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浩帆，汪 恒
（1.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510623；
2.集美大学，厦门361021）
海上船舶风险，是指船舶在海上航行时所遇到和可能发生的事故，导致船舶无法完成既定目标或任务，包括人员伤害、船舶损坏及其所载运的货物因碰撞、搁浅、触礁、倾覆、失踪及海上恶劣天气所引起的损坏与灭失等。由于船舶事故的高危害性和海上风险的不确定性，对海上船舶风险的识别、预警及控制等一直是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
范存龙等构建了VBPO-HSET 航行风险识别模型，从VBPO 代表的航行计划、靠离泊作业、进出港航行和开阔水域航行4 个航行阶段，及HSET 代表的人因、船舶、科技和环境4 类风险，共识别出海上自主水面船舶（MASS）航行相关的风险因素66 个；
黄纯等通过AIS 数据提取船舶邻域，利用改进聚类算法，构建船舶碰撞风险识别系统，并利用开源地图框架Openlayers 实现碰撞风险可视化，利用Cassandra 数据库实现海量AIS 数据存储和高效检索；
郑世民等从人、机、环境、管理四个方面构建客滚船航行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进而建立跨海客滚运输船航行风险的可拓综合评估模型，对不同风险指标的关联度及其风险等级进行评估；
栾法敏利用模糊评价相关理论，建立风险评估数学模型，得出沿岸通航密集区的航行风险等级和主要风险因素；
Goerlandt F 等根据船舶不同会遇局面设计模糊规则，取两艘会遇船舶碰撞风险的评估较大值作为预警值，构建船舶会遇碰撞风险预警系统。
在目前的海上船舶航行风险识别、评估及预警研究中，绝大多数都是针对模型算法的研究与论证，且局限于某一特定的条件下，例如某一指定的海域、某种特殊的环境、确定的船舶种类、既定的风险类别等，而针对海上船舶风险变化的研究甚少。实际上，海上船舶始终处在变化的时间和空间里，其面临的风险不是一成不变的，掌握风险的发生特点及变化趋势是非常必要的。
海上船舶风险涉及的因素众多，研究如何有效地识别风险因素及其变化，采用科学的管控措施，将海上船舶风险降到最低，尽量减少由船舶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环境污染等危害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EMSA 发布的海上伤亡年度审查报告：近八年来发生的23 073 起海上人员伤亡事件中，涉及的船舶总数为25 614 艘；
普通货船是造成海上人员伤亡或事件的主要船类，占43.8%；
其次是客船，占23.7%；
在分析的4 104 起事故中，有65.8%归因于人为因素，20%归因于系统/设备故障。
安联保险集团发布的《2021 年安全与航运报告》，统计了近十年间航运安全事故相关数据：普通货船发生事故的比例，大约占事故总数的40%；
在发生的876 起全损事故中，沉没事故占54%、失事/搁浅占20%、火灾/爆炸占11%,这三者一共占85%。造成沉没事故发生的因素，有恶劣天气、能见度差、洪水、船舶进水以及机械故障。
2017 年6 月17 日，美军“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与菲律宾籍“水晶”号集装箱轮在日本横须贺外海相撞；
2019 年5 月12 日，四艘商船在阿联酋富查伊拉港外锚泊期间遇袭并遭受严重破坏；
2019 年6 月13 日，有两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水域遭受袭击而发生爆炸起火；
2020 年3 月30 日，日本“岛风”号驱逐舰与一艘中国渔船在东海海域相撞。这些事故无疑与地区敏感局势相关联，政治风险已成为海上船舶航行安全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2019 年12 月以来，全球多艘邮轮出现人员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并造成多人死亡事件。船上人员感染新冠肺炎已成为一种新的海上风险，甚至连防护设备精良的军舰也难以幸免，包括美国“罗斯福”号、“尼米兹”号等航空母舰。突如其来的疫情变化给船舶、船员带来新的风险，同时给船舶、船员管理带来新的挑战，航运公司必须对新的疫情风险做正确的评估和积极寻求应对措施。
根据上述统计分析数据及船舶事故案例，海上船舶事故风险主要来自五大方面：人为因素、船舶自身、船载货物、水域环境及政治因素，而人为因素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
3.1 人为因素
对船舶、设备和货物的操纵决策及对环境的安全感知都与船员有关，船员的失误或过失都有可能导致事故的发生。统计数据表明，绝大多数海上船舶事故直接或间接与人为因素有关，而人的行为通常受船员的专业知识水平、操纵经验与技能、身心健康状态、应急反应能力、素质及责任意识以及周边环境条件等影响。
3.2 船舶自身
船舶是航行过程中的基本载体，由其产生的风险因素主要包括：船舶类型、船舶尺寸、船体强度与船舶稳性、船龄以及船上系统、设备等。船龄过大、设备老化未检修及系统未及时更新、船舶结构因海水腐蚀及海浪冲击造成的强度不足等。
3.3 船载货物
货物作为船舶货运的对象，其形态、性质及对其操作均伴随着风险的产生。常见的风险包括：货物危险性质引起的腐蚀、火灾、爆炸等；
