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
苏北笔端有皖南味道，或许是我近日在徽州的缘故？触景生情？“苏北”对“皖南”，字意工整，也合乎平仄。皖南的农村，鳞次栉比是黑瓦白墙的民居，炊烟袅袅，恬静温润，岁月静好，我觉得苏北散文正是这种境地。他那家长里短的亲切絮语，偶尔发几句妙论，实在让人欣喜。
苏北近来作品，感情真挚而克制，叙述简洁传神，寥寥几笔，不抓眼球，却抓眼球顾盼之间的轻灵。很多文字背后有汪曾祺式的儒雅平民之眼光，简洁安静中蕴藏着淡淡的喧哗，其中之美或可用“澄观道怀”四字概括。
苏北文字仿佛有两个人，一个是好奇心重的儿童，一个是博学风雅的中年人，这一大一小重重叠叠，这一小一大互相交错，交错成漫漶的一片绿色。绿色是视觉的，柔软是触觉的，或者说绿色是文字之形，柔软是文字之态，作为散文，除了形态之外，还要格调，格调有时候是性情啊。
我学习、研究汪曾祺许多年，可谓是汪迷。几年前作家王祥夫来访，题斋号“慕汪斋”，于是近几年所写之文字，盖冠以慕汪斋之名也。
天太热。头一直晕晕的，一天没有下楼，闷在屋子里读孙犁。读到《报纸的故事》，写他中学毕业后失业在家，想订一份《大公报》。可妻子、父亲都不支持，因为在这个村里没有人看报，即使镇上、县里有人订报，也只会订《小实报》这样的小报，谁会去订《大公报》呢？父亲最终给他订了一个月，他本以为每次要自己走三里路到镇上去取，没想到有专门人给送到家里。三天即有一个邮差来送一次。孙犁又高兴了，觉得值了。
这让我想起自己订报的故事。四十年前，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县里爱好文学，订了一份《作家生活报》，这个报纸在东北出版，是一个发行量很少的报纸，主要发表作家印象记、生活趣事等，也有副刊，发表一些文学青年的习作。这份报纸，在我们县，大约只有我一个订。一天我上班，单位突然通知我，说公安局找我去一趟，我当时就有点蒙：公安局找我干什么？我又没做什么坏事。可心中还是有点打鼓。公安叫去，怎敢不去？于是不安中赶紧骑上自行车找去公安局。一个公安还算客气，穿着制服，他严肃地对我说：
“你是不是订了一份《作家生活报》？”
我边说“是的”，可脑子飞转：这报纸有什么问题吗？
公安接着说：“上面办一个案子，让我们协办，凡是订了这份报纸的，都要协助一下。”说着，就拿过一个专用纸模和印油，让我留下手模，将我的左右手抓住，蘸满油，死死地摁在那张专门的纸上，包括十个手指的指纹。之后就让我走了，再也没有找过我。
我至今也想不明白：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案件，要这么兴师动众？我想至少是命案。凶手的指纹落在了这份报纸上？命案的血迹留在了这份报纸上？真可以写一个悬疑小说。
孙犁订《大公报》，还有一个小秘密，他给想《大公报》投稿，可是没有报纸，怎么能看到自己文章发表出来了呢？——他那时估计还不懂得文章发表了是有样报的。
可是文章终于是没有发表出来。每回来报，他都每版看完，连广告和中缝都不放过。终于他的妻子要用这些报纸糊墙了。他同意，但他要求将报纸的副刊糊在外面，这样没事时他就可以歪着头，贴在墙边横着看竖着看了。
早晨躺床上刷微信，在汪迷部落看到一篇写童年生活的，说小时候家里穷，没得什么吃的，有时就吃咸菜烧鳗鱼。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鳗鱼现在已经成了高级补品，竟然用咸菜烧之？
可这是事实。作者家在里下河地区，水网密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用罾是能网到鳗鱼的，而且那时不知从哪儿传来的谣言，说鳗鱼是专门吃死人的。人多忌讳，根本不吃这个东西。
我小时候钓鱼。一次在老北门护城河，钓到一条鳗鱼，把我给吓死了，夜里都做了噩梦，醒来裤子都湿了。我们那个时候，一群孩子没事，就聚到老北门护城河的木桥上钓鱼。那是座很古老的桥。桥墩的方木都极粗，露着木茬。桥是进城的必由之路，每到逢集，人来人往，记得有用板车拖了极大竹子上街卖的，竹子很长，一头拖在地上，走起来哗哗响，人都要远远地让着它。我后来在一本笔记上读过《沈屯子进城》的故事，说沈屯子进城看见一个人扛了一根极长的竹子，他总是担心竹子戳到人，之后得了病，医生来看，怎么也治不好。沈屯子说，除非“负竹者抵家”，我的病才能好。这个寓言，真是印证了我们童年的感觉。
我们钓鱼，多是从桥面上直接爬下去，坐在那宽宽的桥墩上——因为桥体都是用木头交叉搭起来的，沿着斜面爬下去很容易。一个桥墩上能蹲两三个孩子，那里离水面又近，又没有干扰，鱼也安静，人也安静。鱼也喜欢靠在水下桥墩周围，这不知是何道理。那次我先是钓了两条白条，极美。钓上来时，在空中的流线像一道银光。我于是很兴奋。又下钩时，不一会儿，几个“浮子”直接被拖入水中，我一发力，手上很重，差点一个趔趄栽到水里，等鱼钩出水，一个白亮的像蛇又像鳝的东西在空中跳动，它的脊背灰白，肚皮银白，边上的小狗子（伙伴小名）一声尖叫：“鳗鱼！鳗鱼！吃死人的！”
