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晔 易文彬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大力发展生产力。经过国家与人民群众的长期奋斗，2021 年中国GDP 超过114.4 万亿元，同比增长8.1%。但是，在急速增长的经济数字背后却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作为代价的。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生态文明”概念，要求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生态文明建设从此正式纳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方略之中。2012 年，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要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不断拓展“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很显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将生态文明推至“基本国策”“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千年大计”的国家发展战略高度，这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自然资源永续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已经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在此背景下，企业作为生态文明推行的经济与物质基础、自然资源的主要利用者、自然物质资源转化的主要参与者，其发展动态要与自然的发展规律以及社会合乎规律的前进方向保持高度一致，主动承担起生态责任才是维持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要主动把握生态文明的时代内涵，在保护自然的理念到修复自然的实践过程中作出时代回应。然而，中国企业如何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摒弃古典企业奉行的“利润至上”而转向“生态企业”，其中蕴含的底层逻辑以及具体实践路径都需要进一步探索。
（一）企业生态责任的内在生成逻辑及发展趋势
企业生态责任产生于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兴起是在20 世纪初期。1916 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者J.Maurice Clark（1916）在《改变中的经济责任基础》中写道：“迄今为止，大家并没有认识到社会责任中有大部分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并首次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思想。延续这一思路，美国学者谢尔顿（Oliver Shelton）在1924 年正式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随着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不断深入、两次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飞跃式发展以及在国际社会推动下人类的生态意识觉醒，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外延也在不断扩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及国际组织认识到企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并将人的要素与物的要素结合在一起的经济产物，在进行商品生产经营活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自然环境产生影响。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在梳理后发现：国内外大多学者认为：企业生态责任不应该被忽视并将其归属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层级或者伦理方面中的一个维度。如卡罗尔（1979）提出的“金字塔”理论，将企业社会责任分成了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以及自决（慈善）责任，其中企业要对自然环境进行保护就属于企业伦理责任的一个方面；
德·乔治(1993)提出要区分企业道德三个层次，其中环境保护属于企业社会责任中的道德层次；
英国商业战略智库公司总裁埃尔金顿（1997）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的“三重底线”理论，包括了企业利润、生态环境与社会效益。20 世纪90 年代，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进入到国内学术界，国内绝大多数学者同样肯定了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并且更加侧重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伦理维度来对企业生态责任进行定义。如任运河（2004）指出了企业的经济活动与社会整体发展密切相关，表述了企业的生态责任包括要对自然负责、对市场负责、对公众负责。厉以宁（2005）提到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在谋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要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处理掉；
贾成中（2009）还专门以《企业生态责任的经济学分析》为题论述了企业生态责任就是企业对资源的不可持续性利用和对生产废弃物的排放给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所应承担的责任，企业从“经济人”转化为“生态人”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刘琼豪等人（2012）认为企业在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时要自觉承担起道义上的责任，这种道义上的责任包括了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自然资源、维护生态资源系统结构的完整，目的在于谋求生态与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自然资源永久续存相一致。
虽然大多数学者已经认识到企业生态责任在企业社会责任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传统经济学理论框架中并没有为此困境提出好的解决方案，其中对人类生活影响最深远的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Grossman and Kruger（1995）认为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是呈现U 型趋势，当经济到达一定的水平，环境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理。很显然，基于这一理论而生成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思路是不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因而，张志丹（2010）提到造成企业生态本质异化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学的某些畸形思维和错误的价值观。李维安等（2019）认为各国企业在推动经济增长的道路上面临的威胁与挑战多是来自环境变化，积极寻求企业发展与环境“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
