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誉
/历史学者、专栏作家
北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已经在洛阳坐了11年冷板凳的司马光，参加了一次特殊的聚会——“洛阳耆英会”。
11年前，当时身为宰相的富弼因为反对副宰相王安石主持的新法，就以司空（最高荣誉职务）、韩国公（爵位）退休，到洛阳居住生活。当时，司马光也是因为反对新法，拒不担任枢密副使（武职副宰相），而出任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现陕西西安），随后又任西京洛阳留司御史台，专心编书。从此，两人在洛阳过上了不问政事的退隐生活。
时隔11年，即将退休的文彦博，也来到洛阳，当时退居在洛阳的老干部们都特别羡慕唐代诗人白居易于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组织的“洛中九老会”。于是，他们就择日在韩国公富弼家中聚会。
据宋人王辟之的历史笔记《渑水燕谈录》记载：参加这次聚会的共12人，这次聚会的排序有些特殊，它并不以官职的高低，而是以年龄的大小。从79岁的“武宁军节度使守司徒开府仪同三司致仕韩国公”富弼，到64岁的“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崇福宫”司马光，中间还有文彦博、席汝言、刘几、张问等人。
而沈括的《梦溪笔谈》等宋人历史笔记中记录的聚会者为13人，还有一位是宣徽南院使检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时年71岁。
这13人中，70岁以上者12人，正式退休致仕者6人、即将退休者1人、退居者5人。
司马光应文彦博的邀请，为此次聚会雅集撰写并书写序文《洛阳耆英会序》。这是一篇美文，同时又是一件精美的书法作品，堪称中国书法的瑰宝，许多地方都类似于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
聚会组织者把描绘聚会的图画，以及每位参加者为聚会所写的诗，汇集成册，而将司马光所写的序排在册前，作为画龙点睛之笔。时人把这次盛会称为“洛阳耆英会”，司马光因为特殊的身份和对本次聚会的贡献，既是参加者、见证者，更是记录者。文彦博还请当时的著名画家郑奂，在洛阳妙觉寺的精舍中，创作了一幅写实性很强的《文潞公耆英会图》，此画的两件摹本均收藏于故宫博物院。
“洛阳耆英会”仅仅是这些人随意的诗酒聚会，而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组织。唐宋时期，汤饼会（用汤饼招待客人的宴会）、暖炉会（用炉火取暖的聚会）等都是诸如此类，因为它是松散性、随意性、生活性、娱乐性的，不具备严格、组织、纲领的实体。如果是实体，那就会成为统治者严厉打击的首要目标——朋党。史册记录，司马光等参加聚会的人们“安居默冲，不交世务”，也可以得到印证。
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司马光题写的《会约》，这个会约应该是大家讨论的结果，而司马光只是一个秉笔记录者。《会约》是对今后群友们聚会的一个基本要求，共八条，内容如：序齿不序官（按照年龄排位，不按官阶排名）；
为具务简素（不讲排场，只要简洁素净）；
酒巡无算，深浅自斟，主人不劝，客亦不辞（不要规定饮酒次数和每次的数量，多少各人自定，主人不要劝酒，客人想喝时也别不好意思）；
会日早赴，不待速（聚会那天早点到，不接待没有通知的人）；
等等。
这次盛会不久，文彦博又组织了一次同龄或同年中进士的聚会——“同甲会”。一年后的1083年，司马光还发起了一次著名的文友聚会——“真率会”，当时名流司马旦、席汝言、王尚恭、楚建中、王谨言等人悉数参加。也有学者认为，八条“会约”是司马光为这次聚会所写。也许，他为“洛阳耆英会”和“真率会”都写过类似的“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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