我赶紧用力甩竿，终于将这条“死鳗鱼”甩出了八丈远，它并没有甩入水中，而是掉在了很远的岸边。岸上的孩子们“嗡”的一声，涌了过去，一人一脚，把这条鳗鱼给踢入岸边石缝中去了。
我夜里就做了一个梦。梦见鳗鱼吃死人。吓死我了。
多年后，我在报社做记者，一次到江苏如东采访。当地同志带我参观了一个极大的鳗鱼养殖场，我这才知道，鳗鱼营养价值极高。它在江里生长，而要到海里产卵，之后小鳗再洄游到长江中生长。这家鳗鱼场的鳗鱼，主要出口日本。日本人特别爱吃鳗鱼。我在这个养殖场的食堂里，吃了许多种做法的鳗鱼，有普烧鳗，有烤鳗……味道极好。
噢，我小时候，还看过一本小画书：《小黑鳗游大海》。
那是我童年受到的仅有的一点文学教育，所以记忆深刻。
我的母校其实就是我的书房。我们被时代耽搁，之后的一生，可以说都用于学习。边成家育儿边学习，边工作边学习。学习了一生，可没甚成就。可见一个人要成才，青少年时的学习是多么重要。
要说是母校，我中学、大学和后来的进修，都可以算作母校。
我的高中毕业于一九七九年，是安徽天长县中学。可是我们赶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学校不抓教育，我们倒是学工学农学了不少。学校有农场，夏收之时还赶往乡镇为农民收割。在学校的农场倒是有一二记忆可记。一次挑土，从大埂下把土往大埂上挑。那时劳动是有场面的，首先是红旗飘飘，到处插的红旗，高音喇叭是必须拉上的，喇叭中歌声嘹亮，不时插播些先进典型的事迹报道。总之气氛是不错的，人也容易被感染。我那时个子小，可也顽强去挑，两只小畚箕，堆上半筐土，我挑起飞跑。这样来来回回，跑上跑下。这样一个小个子少年在人丛里飞跑的景象被一个现场的记者抓住了，他写成报道在大喇叭里播出来了，我一下子被作为后进转化的典型，火线加入了红卫兵。于是我更卖力了，小小的我这样几天下来，终于感到有点不对劲，一次手一摸屁股处的裤子，裤子结了痂，才知道屁股已经磨破了。说到屁股，还有一件险事，一年在学校农场崴藕，水不深，但要不时把身子歪下去摸藕，孩子崴藕没穿裤头，光屁股。我崴着崴着，感觉屁眼那痒痒的，我用手一抓，妈呀！一只大蚂蟥正钻我的屁股眼儿，一半已经拱了进去，我抓住外面的半截，费了好大劲才把这家伙拽了出来。好家伙，它若钻进我的肚子，那将是怎样的结果？我的血还不给它吸光？
就是这样的劳动，也磨灭不了孩子的天性。我们那时有无穷的精力，会使出各种新奇的招数。有一次去农场劳动，要自带铁锹，我骑上自行车，将锹用绳子拴住，扣在自行车后杠上，拖着走，铁锹在水泥路上摩擦得哗哗响，我很高兴，一路向北门驶去，上了护城河大桥，遇到同学比赛，看谁骑得快，我低头猛踩，就看铁锹在地上擦出火花，更得意了。可终于还是出事了，铁锹随着车身两边甩，一下子碰到了一个老妇人的脚骨拐，老妇人坐在了地上，嘴里啊哟啊哟，我一时无了主意。幸亏有大人过来，带到医院一查，没事！可脚还是肿了起来，害得我妈拎了一篮子鸡蛋上门道歉。
除劳动之外，我们就是逃课。打架，上树，游水，偷桃偷梨，看学校的大字报，看街上大人的游行。到了七十年代末期，社会变化了，高考恢复了。学校开始抓教育。我们被老师激励着，我忽然喜欢上学习。先是喜欢上数学，迷恋因式分解，每天中午不睡觉，跪在大桌凳上（孩子喜欢这种姿势），趴在桌上做题，都会做许多大学课本的题了。徐老师和谢老师承包我们班似的，他们一个教数学一个教化学。两位仿佛吃住都在班上似的，早自习在，晚自习在。他们热切地爱着我们。我进步很快，先是在班上名次到了二十名内，之后考尖子班，我以十七名考入了。
可是，第一年的高考，我还是落榜了。
几年后，我到地区的银行学校，开始学习金融知识。可我那时已经喜欢上文学，每天迷恋于世界名著，也开始学习写小说了。
我入学时因为语文考得较好，一开学就让我当写作课代表。语文考得好主要是靠“蒙”。我那时不是喜欢文学了吗？正好当时报纸上大肆宣传张海迪。《中国青年报》还登了大幅照片。张海迪一头乌发，笑得好看。我就剪了许多张海迪照片，夹在书里。考试时，作文正好是一个励志的题目，我就举了张海迪的细节，比较生动，而且时效正好，于是得了高分。更争气的是，刚入学不久的第一次作文，我又是全班第一。写作老师个头不高，姓王，衣着邋遢，可精神飞扬。他喜欢喝酒（身上总有酒气），喜欢杜甫。他微昂着头大声念我的作文，在课堂上走来走去，把同学们也弄得激情昂扬，女同学甚至都有些激动了。我们上学的地方叫作滁州，那地方有一座琅琊山，产生了一篇伟大的散文《醉翁亭记》：“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我写的题目就是《雨中游琅琊山》。时节正是春天。春雨时下时止，把个古老的小城弄得水汽淋漓。我那时比较矫情，在作文中就打了个比较文艺的比喻：“如果说琅琊山是滁州的乳的话，那么南湖就是滁州的眼。”滁州城内还有一座南湖。沿岸植柳，雨落湖中，岸柳含烟，所以我就这样比喻了。王老师念到这里醉眼更蒙眬了，脸上都有了些绯红。于是作文在班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更鼓励了我写作的热情。
