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约记者
郭因先生
问：
参加革命之前，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有什么样的了解？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答：
抗日战争期间，特别是抗战胜利之后，我眼见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心中甚为不满，通过阅读进步报刊和书籍，获知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权干部清正廉洁、作风民主，毛主席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所提出的主张深入人心，而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又是人人富裕幸福的共产主义，因此决心跟着共产党，为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建立新中国出一点力、做一点贡献，于是在香港经由孙起孟介绍，认识了当时被国民党政府强迫解散流亡在香港的民盟临时总部中的秘书长周新民、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李相符，由他俩介绍参加了民盟并被派回内地参加学生运动。随后又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皖南游击队，在泾县、宣城、宁国三县边区工委担任工作队副队长，做了一些发动进步青年参加革命和策动国民党官兵起义接应解放军过长江的工作和一些宣传工作。问：
您进入革命队伍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有没有一件最难忘的事、一个最难忘的人？答：
我接触的民盟领导人，社会地位高、学术素养深，革命意志坚强，待人和蔼可亲，生活十分朴素，全是正人君子。参加游击队后，觉得游击队的领导与成员都有一身革命豪气，虽然生活艰苦、处境危险，却都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建立新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充满信心。解放后，接触了许多南下干部，一个个艰苦朴素，日夜工作、不知疲倦，过的却是仅有饭吃有衣穿的供给制生活。我在担任宣城地委机关报《时事新闻》社副社长、副总编的时候，每天在地委食堂吃饭，眼见除地委正副书记及几位常委坐在饭桌上吃饭外，其余的人都蹲在地上吃饭。大家都只是周日才能吃到一点荤菜，平时都是吃的蔬菜。当时的宣城县县长、南下干部刘子佩，不仅常常亲自撰写公文、亲自抄写，还亲自走路送到相关单位。1949年宣城洪水，破圩无数，地委常委兼宣传部长马祥调到宣城任县委书记，地委秘书惠峻峰调到宣城，接替已调走的刘子佩任县长。县里成立了修堤复圩指挥部，马任政委，惠任总指挥，把我调去当了主持日常工作的秘书。我亲见马惠二位在金宝圩日夜参加挑土打夯，而伙食很差，除马因吃中灶，每天可吃个鸡蛋和一两条小鱼外，惠和我们一道都是吃的蔬菜糙米饭，偶尔加点豆腐。种种情景，使我深觉，国民党和共产党真有天壤之别。问：
您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对此有没有具体的感受？答：
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较量，共产党之所以能战胜国民党，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共产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心连心，自己过着艰苦的生活，却时刻关怀人民群众的疾苦，总想让人民群众尽快地过上幸福的生活，首先是衣食无虞的生活。供给制改为包干制，干部都有点零花钱了，包干制改为工薪制，定级别、分等次，钱普遍多了，但许多干部都觉得在人民群众生活还过得不好的情况下，干部不该改工薪制、过得比群众好，弄得脱离群众。我亲见省水利局局长，组织上发给他一套呢子制服，他却把一件老八路的旧军装罩在呢子制服外面，说是穿呢子制服脱离群众也脱离一般干部，觉得不好意思。这样的共产党人民群众当然由衷拥戴，我认为这是共产党之所以能战胜国民党的根本原因。问：
您认为对比旧社会新中国最大的成就是什么？答：
城市建设、国防建设、交通方面的公路铁路建设、能源建设、互联网建设，和近年的乡村建设，不少高新科技的研发等等硬件方面的成就，不仅远远高于旧社会，而且也远远超过我们在建国初期的想象和期望。我们那时向往的共产主义幸福生活，只不过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土豆烧牛肉。真想不到，现在大家连一度觉得十分稀罕的电视机也很少有人天天看，一个手机就解决了许多问题。问：
新中国成立以来这段历史，您作为亲历者，对哪个时期感受最深？答：
建国初期的朝气蓬勃，改革开放后许多年的生机焕发，胡温黄金十年的取消农业税以及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张和成就，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的共同体的主张，我也绝对赞同。这些年，抗疫的成就、全民脱贫的实现，也定将功载史册。问：
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答：
最大的变化是人的视野日益开阔，人对历史与现状的认识日益深刻，人民的整体素质日益提高。如今只要整个革命队伍真正牢记使命、不忘初心，以民为本，与人民心连心，只做人民希望做的事，再做到朋友遍天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问：
新时期以来，在反腐、扶贫、环保和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成就，您如何评价？答：
各个方面都有很大成就。十八大以来，反腐和正面教育结合，干部队伍面貌改观，风气转正，官场生态渐趋健康。扶贫工作花了很大力气，让贫困地方和人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环境保护推动有力，效果非常明显。国际合作上中国的影响力、话语权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体现了一个大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分量和担当。如果反腐抓根本，扶贫防返贫，环保坚持一票否决，国际合作坚持互利双赢，成就会更大。问：
回顾您年青的时候，当时对中国社会的希望和今天的现实对比，实现的、没有实现的、未曾预料到的，有哪些？答：
物质文明建设超过我年轻时的预料，制度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虽然一时难以与物质文明建设齐头并进，但进步还是很明显的。问：
您觉得未来哪一方面的工作更加重要？对未来有怎样的憧憬和想法？答：
上上下下言行一致最重要，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作为都以广大人民赞成与满意为准则，国家岂能治理不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当然一定能完全实现。问：
您对文化工作有什么想法和建议吗？答：
文化有三义。广义的文化指的是人类为求愈来愈好地生存与发展、完善与完美而进行的一切设想、设计与创造，包括物质文明建设、制度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三大方面。中义文化指的是整个意识形态层面、也即整个精神文明建设，包括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也即科协、社联、文联与文化行政部门所管理的那些领域。狭义的文化指的是文学艺术的创作与研究以及与其有关的图书、文物等等方面的工作，也即文化行政部门和文联所管理的那些工作。现在把文化部门和旅游部门合成文化和旅游部（厅、局），也就是原来的狭义文化部门加进了一个广义文化部门。文化和旅游合在一起也不无道理。理由之一是古人就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才能成为一个有较大成就的文化人这种观点。不管是广义文化、中义文化、狭义文化，它的目的都是以文去育人，以文去化人，也即以基于优秀传统文明的现代先进文明去使人人既成为工作认真、产品数高质优的优秀劳动者、又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现代公民。
我在1986年1月5日，曾向当时的文化部提出一个《如何开创文化艺术工作的新局面》的建议。这个建议曾被刊发文化部的《情况反映》1986年第1期。（已收入《郭因文存》第一卷）
现在，由于文化部门已成了文化和旅游部门，我的那份建议当然须要调整。即使调整过后，也只是一己之见而已。
就艺术研究院而言，我认为在文旅合一之前应改为文化研究院，在文旅合一之后应改为文化和旅游研究院，作为文化和旅游部门决策层的智囊团，主要从事文化和旅游政策的研究和文化和旅游各方面工作如何开拓与创新等重大问题的研究，以其研究成果供文旅部门决策层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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