外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和集体防御安排来实现，而是要通过建立区域国家之间以及东盟与其区域伙伴之间的安全合作体系，如东盟与中日韩“10+3”进程和东盟区域论坛，才能实现这一地区愿景。虽然中国向印尼多次表示，尊重东盟在区域秩序建设上的中心地位和作用，但对于中国的崛起和在东南亚地区扮演的角色，印尼表现出一种喜忧参半的态度，既期待中国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也对中国今后的走向表现有所担忧。正如印尼高级外交政策顾问李泽尔·苏克玛(Rizal Sukma)所说的：“中国的崛起并不是基于‘军事威胁’，而是基于中国未来在该地区的角色和地位，以及它将如何影响该地区的安全架构。尽管中国一直致力于和平崛起，并为地区稳定与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仍是地区国家的战略挑战。因此，印尼仍然对中国将如何利用其新获得的财富和军事力量感到担忧。”Rizal Sukma, “Indonesia and the Emerging Sino-US Rivalry in Southeast Asia”, in Dr Nicholas Kitchen ed., : , London: LSE IDEAS，November 2012, https://www.lse.ac.uk/ideas/Assets/Documents/reports/LSE-IDEAS-New-Geopolitics-of-Southeast-Asia.pdf, p.43.
在全球层面上，印尼作为中等强国在某些问题上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可以开展符合自身特色的“利基外交”，因此其在一些热点问题上的政策态度会对中国产生一定的影响。近几年来，西方国家企图炮制所谓的新疆维吾尔族相关问题，对中国内政指手画脚。印尼作为信仰伊斯兰教人口最多的国家，虽然并未借此干涉中国内政。但这并不代表印尼不关注这一问题。有报道指出，印尼通过特殊渠道向中国方面表达了看法Randy Mulyanto, “After 70 Years of Ties, China and Indonesia Have a Fruitful,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 April 12, 2020, https://www.scmp.com/week-asia/politics/article/3079446/after-70-years-ties-china-and-indonesia-have-fruitful。在南海问题上，印尼与中国不存在领海冲突，在中国与其他东盟国家发生矛盾的时候，印尼作为东盟成员国，可以发挥调解者的作用。2011年初，印尼总统苏西洛表示，他将和东盟国家一起劝说中国加入多边对话，共同解决南海问题。苏西洛称：“印尼在区域和全球发挥作用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印尼希望通过扮演适当的角色，成为地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然而，纳土纳群岛的专属经济区问题以及相关渔业问题却被印尼国内和国际对华不友好势力利用，对双边关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正如前文所述，印尼也会发挥地缘方面的“专长”，借助南海相关问题对中国进行制衡，从而掌控区域内议程的主动权，避免中国主导东南亚区域内相关热点问题的进展。
(三)中国与印尼海洋战略对接的问题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纳土纳岛问题易被相关势力利用，如“楔子”一般嵌插在两国之间，对双方的合作尤其是海洋战略对接构成影响。在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构想与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对接过程中，这一问题的存在使得两国产生一定的不信任感，达不到预期的合作效果，甚至对两国合作构成威胁。这是由于印尼既是新兴中等强国，又是一个群岛国家，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安全的关注度非常高，海洋安全涉及印尼的主权领土完整性。印尼学者艾薇·费崔亚尼(Evi Fitriani)曾指出：“对‘一带一路’这个概念不清楚，也产生了一些怀疑和不信任的情绪。印尼方面的关注，主要表现在南中国海问题和纳土纳问题上。”总体来说，印尼各界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和反应有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认为“一带一路”能提高印尼与中国的关系，有利于印尼国家利益；
但另一方面，也担心“一带一路”可能给印尼带来威胁和不利影响，提醒印尼政府对加入中国“一带一路”计划保持警惕，提防在中国的“霸权游戏”中受到利用和控制。除了对“一带一路”表示担忧，近年来印尼国内再次炒作纳土纳群岛问题。2019年12月，印尼政府就中国渔船在纳土纳群岛附近的印尼专属经济区内所谓“非法”捕鱼问题向中国政府提出外交抗议。许利平认为：“印尼炒作中国船只进入争议海域，源于印尼社交媒体，背后目的有三：其一，为中国威胁论摇旗呐喊，与南海周边国家主权申索遥相呼应，背后是某大国影子；
其二，制造中国和印尼矛盾，阻碍双方合作，特别是国防合作；
其三，妖魔化中国，为声援新疆维吾尔权益造势。”虽然这些并未从大局上对中国与印尼的海上合作构成威胁，但是中国的海洋战略布局易被这些问题“裹挟”，被迫对印尼让步，双方更无法深化合作基础，致使双边关系在海洋战略对接方面表面化，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和扩展。
(四)“中国威胁论”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在印尼中等强国外交中，“中国威胁论”被塑造成对华政策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也是一般中等强国对大国的威胁感知在外交行为上的体现。当前在印尼国内，存在着反对现任总统佐科的势力，他们批评佐科政府过于“亲华”，与中国关系过于“亲密”，从而可能得罪美日等传统友国。“反佐科势力”通过挑起“中国话题”的事端，质疑佐科政府的“亲华”外交政策和“盲目吸收中国外资”的经济政策的合理性，佐科政府只能被迫对某些问题作出回应，调整政策并加强监管。而印尼与中国合作，目的是促进印尼国内的发展，将自身利益最大化。利用“一带一路”建设经济上可行、政治上具有战略意义的项目一直是印尼的政策目标，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要做出相当多的让步。印尼通过与中国国有企业合资组成联合企业，实现技术、技能和知识的转让，将“一带一路”作为欠发达地区生产性投资和战略融资的工具Angela Tritto and Alvin Camba, “The Belt and Road: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Mixed”, , April 15, 2019, https://thediplomat.com/2019/04/the-belt-and-road-the-good-the-bad-and-the-mixed/。此外，在印尼的中国劳工造成一些社会问题，引发当地政府、民众对中国的不友好行为，这不仅仅是文化差异的问题，更是政治层面的博弈。印尼相关政治势力与区域外大国希望借助反华情绪，达到其政治目的。由于历史上的印尼排华行为，加上两国国内极端民族主义者的煽动，这不仅对中国劳工和中资企业极易造成影响，也可能对中国与印尼的关系造成不良后果。