因为偏科，其他成绩就差一点。而且偏则越偏，上课时我索性就看小说，《复活》《老古玩店》《父与子》《红与黑》——其实也很难弄懂。真正弄懂，每本不看个十来遍？也就是一个囫囵的印象。我后来一直认为世界名著是给青少年建立一种审美关系的，建立一种对世界的好奇心。有一个时期，我一个朋友对我说：中国没有文学，只有一部《红楼梦》。我是极信任他的。于是买来《红楼梦》看，看不下去。于是我又上街买了一套，将这套撕开，一页一页折起来看，之后则选择性抄写。这样越抄越多，慢慢明白了些，对林黛玉的小心眼，对薛宝钗的聪明世故，对史湘云的蛮憨劲，都有了认识，慢慢便喜欢了起来。读《红楼梦》时期，我还同一个在镇上银行工作的女孩子通信。我们写了许多信，谈读书，谈理想，谈未来。她后来把信全退给了我。可惜有一回我不在家，那些信被我父亲一把火烧了。
阅读的同时，我开始了创作。那篇《雨中游琅琊山》投到省里的一个内刊，竟发表了，得了三元钱稿费。王老师让我写一篇小说，说介绍给地区文联刊物《醉翁亭文学》，我在宿舍桌子前拉一道帘子（一个宿舍住八个同学），躲在里面写。写了一个抒情小说《没镂碑文的墓碑》，有八九千字。王老师夫妇都看了，用铅笔画了线，改了错字，他就转交给地区文联的袁老师去了。过了好几个月，袁老师叫我过去，文联在地委大院内。大院里到处是树木和藏在树木里的一幢幢老楼，小道弯曲，蝉鸣窅幽。找到文联，袁老师叫我在沙发上坐，屋中幽暗。袁老师说，小说故事性差了，抒情性太浓了，建议我重写一个，意思就是这个不能用了。
我受了很大的打击。青春就是有韧性，越打击越顽强。我开始往外面投稿，《青春》《青年文学》《青年作家》《丑小鸭》……那时刊物多，买本杂志按杂志上地址寄过去就是了。可多数是怎么寄过去又怎么寄回来，最多是多了一张铅印退稿信。同学们都没有什么信，就我信多，而且都是这种老厚的信封（信封上印着通红的杂志社名称）。时间长了，被同学耻笑——癞猴子想吃天鹅肉！作家那么好当的？我逆水行舟，孤军奋战，孤独求荣，终于在三年的学业即将结束，临毕业前，发表了短篇小说处女作。那是一九八六年，刊物是北京的《丑小鸭》。
《丑小鸭》！太巧了！我那时真正是只“丑小鸭”。
可是我能变成白天鹅么？
看《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到鲁编修家招婿，办喜事摆酒席，并请了戏班子，传菜的厨役是个乡下孩子，没见过这么热闹的场面，他端了一个盘子，上面放了六碗粉汤，管家从盘子中将粉汤一碗碗掇上桌时，他尖着眼看戏，“看到戏场上小旦装出一个妓女，扭扭捏捏的唱，他就看昏了……”以为汤已经端完，就把盘子一放，结果盘子上还有的两碗粉汤倒在了地上，把碗打得稀烂，汤泼了一地。
写的极其美妙传神。但我却注意了一个字：尖着眼看戏里的“尖”字。这个字用在这里真是妙。我们一般只会写，“看呆了”“看傻了”“盯在戏台上看”“傻乎乎地望着戏台”……还可以写出很多，但没有一个有“尖”字传神。
我童年在家乡，从没听大人讲过某某人看东西，尖着眼看，顶多是“看出神了”“看呆得了”。我的家乡在天长，一个靠近扬州的县。我们说的话，大方言区是江淮方言，但从小的讲，应该是扬州话的变种，即扬州周边百十里范围的话。但扬州周边的话也是不同的，天长话和高邮话也有区别，高邮话与仪征话也不同，泰州、兴化则差别更大了。但如果这几个县的人到东北或者西北去，那边人听起来，肯定是一个地方的话。
昨晚看后兴奋，发了个朋友圈，说这个“尖”字用得好，以后写作用一下，立即引来一帮朋友的议论。一个朋友说，我故乡有此方言，“就你眼尖，看出来了”，这个说法我的家乡也有，但这不稀奇。稀奇的是倒着用了：“尖着眼”。江南的一个朋友说，我们这边乡下人常说，他说的是宣城周边，宣州的底蕴可老长了，李白的偶像谢朓就是被外放宣州的，写出了“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这种佳句。一个朋友说，陕西有，陕西人爱说“尖着嘴吃饭”，比喻一个人挑食，这与“尖着眼看”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也不尽相同。我一个女同学说：这让我突然想起了戏剧里小丑的妆容……咦！这个说法有趣，戏台上涂了白粉的小丑，出场后那个走姿配上眼神，不就是个“尖着眼看”嘛！
尖着眼睛看，比“看出神了”“看呆得了”要好。它里面既有“看呆了”“出神了”，但它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尖着”的同时，还有点兼顾别的意思，比如上面这个小厨役，他“尖着眼看”，还是有点兼顾手中的盘子的，只是被那个扭扭捏捏唱着的妓女所蛊惑，迷瞪了，才将碗打碎。
回老家县里看望父母，一个收垃圾的来收一坏热水器，他见窗台上有书扔着，就随口问：这几本书还要啊？我妈不认字，对书没感情（我高中毕业出去工作后，她把我上学的书全卖光了），就说，没用，你带着吧。我一听跑出门去，捡起一看，都是我父亲的老友赠的书，其中就有一本夏伯伯的《桑榆剩墨》，我拍拍上面灰尘，又捡了回来。
回到房内，我随手翻，翻到《趣谈〈数字为名〉》一篇，记两位儿时伙伴，一个叫“六一子”，一个叫“六九子”。“六一子”是其父六十一岁得子，便取名曰“六一子”。“六九子”的父亲年龄更大，六十九岁得子。“六九子”后来成为扬剧名角，其艺名仍称“六九子”。每逢他出场，台下一片惊呼：“‘六九子’出场了！”
文章很短，但饶有趣味。我想写小说的人见到，可直接用于小说中人物之名。这多么生动。