尽管国内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较晚，但是国内一些学者通过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早已预见性地批判了企业无节制生产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估算的破坏。解保军（2006）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以资本主义生态环境污染的现象、类型、情况、工人生产与生活现状为切入点，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工业化进程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家的特点以及“异化劳动”等问题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深层次根源。曹孟勤（2008）通过对马克思经典著作进行深入分析，并一针见血地提出从企业的经济本质和社会本质不能推论出企业必须承担生态责任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企业本质的片面认识，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要承认企业拥有经济本性和社会本性的同时也要看到企业的生态本质。从马克思关于劳动本质的相关理念出发证明了企业是包含生态本质的，从而论证了企业生态责任的内在生成逻辑。
（二）生态文明下企业承担生态责任的内涵及途径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证明：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生产力（人与自然的关系）与生产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人类文明形态从工业文明进化到生态文明也正是为了彻底地克服工业文明以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现象，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田景洲（2008）认为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又一新的且更加高级的阶段。企业作为社会主体所从事的社会活动影响着社会的整体发展。所以，企业承担相应的生态责任，不仅是社会对企业的要求，更是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马强强（2011）认为在全球环境危机的背景下，实现人与自然、经济与生态的统一是企业基本的社会责任，也是符合生态文明理念的内在要求。张胜旺和丁为民（2015）认为工业文明下经济主体进行生产活动所遵从的经济发展观、自然无价论与科技万能等非生态观念是人类陷入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必须从非生态观念转向生态观念，才能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生。
综上所述，企业生态责任的内涵与外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被重新认识和定义的。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已经认识到企业在生态保护方面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国外大多数学者依旧将传统经济思维中“利润至上”作为企业发展的根本目标。国内的学者相较于国外学者，在生态文明的时代背景下更加着重于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永续发展的高度去探究企业承担生态责任的底层逻辑，但鲜有学者从生态文明基本内涵出发去讨论企业承担生态责任的科学性、必要性、重要性。本文基于对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进行阐释，进而从理论与实践角度探索企业承担生态责任的实践路径。
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形态，它将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社会发展的前提与宗旨，不断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是人类发展思维史上的重大变革，也明确了未来社会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指明了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将生态文明融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主要领域，是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提出的。在此背景下，企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践行者、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与环境资源的利用者，要审时度势地调整工业文明时期企业错误的发展观、实践观以及价值观，努力实现从传统经济下的“经济人”向生态文明建设下的“生态人”转型，主动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产生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战略、新举措融入企业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与环节。
（一）“两山”理论引领绿色发展是企业生态责任的实践坐标
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对于企业发展来说从来就是辩证统一而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工业文明时期，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企业谋求短期利润而不惜选择弱化自然环境与物质资源的承受能力，忽略了自然资本与自然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经济、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核心理念之一，同时也是新时代下企业生产过程中处理经济发展与自然保护所需要的方法论。
“两山”理论指导企业具体实践的科学性体现在是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作为理论基础，并结合当前世界所面临的生态困境而提出的。“两山”理论主要内涵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企业要树立“自然价值与自然资本”的理念。在传统的工业经济理论中，劳动、资本、土地都是参与财富生产的重要因素，而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本并没有列入其中。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中认为：“资本之所以占有自然力本身，并不是因为它们提高商品价值，而是因为它们降低商品价值，因为它们进入劳动过程，而并不进入价值增值过程。”自然资本的经济价值在商品生产中并没有得到承认，这正是自然环境被利用时不被保护的根源所在。“两山”理论则要求在企业生产过程中不仅要将被利用的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进行适时的保护与补偿，并且要把自然环境列入财富增长的要素中来，保护自然就是将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增值的过程。企业重视自然资本的增值，摒弃“自然界没有价值”等相关错误的传统生产观念，建立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理念。从长远来看，企业一定会得到合理的经济回报与补偿。