因绑扎系固不当造成货物移动引起船舶倾覆；
装卸过程中的货物高空坠落及船舶重心偏移；
流态化货物因船舶摇晃颠簸产生船舶侧倾；
高密度货物对船舶结构和船体强度的损伤等。
3.4 水域环境
水域环境也是船舶航行过程中安全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包括气象、海况、航道及交通情况：气象、海况主要指能见度、风、浪、流和潮汐等风险因素；
航道主要指宽度、深度、弯曲度、交叉状况及碍航物等因素；
交通情况主要指交通流量、船舶密度、会遇频次、导助航条件及通航秩序等因素。大量数据表明，离岸10 n mile 左右的海域最易发生海难事故，其原因除了由于航道条件的局限性及诸多的碍航物造成船舶操纵困难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沿岸海域船舶通航密度大，船舶发生碰撞的几率大大增加。
3.5 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主要是指由于国际政治环境或国家间政治关系的改变而给船舶航行安全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常见的有：国家间冲突、地区战争、贸易制裁、行政干预等引发的船舶遇袭、扣押、碰撞等风险。例如，美国亚太新战略导致其在亚太地区的军力部署明显增加，2020 年将有60%的美国战舰部署在太平洋，诸多的军舰航行于该海域势必会增加其他船舶的航行风险，“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与 “水晶”号集装箱轮的相撞就是典型案例。
海上船舶事故风险是动态的，风险发生的时间、地点、方式及类别会随着外界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识别新形势下的海上船舶事故风险特点及变化，对于船舶事故风险防范和管控具有重要意义。
（1）船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知识技能面临重大挑战
航海职业教育面临困难和挑战。通过对航海类本科及高职院校调研，大部分航海类院校的航海专业录取分数线普遍较低，生源质量参差不齐，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如果不及时调整人才培养模式，将难以实现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海人才的目标。
另一方面，船舶的大型化、智能化、数字化发展，对船员的专业知识、综合素质及操作经验与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受待遇、地位、家庭等因素的影响，船员队伍的稳定性下降，越来越多的船员求职于陆地，一些高素质船员更难留职在船上，船员的整体素质逐步下滑，给船舶安全管理带来挑战。
（2）船舶的大型化及多样化带来海上船舶事故风险的差异化
船舶的大型化会改变人、船、环境之间的适应性。大型船舶由于尺寸大、质量大，对船体强度、航道条件、船舶操纵及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船舶的转向、旋回、停驻的反应时间大大延长，使船舶在航行过程中应急处理的事故风险大大增加。
在船舶多样化方面，如半潜船、大型海洋工程船、子母船、智能数字化船舶、新能源船舶等新概念船也逐渐走向市场。半潜船在下潜、装载、上浮三个阶段的风险，不同于其他船舶；
智能船舶的事故风险，主要体现在人为因素及软硬件设备的稳定性、可靠性、安全性等方面；
新能源船舶则需要对新的设备、新的燃料、新的系统做全新的知识掌握；
不同船型所需人才的培养、培训及知识技能要求有别于其他船舶，其人为因素风险内涵与外延也不同于其他船舶。
（3）越来越多重大件及危险货物运输使海上事故风险显著增加
随着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各经济体对大型基础设施的需求开始增加，大型油气田和新能源开发、大型电站、港口基建等项目源源不断，各类超大、超宽、超重货物的海运需求逐年增多。重大件货物通常需要借助特殊载运工具进行装运，如重吊船、甲板船和半潜船等，因其工程技术要求和专业化程度较高，货物装卸、绑扎系固和船舶操纵难度更大，其作业风险也远高于一般船舶。
同时，LNG 需求量正以每年约12%的增速大幅增长，成为全球需求增长最快的能源产品。按照《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的分类，LNG 属于第2.1 类易燃气体，对LNG 运输船的技术要求高，LNG 在海运过程中的风险巨大且复杂，特别是新型LNG 罐箱整船运输方式，除在罐体、LNG 泄露、罐箱系固及装卸等方面存在风险外，还有其他认识不透的风险，应引起格外重视。
（4）水域环境的变化使海上船舶事故风险更为复杂且难以预测
全球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船舶数量剧增，海上风电场、钻井平台、渔船数量也相应大幅增加，通航环境越来越复杂；
同时，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极航道通航条件不断改善，该水域航行船舶数量将大幅增加，船舶、船员将面临低温、冰雪、高纬度等风险带来的冲击；
此外全球海洋气候出现变化、异常及难以预测的特点，再加上COVID-19 的出现、IMO“限硫令”的生效等，给船舶航行安全带来诸多变数。