夏伯伯名叫夏锡生，是我邑天长名人。曾当过县里领导，又颇有捷才，是个有人情味的领导干部。他退休后，钟情于写作，写了有十几本书。可惜他待在了小地方，如果他退休后，住在广州、上海，这些短文是完全可以在《羊城晚报》和《新民晚报》上用的。而因在县城，他的作品多在地区报上发表，使文名传之不远。
说夏伯伯有捷才，是我记忆中，若干年前，他还在任上的时候，每年的门对都是他自拟自写。他家住在县城南门，是一个古老的深巷，门边有一口古井。一年他贴出的对联是：
临小街因景醒目
傍古井以泉洗心
真正是对得好。对对子不易，要懂平仄，还要有才情。
他还以此写过另两个对子，也甚佳：“阶前三尺地，院中一井天。”“前留三尺让人走路，后让一角留我听泉。”
夏伯伯是勤于思考的，他也善于思考。他曾拟过一个带“彩”的对联：儿子结婚孙大喜，少女初经缪玉红。他在题注中说，一次在地区学习，同事孙大喜儿子结婚请假回去，他忽然冒出上联，可一直没有下联。一次他到一个朋友家玩，女主人名叫缪玉红（“缪”通“妙”），忽然就有了下联。这是一种思索的快乐。汉语之美，多在简洁，又在对仗和押韵。一个作家其实是要不断地思索语言的。汪曾祺先生曾说，一个作家要善于炼笔，要随时随地、每时每刻向生活学习，在生活中发现生动的、美的语言。这一点夏伯伯做到了。
前不久在朋友圈，见人推送《今日天长》（吾邑之小报），上有夏伯伯的一篇短文《无尽的哀思》，写一个突然过世的老同事，因为前几天还曾遇见。那天夏伯伯去三圣街打印文稿，她在一家小饭店帮人拣菜，于是有了一简短对话：
“你还认识我吧？”
“你是夏县长，有谁不知，有谁不晓？”
“你儿子现在是我领导呢！”
“他哪能当你领导？你是他的老前辈、老领导，你永远是他的领导。”
“你现在住哪里？”
“就那二楼上，你不是去过我家吗？那时，我家老头子去世，你前来吊唁。还写了一篇怀念的文章，那篇文章我一直收藏在家呢！”
就这么一个精精神神的老太太才过几天却离世了。而且去世当天，穿得整整齐齐，将儿女叫到身边：我要走了，对外切莫张扬。现在疫情严重，不可惊动左邻右舍……
在文中，作者还补述了他们年轻时的一点交往。比如与自己的老伴同在百货公司工作，出身名门之家，长相标致（中学时代有本邑四大美人之称）。文革期间，造反派认为她出身不好，要她戴高帽批斗她，夏伯伯为她开脱，说她既不是当权派，又不是走资派，只是一名普遍员工，出面劝阻了。
文笔极其传神，短短几百个字，就写出这位叫王静娴的、已九十六岁高龄的老人的通达、明理和干练。
今年一次回乡，从夏伯伯家门前过。因时间已经很晚，不便打搅。我轻手轻脚走到门口，在月光下看了他今年春节的对联：
时雨润三生
春风苏九锡
依然是有生气的。妙在将“名”和“寿”都镶在了里面。
屋里的灯似乎还亮着——院内墙角的那一棵桂花树已经很高了，映出一片天空——可能夏伯伯还在灯下“用功”呢。他一九三〇年生人，用民间算法，今年已九十三岁高龄。夏伯伯的勤于思考，是他长寿的一个重要原因，善思之人不老，他真正是个“老作家”呢。
食物是有生命的。你粗暴待它，它就给你难看。我们家经常做牛排。去菜场买一斤新鲜牛肉，回来切块放冰箱冷冻起来。要吃了取出一块，解冻，平锅慢火煎出。
可每次煎出，都是我爱人做出的好吃。我偶尔煎一下，不是生硬如石头，就是有一股腥味。我爱人说：“你性子急，你粗暴待它，它就给你难看。”是的，我有时心急，水中沥一沥，就下锅煎，先是火烧很大，下锅就是“刺啦”一声，一阵烟。而我爱人做牛排，总是先把牛肉取出，之后放在那自然解冻，一直到解透了，才将牛肉慢慢片开，之后抹一点盐，用手慢慢拍牛肉，她说是让它“醒”来，之后才下锅，小火，慢煎。她会用一把小剪子，将煎好的牛排一条条剪开，端上桌，撒上孜然粉，吃起来，特别香。不老，也不生。口感正好。是的，煎牛排也要讲究火候，差一点点，味道可能就不对了。不是老了，就是还没有熟。老的程度，也有讲究。嫩老，初老，中老，老老，这是我的表达。想必你也是懂的。嫩老也不错，其实是初老最好吃，中老也可以，老老就没法吃了，就是俗话说的，“‘柴’得不能吃了”。每次我爱人煎好牛排上桌，她都特别得意，总是骄傲地说：“食物是有生命的。你粗暴待它，它就给你难看。”
不光煎牛排，烧臭鳜鱼也一样。我们一般是一次买回十条腌制好的臭鳜鱼，每条大约一斤左右。真空包装，回来冰冻起来。烧臭鳜鱼也是有讲究的，也是从冰箱取出自然解冻（自然解冻很重要）。解冻一般需要两三个钟头。完全解冻后，将鱼洗净，用厨房纸将鱼身上的水抹尽备用。置配料：蒜籽十二粒（多多益善），干辣椒两枚，五花肉几片，猪油少许。锅置灶上，大火，菜油五十克，猪油五十克，油微热，将五花肉下锅煸炒，再投入生姜、蒜籽、尖辣椒，爆香之后，放入臭鳜鱼，两边稍煎一下，再放入老抽五克、生抽十五克、白糖两克和少许料酒，注入清水至鱼身淹没，先大火烧开，再调微火，中途翻一下，以防糍底，直至汤色浓稠，有细泡翻冒，方为绝妙。
吾食臭鳜鱼多矣。因工作关系，过去常往来于徽州，食过徽州最好的臭鳜鱼，对臭鳜鱼多有了解。曾在京城徽菜馆食过臭鳜鱼，品质与徽州本地做法，相去远矣。又曾多次于绩溪宾馆品尝过臭鳜鱼，可谓至味。绩溪是臭鳜鱼的真正故乡，绩溪宾馆的臭鳜鱼，当为徽州第一。
也有冒牌的，用腐乳代浇其上以出其臭。那是下下之品，不足道。也有将鱼肉烧至稀烂，不能成块，再浇上许多蒜蓉，那更是上不了台面之“鱼”，有辱臭鳜鱼之名声也。