总而言之，中国与印尼建交70多年来，两国关系历久弥新，虽然出现过重大波折，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建交70年来，双边关系取得长足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两国关系定位不断提升，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配合，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为地区和全球的繁荣稳定作出重要贡献。”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国际社会面临新的挑战，中国与印尼如何携手共进迎接这些挑战，对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中国与东南亚等周边地区的稳定发展以及全球治理的推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不断推进，国际社会构建起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各种国际机制与地区多边组织得到充分发展。在此基础上，中等强国依靠地区性组织或多边主义的机制平台，为自身的发展谋求更多的空间和机遇，并在区域热点问题、国际专业议程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印尼作为新兴中等强国，具有中等强国的双重身份认知特征。在东南亚，印尼作为区域性大国，有着东盟“领导者”的重要身份，在这一身份认知下，印尼十分重视区域秩序构建与维护方面的外交工作，做出了自身的贡献；
从全球层面来看，印尼属于中等强国的行列，亦有着明确的中等强国身份认知，其外交具有中等强国“利基外交”的特征，在一些多边机制、热点问题上的积极行为，获得了与之相应的影响力。印尼的中等强国外交行为对中国也有一定的影响，不仅影响中国—印尼双边关系的发展，也影响中国的周边外交环境。因此，中国在与印尼等中等强国交往时，要充分了解其独特的身份认知，进而把握其外交行为的逻辑，降低其外交行为的负面影响，促进双边合作，改善中国的周边外交环境，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冷战后所形成的国际格局也在发生变化，正如吴翠玲(Evelyn Goh)所说的：“过去几十年来，亚太地区战略格局的关键要素一直是大国竞争的重启，冷战的结束曾使得这种竞争状态短暂地消失。现在，权力的转移似乎即将来临：中国崛起，而美国的决心和承诺尚不确定，尤其是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
其他具有不同政治制度的区域性大国也正在兴起。大国竞争在范围和领域上都相应扩大了。”Evelyn Goh, “The Asia Pacific’s ‘Age of Uncertainty’：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Globalisation, and the Economic-Security Nexus”, in Robert G. Patman, Patrick Köllner, Balazs Kiglics ed., - - ,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22, p.30.世界进入“不确定时代”，加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成为继二战后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对人类的生产、生活以及国际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全球公共卫生秩序等国际社会的各个方面都面临严峻的挑战，加剧了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印尼正在面临新的挑战，可能会影响其对自身身份的认知和对外政策。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印尼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但唯有越南的经济在疫情下保持了正增长，随着经济的稳定发展，越南在区域内的影响力也会不断提升。若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对印尼在东南亚的区域领导者地位来说未尝不是一种挑战。正如前文分析的，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印尼国内政治动荡的影响下，印尼的经济严重受创，国内政治不稳定，导致印尼重心转向国内，在东南亚区域内的影响力下降，新冠肺炎疫情是否会导致历史重演，这是印尼政府当前面临的最为重要的挑战。与此同时，中美战略竞争将成为一种常态。面对中美大国竞争，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相比，“不选边站”的策略在印尼更为凸显。中等强国保证自身独立自主的意愿更为强烈，而印尼作为新兴中等强国，“不选边站”不仅于自身独立自主的外交有益，更为重要的是，能够保证东盟在地区事务上的主导权和中心地位。但是随着中美竞争态势变化，两国在东南亚的博弈将对印尼在区域内的影响力构成挑战，这是新的结构性挑战，也将对中国与印尼的关系造成影响。在国际关系格局出现变化以及后疫情时代下，打造中国与印尼更为稳固的双边关系，有助于实现两国的共同利益，对中国的周边外交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更有助于“一带一路”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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