另一方面，“两山”理论指导企业树立“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有机统一的理念。习近平主席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自然生产力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生产力存在的前提条件。马克思在研究商品中劳动的二重性时说道：“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如果将凝结在各种不同商品的劳动去除掉，所剩下的只有不借助人力却依旧存在的天然物质基质。也就是说，自然生产力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基础，社会生产力是不可能独立于自然生产力之外的。然而，在传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发展重心放在社会生产力而轻视甚至是忽视自然生产力，甚至产生了对自然生产力的异化现象，将自然与人置于二元对立的立场上，导致“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一度盛行。另外，企业生产过程不是简单地向自然界索取物质资源的单向度活动，而是与自然界的双向互动过程。所以，企业要树立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辩证统一的观念，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时，要遵循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把“两山”理论所蕴含的科学内涵贯穿渗透到发展生产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各个过程，从而为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循环发展打下坚实的生态基础。
（二）“以人为本”的生态民生观是企业生态责任的根本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生态民生观是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根本原则，是更深层次地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聚焦于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真实需求与殷切期盼，对于企业正确调整经济发展过程中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与环境健康提供了根本遵循。
20 世纪60 年代，伴随着现代工业的兴起与发展，西方发达国家依旧延续着“利益最大化”的实践原则，由于不顾生态环境而造成了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对当地居民的身心健康产生了极大的危害，更为全世界的人民敲响了“保护环境”的警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走过的几百年的工业化道路，在特定历史方位下，为了从根本上解放、发展生产力，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只能继续沿用工业文明形态下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粗放型、外延型的发展模式并带来了不容忽视的环境问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也有了更高层次的需求。实现蓝天、绿水的优美环境不仅仅是国家战略层面的要求，更是鲜明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同时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根本的价值遵循。
企业作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要始终将“生态民生观”的理念根植于企业发展的各个环节。针对高耗能、低产出、高污染的企业，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 年就明确指出：“严格执行环保、安全、能耗等市场准入标准，淘汰一批落后产能。如果破坏生态环境，即使是有需求的产能也要关停，特别是群众意见很大的污染产能更要“一锅端”。对一些偷排“红汤黄水”、搞得大量鱼翻白肚皮的企业，决不能心慈手软，要坚决叫停。”可以说，只有将“以人为本”的根本原则结合“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基本诉求作为企业发展的实践原则，才会打破“片面追求GDP”的传统发展观，从而获得更为持久的发展。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企业生态责任的价值追求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的一个重要核心观点，应成为企业的价值追求与实践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来就不只是简单的主客二分的关系，而是具有社会性质的双向互动。资本主义生态价值观的理论架构历来是强调“原子论”，谋求的是局部的、个体发展，形成的发展观是片面的、孤立的、狭隘的。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也因生态问题的产生而引起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探讨，但始终未能跳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二元对立的局面，因此也产生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之争。企业价值观受到“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裹挟，将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作为企业生产过程的必然手段；
相反“生态中心主义”则偏向关心自然界的利益，甚至可以为了自然环境的保护而牺牲经济发展。不管是“人类中心主义”或是“生态中心主义”，都不是生态文明视域下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最终归宿。传统经济模式下企业都是带着“工具价值”的有色眼镜来审视生态价值，在这些偏激的生态价值观的影响下，很难用正确的发展眼光来调整企业结构，只是单一地将生态保护放置于企业发展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层面。
相较之下，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提出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是站在唯物史观的角度来谋求人类整体利益和追求人类永续发展，它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下机械的生态自然观，是对人与自然对抗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超越，开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化道路。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驱动下，企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从相互对立转变成良性互动，进而顺利完成企业“经济人”身份向“生态人”身份转变过程。