清汤小羊蹄髈。一次购回数根小羊蹄髈，剁成三寸左右，冷藏。食时取出几根，水里泡开，剪去筋膜，用冷水下锅“焯”一下。焯后将水倒掉，再注入开水，放入拍好的生姜二片，大火烧几滚，再小火焖至肉烂。
羊肉极佳。羊肉应该是所有肉类中的上品。完全不置任何调料，开锅食之，香气四溢，白嘴去吃也可，略加精盐，出其味亦可。口味重的，蘸点酱油吃，亦妙。
白汤放入冰箱，数小时后，汤完全冻如奶酪，色白微黄，嫩如婴儿面。
羊蹄汤煨好后，加入一点小青菜或者切成片的冬瓜。味亦佳。
没有想过把写吃的短文能辑成一集。文章都是陆陆续续写的，前后也有二十多年吧。写《鼻子吃面条》时，孩子才六七岁，那时我还在北京工作，一家三口住一间房子，也快乐得很。一次孩子妈妈不在家，孩子忽然问我：“爸爸，鼻子能不能吃面条？”不知孩子怎么忽然想起了这么一句。于是我就写了这篇短文。那个时期，孩子还有一句话，我也记得深刻。一次送孩子上学，正好迎着太阳骑车，孩子忽然问：“爸爸，太阳有腿吗？”这句话我也回答不上来。
岁月不能清点，我今年马上六十岁啦。上一代老先生们都有六十抒怀、七十抒怀的。汪曾祺先生不是有《七十抒怀出律不改》么？“悠悠七十犹耽酒，唯觉登山步履迟”。我们这一代，古文完全“坏”了，到了一定年龄，应该“抒”时，也“抒”不出来。我的写吃的这些短文，大约是受了汪先生一点影响的。二十多岁喜欢看他的小说，里面时不时会来点“吃”的。比如《八千岁》，比如《安乐居》。《金冬心》就是一篇美味大全。汪先生在此文中说金冬心是“斯文走狗”，其实在写此文时，汪先生又何尝不是？难怪黄裳先生曾说，《金冬心》“不过是以技巧胜”耳。
我这个集子里的几十篇短文，有些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的。比如《故乡的食物》《我的食羊小史》《拌风菜》《一张徽菜单》《碓米和腌菜》《在白洋淀吃鱼》《我和酒的一些关系》《养老婆》，它们倾注了我很深的感情。《我和酒的一些关系》写出了我曾经的青春的飞扬；
《养老婆》在台湾《联合报》发表后，竟然被收到一本叫《讲义》的杂志里，说是可以培养人的“幸福”。
全书共分四辑：
第一辑写在各地所偶遇的美食，白洋淀的鱼，内蒙古的羊肉，微山湖的莲蓬，萧县的蝶拉猴子。
第二辑写高邮的几种美食。高邮是汪曾祺的故乡，因先生之文而使高邮美食名传天下。比如高邮的大闸蟹，高邮的包子等。
第三辑主要写童年的吃食和对故乡的怀念。
烟酒茶是人生的三大爱好，第四辑写我与酒与茶的一点关系。我不善饮，可是我与酒周旋久矣。茶是我所好的。喝过天下无数种茶，杭州的龙井，云南的普洱，福建的水仙，但我最爱的，还是安徽的猴魁。猴魁之美，无以言说。大约是“黄山归来不看山”，猴魁之后难饮茶了。
第五辑写与吃有关的一点趣事，既写人又写事，所叙皆以趣味为上。比如《午后的黄蜂》，写刘震云那年在我家吃面条的往事，其间不知从何处飞来一只大黄蜂，萦绕头顶，挥之不去，使一碗面与黄蜂纠缠在一起，殊难忘也。《在泗洪与王蒙先生的一顿午餐》，尽显王蒙之睿智与风趣，正像汪先生曾说的“听王蒙谈话如两只仙鹤打架，绕脖子”。
哈哈，还是汪老头会说话，萧散，虚淡。目送飞鸿呵！
是为序。
段华先生寄来一册《孙犁年谱》，由人民出版社二〇二二年三月出版，煌煌五百多页，大书也。
“年谱”非常好看，看“年谱”可以很快，它是资料性的，可写“年谱”就不那么容易了，小到一个年月的准确，大到历史事件的梳耙，殊不易也。段华历数年，孜孜圪圪，写出这本“大”书，让人敬佩。
段华是幸福的。他喜欢孙犁，做自己喜欢的事。段华是幸运的，在青年时见到孙犁并与先生结下了较深的友谊，所以他做这些工作，仿佛是还依然同先生在一起，交谈，商讨，请教……我想这些年来，段华是不止一次梦见过孙犁先生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是必然的（我就几次梦见过汪曾祺先生）。
我年轻时极喜欢孙犁。我二十岁左右在一个小镇上，单位每年会订许多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正是一九八〇年代，孙犁复出后的许多作品，都是发在这些报纸的副刊上的，包括“芸斋小说”等等，还有与青年作家的通信，比如与贾平凹的，与铁凝的，我都会剪下来夹在书里。我有一年给孙犁先生写过一封信，所写大约是一个文学青年的苦恼，可能是信的内容比较单薄，没有收到回信。我那时觉得这些大作家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因为我觉得他们生活在天上。
尽管我没有收到回信（我觉得不给我回信是天经地义的），但不能阻挡我对孙犁的喜欢。那个时候由天津“百花”出的孙犁劫后多少种，比如《晚华集》《秀露集》，我都买过。现在我如果认真找找，是可以找出那个时代孙犁作品的初版本的，因此在我学习文学创作的最初时期，孙犁是哺育过我的。
近一二十年我做汪曾祺的研究工作，孙犁的作品看得少了。其实孙犁和汪曾祺是相通的。汪曾祺当然是极敬佩孙犁先生的，他不是用心改编过孙犁的代表作《荷花淀》么？（汪曾祺改编的剧本叫《炮火中的荷花》，是电影文学剧本，也是汪曾祺唯一的电影文学剧本。）汪曾祺改编这个小说时已写出《受戒》《大淖记事》等小说，虽然此剧本是受著名导演王好为的委托，然仍可见出汪先生对《荷花淀》的喜爱。