（5）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使海上船舶政治风险不容忽视
当前，作为21 世纪最重要双边关系的中美关系急转直下，陷入困境，中国的发展受到美国的蛮横干涉、无情打压和全力遏制，使得国际航运中特别是能源运输的风险剧增。美国提出的“亚太战略”，越来越多的军舰部署于亚太海域，无休止的军舰横行、军事演练和挑衅，由政治因素引发的风险是不可忽视的一种特殊风险。恶化的双边关系，还会增加船舶被封锁航路、非法拦截与扣押、带有政治偏见的PSC 检查甚至军事袭击等风险。
面对海上船舶事故风险因素变化，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防范和控制：
（1）提高船员队伍的综合素质及稳定性
船员素质的提高要从教育、培训入手，从提高船员地位和待遇上考虑，并从国家法律层面对船员权益加以保证。航海类院校可积极探索“分层教学、分类培养”模式，贯彻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以学生为本，综合考虑知识、能力、价值三个方面培养需求，优化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如适当增加人文类课程、涉陆专业课程等，落实课程思政的融入，实现学生学习的层次化和知识的多样化，培养复合型航海人才以满足多元的航运市场需求；
企业则需从实际需要出发，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如上船前培训、工前会培训、安全会培训、任职前的培训、技能提高专项培训等等；
同时，企业要针对变化的安全风险因素及时编辑对应操作手册来培训、指导船员，提高他们应对风险的能力，例如中远海编辑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操作手册》、《船舶防海盗操作手册》、《船舶应急演习及响应操作手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操作指导手册》等标准化系列丛书；
另外，企业及社会需进一步提高海员的职业吸引力和价值认同感，加强船员的心理健康、心理素质、道德素质及职业技能素质的培养，提升海员的知识水平、敬业精神、安全意识、实操技能及应变处置能力。
（2）运用风险协同管理思想应对各类风险变化
风险的研判与防控涉及到多个方面，需要各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精准对策。总体来看，复杂多变的风险识别与防控，既需要港方、货方、船方、政府方及其他各方的及时介入，也需要船岸的管理人员、操作人员及各部门间的协作与配合，风险协同管理极为重要。例如：当航行水域新增政治危机时，就需要政府相关人员对水域形势进行风险评估，针对各潜在风险做好应急预案；
当船舶新增新冠疫情风险时，应及时寻求疫情防控部门的专业风险对策；
当水域气象环境变化无常时，则需要气象部门的专业人员提前进行分析、评估及预判，做好详细计划及备用方案；
同时，构建船岸共同管理体系，譬如QHSE 管理体系，实现船岸一体化的风险监控与防范，是解决海上船舶突发风险的有效方式。
（3）深入研究海上船舶事故风险识别、评估和预警控制
基于船舶航行险情及事故案例，结合对船上作业人员及岸基管理人员等相关专家的调研，全面分析海上船舶事故风险因素来源，不断补充并完善船舶事故风险数据库，利用有效的事故风险识别模型，提高海上船舶事故风险识别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针对不同类型船舶，建立对应的事故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构建合适的事故风险评估模型与算法，确定海上船舶事故风险等级；
同时，设计并构造海上船舶事故风险预警规则库，对收集与录入的船舶事故风险信息进行风险测度，根据测度结果进行有效预警，并与船舶险情及事故数据库相关联，综合制定海上船舶事故风险控制方案。
（4）建立健全海上船舶安全管理体系并强化有效监督
安全管理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应包括组织体系、制度体系、责任体系、教育体系、风险控制体系和监督保证体系。安全管理体系的有效执行是关键，这取决于相关人员的思想认识高度与专业知识技能，而技术性、权威性和有效性的监督是安全管理措施落到实处的保证。利用管理者与监督队伍的能力，强化安全理念，只有做到人人重视、参与并监督安全，才能有效地降低海上船舶风险。事实证明，建立安全管理体系，使之有效运行，并针对新情况、新问题、新风险进行持续改进，是应对海上船舶风险因素的主要手段。
海上船舶事故风险是一个复杂系统，风险是多样的、动态的，风险的变化是永恒的。但人的因素永远是风险防控中的至关重要环节，提高船舶管理人员及作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技能是第一位的；
其次，应对新增、变化的风险，需要的是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及协同管理是有效方式；
再次，通过海上船舶安全管理体系，利用信息化等技术手段，能更及时、准确、有效的应对各种突变的风险。总之，无论风险怎样多变，科学、精准的风险防控措施都应快速跟进，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海上船舶事故损失及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