（一）重构企业-高校-社会环保组织生态文化环境营造的联动机制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实践的精神内核。企业文化具有凝聚力量、激励人心、约束行为、规范标准等特征，为企业的发展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基本方向与原生动力。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大环境下，重构企业文化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企业内部要设立生态文化中心、生态文化基地等相关部门，对于国家关于生态文明的相关政策要及时宣传、学习、实践。其次，企业要加强与当地高校、社会环保组织的交流互动，并组织内部人员定期定岗进行生态知识培训，彻底转变深入企业员工心中的“唯发展论”的错误理念，将企业要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思想植入到企业全员的思维中。最后，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定期举办党建、团建活动，发挥企业内部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将企业内部“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实践过程的“自下而上”的底层推动相结合，逐步打造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企业文化。
打造绿色消费，为社会营造良好的营销氛围，也是企业坚持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点环节。绿色消费即可持续消费，是一种满足日常的生态需要，以健康和保护环境为目的，符合人的健康和环境保护标准的消费行为与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也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绿色消费、绿色生产以及生态保护的法规与政策。如2016 年，专项政策《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绿色制造2016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2020 年3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司法部印发《关于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法规政策体系的意见》；
2022 年，由7 个部门联合研究制定了《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方案》强调到2025 年，绿色消费理念要深入人心，绿色低碳产品市场占有率要大幅上升，绿色消费方式普遍推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消费体系初步形成。在此背景下，企业要积极开发绿色产品，使用绿色技术，进行绿色营销，将绿色宣传作为企业发展的新底色。企业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要积极开发环保产品、绿色产品，产品在投入到市场过程中应主动引导公众正确的消费方式，摒弃虚假宣传、明星效应、饥饿营销等不健康的推销手段。
（二）形成经济-生态-社会一体化的复合型企业绿色发展模式
任何一种流行的企业发展模式都是所在时代的产物。产业结构不合理是造成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产生矛盾的原因之一。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企业承担生态责任的本质是将企业系统内部发展模式嵌入到经济—生态—社会复合型的社会发展战略中并形成良性互动和协调统一。与结构单一的传统高能耗、高排放企业相比，生态型企业必须将生态、经济、社会这些不可分割的部分看成为一个整体。在生态绩效、经济绩效与社会绩效中找到“最大公约数”，既可以造福社会，又可以服务环境还可以获得经济效益，才是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最优方案。
企业建立经济—生态—社会复合型发展模式，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实践。首先：一方面，企业要通过政策支持与技术创新，打造生态园区，建立城市企业绿色循环系统。企业生态园区的建立可以实现企业绿色循环体系，根据不同企业之间的共性与特性，由点到线再到面全流程循环利用资源，建立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击破传统生产方式下单一的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生产模式。另一方面，企业要根据自然禀赋打造比较优势来提高生产力。适宜发展生态农业就要根据自然规律发展生态农业，积极推行复合高效的种植模式；
适宜发展生态工业就可以引进高科技手段，将工业废气废水变废为宝，实现绿色工业；
如果所在地适合发展旅游，便可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优势，搞生态旅游产业。
（三）打造企业-政府-公众多元共治监督模式
党的十九大报告针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思想。企业在承担生态责任的实践过程中倡导要加强多方面、宽领域、多元化的监督共治模式，可以更好地利用政府不同部门、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差异性，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监督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企业自身也要压实防污、治污等生态责任，对公开的环保数据的真实性、时效性、一致性负责，更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监督。
政府部门要积极推动与完善关于企业承担生态责任的相关制度与法律的制定，运用强有力的制度手段与法律手段为企业各个环节箍上“紧箍咒”。在制度层面：2013 年，国务院颁发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针对企业的污染问题，要求企业“加强工业企业大气污染综合治理”；
2015 年国务院颁布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狠抓企业工业污染；
2016 年国务院颁发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进行对土地的防范措施。2022 年8 月，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的《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要求各级环保部门要引导企业采用先进的“节能、节水、节材、减污、降碳”清洁生产工艺和技术，加快减污降碳协同技术的应用推广，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在法律层面：新的《环境保护法》规定了企业环境保护的九大责任，勾画了企业生存发展的红线。2021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为资本开设“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监督，防止资本野蛮生长，从而更好地促进资本在市场上的健康有序发展。这一系列环境保护政策“信号”都表明：只有政府部门在制度层加强企业行为引导，在法律层面规定企业生态底线，加强对企业的环境监管，两者结合才会加快企业从“经济人”向“生态人”转型的速度。
公众是企业承担生态责任的最大受益者，也是社会中最广泛的社会监督力量。2020 年3 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总体要求中提到：要以深化企业主体作用为根本，以更好动员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为支撑，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企业自治良性互动，完善体制机制，强化源头治理，形成工作合力，为推动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健全群众对企业承担生态责任的参与机制，主动打通线上＋线下的监督平台，拓宽公众参与监督的渠道，在全社会形成一张监督企业生产的无形的监督网络，这样不仅可以对企业生产行为形成强有力的压力，更可以扭转企业的不合法、不合规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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