近一个时期，心情郁闷，人总是快乐不起来。我又是个长期封闭在家的人，每日无所事事。忽然一天，我找出《芸斋小说》，有一篇没一篇地看了起来。看这样熟悉的书，不用正经八百，也不用从前往后，翻到哪篇看哪篇，不过看完我会在篇末做个记号，或者写个日子，或者写几句话（感受）。看的虽平常，不过我多会到楼下院子里的一棵大枫杨树下看，枫杨树正开花结荚，一嘟噜一嘟噜的“榆钱”挂在枝叶间，像一串串“元宝”，所以枫杨树又称元宝树。这倒是一个有意思的名字。这也为我读孙犁，增添了一番趣味。
《芸斋小说》薄薄的，中州古籍出版社版。白皮，小开本，封面无装饰，只有一幅极简的画。是毛笔在宣纸上洇染的一书、一杯、一盆花。稚稚气气，很入目。书也只有一百多页，盈盈一握。《鸡缸》《女相士》《亡人逸事》《小混儿》《无花果》《冯前》《一九七六年》《续弦》……所有这些，我过去都看过好几遍了。可这回重读，仍如新见。每读一篇，便合书叹息：“广陵散”从此绝矣！我是说像这样的克制笔墨的作家再也难见了——现在的报刊，拿来一翻，无不洋洋数言，看后一片空白——《亡人逸事》的至痛，《续弦》的坦诚无奈，《冯前》的荒诞无稽。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布满细节。《亡人逸事》中的偶遇、哭诉、背瓜、失子、纺织及一匹布等细节，看后总不能忘。《一九七六年》里的老赵，也一定是孙犁的自况。文中的一句“从远远的省份，赶来这里和他结合的女同志”，一定是那位张女士，因为从《孙犁年谱》里查到，张女士一九七一年与孙犁结婚，一九七六年六月即离婚了。这一点在《续弦》一文也可见证。《续弦》写他自一九七一年夫人离世，由于生活的不便，动过续弦的念头，于是便有了几次与女方相见情景。每次的见面，孙犁只寥寥几笔，一个女性形象便立于纸上。一如早年孙犁描写女性的高超本领。比如文中的一回：“她四十多岁，中等身材，皮肤很白皙，脸上有些雀斑，胸前很丰满，我在食堂劳动时，对我态度和蔼。”不动声色的几句描写，却十分传神，特别是“脸上有些雀斑”，如电影镜头般的特写，更是写出一个女性的生动来。文中共记叙了四位女性，皆传神。最后一位也即是这位张女士，所写细节也让人莞尔。介绍人老王用一块有机玻璃作放大镜在仔细研究女方照片，其笔之冷峻，让人喷饭。老一辈的作家们总是能在这种不动声色中征服读者。
在读《芸斋小说》的同时，我会于每晚睡前读几页《孙犁年谱》。我睡得早，一般九点多钟即上床。上床的目的，也多是为了看书。我虽然喜欢孙犁的作品，但对孙犁先生的一生，还是了解不多。这次读“年谱”，也是对孙犁先生的一次“补课”，了解一个人的经历，对理解一个人的作品是多有帮助的。这一次，正好好好读读这本书。——我写此小文时，翻开书看看，已经读到一百多页了。我不会着急的，什么事都应该慢慢去做，包括读书。
汪曾祺先生在一篇文章的结尾写到他一天清晨，迷迷糊糊地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头骆驼在吃一大堆玫瑰。汪先生自己说是“一个荒唐的梦”。
真是一个荒唐的梦!这是一个沉思的老树的精灵的梦，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鲜活的“第二思维”。是梦，是迷糊，却看见了美。
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写到一个曾经挥斥方遒的小林最后被生活弄得支离破碎，有一天半夜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睡觉，身上压着一堆鸡毛。
这是一个被纷纭的生活弄得昏头转向的小人物的无可奈何的意识流。
莫言曾经说过一个梦。说一个人走夜路，走到一片坟茔。这片坟茔是一片芦苇滩。夜太黑，这个人很害怕，便故意走得很响，当他走到滩边浅水中，刚想涉水过去，就听水中“哗啦——”一声，十几个小鬼从水中冒出来，穿着红肚兜，面如孩童，也只七八岁，一律扎着两根冲天小辫，双手捂耳，齐声大叫：
“吵死嘞!吵死嘞!”
这真是一个千古绝梦，一个一点不让人害怕，一个很可爱的关于鬼的梦。
前不久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汪曾祺先生，梦的情形是这样的：我在一块别人家的宅基地上晒大白菜，大白菜的四周围了几十双各色各样的鞋。我就坐在那里看住我的大白菜和鞋。汪先生由他的孙女卉卉携着在宅基地边上遛弯。宅基地的这边有许多人在学跳舞，地上放着一个双喇叭的收录机里正放着音乐。爷孙俩遛了一会儿，往回走，当走过跳舞的人群时，汪先生忽然拉过卉卉跳起了水兵舞，动作舒展自如，忽地他又将孙女同别人交叉，又拉过一个女伴，对人说：“这样，这样。”他边说边比画，“换位是这样的……”跳了一会，汪先生下来，用手捂着腰眼，我过去说：“谁碰了您了?”汪先生说：“腰疼。”我说：“赶紧回去吧。”这时我拿起汪先生脱下的帽子和米灰色大衣，给他戴上帽子，卉卉抱住他的一只胳膊，我将风衣从他身后给他套上袖子穿上。
汪先生套好大衣回过头来，黑黑的脸，笑，白亮亮的牙齿，说：
“谢啦您!”
就走了。晚上我开始收拾晒的大白菜和鞋，往回走时，到马路边，见到马路对面汪先生一家正在吃晚饭。——一个县城，黄昏的景致。
我怎么把汪先生家搬到了这么一个陌生的小城？
可梦境真切，真是奇怪。
夜里做了一个梦，甚奇怪，亦很有意思。与一群人在一个陌生的古镇上。古镇的名字是不是叫罍？是不是住在了一户人家？一条古街，潮湿湿的，仿佛是一场急雨之后。这个人家是那种老房子，门还是一排一排上在槽子里的排门。对街的堂面是卖小商品的，还有一台缝纫机横在门首墙角，缝纫机上扔的全是东西，都是衣服之类的。我倚在门口小街闲看，一户一户的人家，在窄窄的街面，有许多老人坐在门口。天阴着，似雨后的黄昏。我忽见门口沿墙根处，有一株老树，枝杈稀疏，纵横交错，上有零星的荔枝挂在枝头。是一株荔枝树。荔枝经过雨后，有一种新鲜的暗红。我跳起来顺手摘了两粒，饱满结实。好像有个声音说：摘不得！我有些脸上过不去，就将两粒荔枝放在了缝纫机上的衣服上。只过一会，不知从哪里有蛇游了出来，沿着墙边，似见非见的。有四五条，身子慢慢蠕动着。我心下一惊，似乎明白这蛇精是住在荔枝树下的，或者谁动了它的荔枝，蛇精就惊着了。又见一条大蛇从另一边的缝纫机上蠕动着过去，不见头尾，该有多长。我蓦然一下害怕了起来。
这些毒蛇肯定是我惊动了它们，是冲我来的。我又仿佛听人说，这蛇剧毒。我心下想：赶紧离开，便抓了那两粒荔枝（我为什么要抓它？）手揣兜里，转头走了，刚拐过一个巷口，感到手心里有东西一动。有人说，那是一条小蛇！我甩开手，是一条小蛇，只有米虫大小，伏在荔枝麻癞癞的缝隙之间，可这时它已经完成了使命：咬过了我一口。我的手内马上感觉肿胀了起来，一个肿块凸梗，蛇毒已进肉里。我慌张得不知怎么办。是用嘴吸？还是找个东西先扎起来？
正在这时，梦惊醒了。疑惑怎么做了这样一个梦，是何暗示？想了一会，没想明白，便想着记下这个梦。梦的名字就叫《荔枝与蛇》吧。
昨夜五更头醒了一次，起来如厕，天气清寒，于是又上床靠了一会儿。没想又迷迷糊糊睡着了，梦见汪曾祺先生，那么清晰。
去了个地方，已经好几天了，也不知是个什么活动（最近参加了几次汪先生“别集”的宣传）。活动完了往回走，是三个人，另一个好像是龙冬。走到一个悬崖边，半边是山，半边是溪。这个山口已走了好几回。刚要转过一个山口，汪先生忽然一跳（他穿着米色风衣），一把就将悬崖壁上挂着的一个金黄的癞葡萄给拽了下来，抓在手上。那个癞葡萄极大，形状像一个农家忘了摘的（或留着做种的）大丝瓜一样，只是颜色是金黄的。纯正的金黄，泛着光。
汪先生挺得意，就将那个大癞葡萄在手中提着，走时随膀子一甩一甩。
我说，你是前几次从这过就注意到了吧。
汪先生得意：当然，我一直就留意它了。
悬崖上非常光滑，癞葡萄的藤蔓贴着悬崖的缝隙攀爬，蔓和叶都枯黄了，只有这一个大癞葡萄挂在空空的崖壁上，金黄的一个大瓜。
我心里有点酸酸的，来回走了好几遍，自己的观察生活能力哪去了？
一个美，又给汪先生发现了。
边上站着的龙冬，他一直在笑。
汪先生得意地甩着手中的那个金黄的瓜（癞葡萄），忽然脚下一滑，一个趔趄，一屁股摔了下来，跌倒了。
把我和龙冬吓了一跳，赶紧过去蹲在身边。汪先生半躺在地上，几缕灰白的头发滑到额上，一只膀子斜托在地面。我说，赶紧起来吧！我扶你起来。
于是我单膝跪地，一手扶住他的腰，一手托住他的脖子，一用力（他还挺沉），给托起来一些，汪先生忽然大叫：
“啊哟啊哟……”
我们吓了一大跳，一看，不知是脖子还是腰那儿扭了。这事可大了。
我不敢动，龙冬也蹲在一边。
就这样扶着腰托着头，与汪先生那么近。汪先生身体很柔软，手绵软温热，身体没有一点老人味。心中仿佛觉得十分欢喜，这个老人很爱清洁。
就这样斜托着，不敢动，也不知道腰受伤到什么程度。
过了好一会儿，汪先生说，再慢慢起来看看。
这一次我们更加小心，慢慢用力，终于汪先生坐了起来；
再一会儿，站起来了。
他左右甩甩胳膊（那个大癞葡萄刚才跌跤时被甩了老远），又动动脖子。咦！没啥情况。他又撂撂腿，扭扭腰。一切正常。他又轻轻地蹦了两下。很轻松的，没事。
我们都挺高兴。
清晨梦见汪先生，恍恍惚惚的，但那么清晰。窗外正下着雪，昨晚就开始下了，起来拉开窗帘，远处屋顶上一片洁白。好大的一场雪。
先生去世已二十三年了，他仿佛还活着。
因编《妄言与私语》这个集子，把多年的散文进行一番整理，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因为几十年没有清理过，总是写了发了就完事了，所以多数的文章是散在多个文件夹中，有些可能也不知下落了。将收存的罗列起来，数了数竟有三百篇之多。说少不少，说多也不多，毕竟写了近四十年了。从第一篇《雨中游琅琊山记》，写于一九八三年，是我上地区银行学校时的课堂作业，发在了当年的《安徽电大》上，这么算来可不是四十年了？时光真是一个贼，偷走了我的岁月，偷走了我的青春。可并不后悔，不是努力了么？不是奋斗了么。虽说青春不一定是非要用来奋斗的，但每人情况不同，多数人还是要靠它来奋斗的。
写了这么几十年的散文，没有自己的理论。想想是真没有，心中只有一个囫囵的感觉。有见解的，有感觉的，哪怕只有一点点，都是好的。语言好也可以。但当代绝大部分的散文，也只是看看还可以，给人心里一颤的，很少。我自己写散文，倒是追求个性。但个性也不好，不一定给人赏识。一个人的风格，形成了，也是不好改变的。你赏识不赏识我管不了，我只能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去写，别人无法改变我。
我认为我的散文还真诚。真诚应该是散文的第一要义。我认为我的散文还疏淡明朗，话说得明白。我还是有一点幽默感的。写得俏皮幽默，也是不容易的。幽默不是胳肢人，而是轻轻地说，说得轻松有趣。我写的都是平常的事平常的人。我认为文学是小老百姓的事，记录小百姓的生活、命运、心理，就是记录时代。平凡的人大约是一个时代最真实的人。
我们这一代人，写作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书读少了。因为在最好的年龄，不怎么读书。可是这怪不了谁，因为你赶上了那么个时代。我们这一代写作者，古文基础普遍较差，古文基础差的直接后果，是语言啰唆，不能简洁。简洁是文学的一个重大问题。汉语固有的特点很神奇，就是简洁是一种美。你看看《寒花葬志》，你看看《湖心亭看雪》，你看看《记承天寺夜游》，你看看《小石潭记》，便知道简洁是那么美的一件事。《寒花葬志》只有几十个字，但它以少胜多，寒花的几个小动作，就写活了一个少女，如果长篇大论，那是什么滋味？《记承天寺夜游》也是，因为那么短，所以“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才显得那么突出，那么灵动。
近几年我写毛笔字，就是所谓的练书法吧。我写字是想将毛笔字写得稍好一点，但我更重要的私心，是用毛笔抄古文。抄书十遍，其意自现，是这么个道理。写书法不写古诗古文写什么呢？你总不能把白话文抄一遍吧。你别说，这样抄个两三年，古文基础是有了一点提高。我是多么地后悔，我若在三十岁懂得这个道理，我现在的写作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景象？好在我总是乐观的，好饭不怕晚。只要活着，就是学习，就是读书。几年下来，我抄的古文有几十篇吧。《山中与裴秀才书》《陈情表》《前赤壁赋》《黄冈竹楼记》《醉翁亭记》《洛神赋》……这些文章我反反复复抄，其中美妙的字句我都能记得。虽说廉颇已老，可是还能饭也。这不，这碗“饭”趁“热”即及时“享用”了一番。前不久在安徽大学给中文系的同学们讲散文写作，讲着讲着就“诵”起了我记熟了的段落，同学们也齐声同诵。那一刹，真是人生的美妙时刻。在安大讲了几年，这一堂课是我自己最满意的，因为同学们那么专注，使我得到了一种不可言说的享受。
这个集子里的六十多篇散文，多数为近年所写，有关于汪曾祺的，有读《红楼梦》的，有写青春的，有写美食和交游的，品类繁多，但面目并不可憎。希望遇到此书的读者，读了其中的一些文字，能给您带来片刻的快乐，如果能在你的心里留驻一片天地，那将是我终生的幸福。谢谢您的阅读。
是为记。
奥运精神是一种拼搏向上的精神。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人的好奇与探索，离不开人类的冒险、勇敢和向极限挑战的精神。登山是如此，跳伞是如此，滑雪是如此。谷爱凌的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也是如此。人类社会的第一次登月，阿姆斯特朗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迈出的一大步”，也是如此。多年前即有人预言，人类社会将进入信息时代，提出“信息”二字时对信息时代的概念还没有深入的、刻骨的认识。今天我们再回头看看，十年前我们对“信息”二字的理解是多么地肤浅，科技一次次向我们走来，我们都有点猝不及防，有点无所适从。今天的你还能离开手机吗？疫情这几年，没有手机你能否出门？你的身上还带纸质的货币没有？连战争的形态都得以改变，现在没有信息源，你还打的什么仗？这些还都是表面的。深层的意义是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改变了人类的情感、爱情和婚姻方式。我身边的几对亲人的婚姻都是他们自己在网上认识而交往的。过去你能设想这样的婚姻吗？
这些跨越都是人类无穷的探索精神的结果。其实人类是天生具有好奇心的。每一个儿童从呱呱落地的第一刻起，就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由此我想起了教育，青少年的教育多年来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如何使一代人更有创造性，除了天性的好奇和探索精神，我想培养一个人（一代人）的兴趣是至关重要的。上进心只是一个人的外在动力，人类的一切内在动力是对一切未知的探索的冲动。
一切都要从小的做起。记得一本经济学的著作就叫“小的是美丽的”。跨越的核心在于细节。自由式滑雪也是由空中动作和雪上动作等诸多技巧组成的，每一个动作都要精确到零的误差。我们说大国工匠，工匠精神其实也是精细精神。大到航天工程、大飞机技术、芯片技术，小到茅台的配方、普洱的发酵……每一项技术，都是由小的精细的工程和部件组成，希望我们的社会培养更多的踏踏实实、默默奉献的各类人才，形成一种尊重每一项劳动，使每一个劳动者能有尊严和体面的社会氛围。
希望我们的国家能更加进步文明，为世界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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