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良燕
周去非仕宦广西期间，虽未远涉海洋，但却关心海疆、邻境以及南海以外的海外交通和贸易，在其所著《岭外代答》专设“外国门”上、下两卷，记述南海及印度洋周围几十个国家的名称、位置、国情与航行路线，不仅是研究宋代海上交通和十二世纪东南亚、西亚、东非、北非等地国家、部落及各国交通、国情、风物土产、世俗人情的珍贵史料，同时还反映了南宋时期广西对外贸易的繁荣。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一）记述广西对外交流的主要通道
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开篇序言即道：广西“列于西南方者，蜿蜒若长蛇，实与夷中六诏、安南为境；
海之南郡又内包黎僚，远接黄支之外”。基于广西独特的地理位置，当时由广西出发所到之国有安南、占城国、真腊国、三佛齐、阇婆、故临国、注辇拉、大秦国、大食国、波斯国、木兰皮国等。据《岭外代答》记载当时广西的对外通道有多条线路，分陆上通道和海上通道两类。
陆上通道主要以邕州为出发点，经三条通道去往西南及域外国家：一条自邕州经古天、归乐州、唐兴州、七源州、泗城州、古那洞、龙安州、上展、博文岭、罗扶等地通往蒲甘国（缅甸古国）；
一条自邕州经七源洲、马乐县、恩化县、罗夺州、围慕州、阿姝蛮、朱砂蛮等到罗殿国；
一条自邕州经上安县、安德州、罗博州、阳县、隘岸、那郎、西宁州、富州、罗拱县、历水铺、特磨道、结也蛮等地至西南的大理国。
海上通道主要以钦州为出发点，通往安南国。南宋淳熙元年（1174），孝宗下诏进封交趾郡王李天祚为安南国王，安南成为南宋朝廷的藩属国，与南宋朝廷有频繁的朝贡和贸易往来，形成了密切的关系。其中从钦州出发的水路，是两地之间水路往来的主要通道。据《岭外代答》载：“自钦西南舟行一日，至其永安州，由玉山大盘寨过永泰、万春，即至其国都”。同时，钦州还是西南地区最大的香料集散地，“光香，出海北及交趾，与笺香同，多聚于钦州”，“（沉香）其出海北者，生交趾，及交人得之，海外蕃舶而聚于钦州，谓之钦香。”与此同时，安南朝贡的各种物产也沿此通道进入广西。绍兴二十六年（1157）安南入贡，除五象外，所贡方物甚盛。贡品有:“金器凡一千二百馀两，以珠宝饰之者居半；
贡珍珠，大者三颗如茄子，次六颗如菠萝蜜核，次二十四颗，如桃核，次十七颗，如李核，次五十颗，如枣核，凡一百颗，以金盘盛之。贡沉香一千斤，翠羽五十只，深黄盘龙缎子八百五十匹，御马六匹，鞍辔副之。常进纲马八匹，驯象五头。”另外还附贡金银洗盘、犀角、象牙、沉、笺等。从安南来的商品还有绢：“安南使者至钦，太守用妓乐宴之，亦有赠于诸妓，人以绢一匹。”
（二）记述对外贸易商品管理及集散地
据《岭外代答》记载，南宋广西有几个博易场，分别是邕州横山寨博易场、邕州永平寨博易场、钦州博易场。其中邕州永平寨博易场和钦州博易场是当时广西对外贸易的商品管理及集散地。邕州永平寨博易场，在今之宁明县，为宋朝商人和交趾商人通商贸易的国际市镇。这个博易场与交趾为境，中间只隔一涧，由永平知寨主管理。博易场的北边有交趾驿，南边有宣和亭，“交人日以名香、犀象、金银、盐、钱，与吾商易绫、锦、罗、布而去”。钦州博易场在城外江东驿，亦是南朝商人和交趾商人进行国际贸易的市镇。“交趾其以鱼蚌来易斗米尺布者，谓之交址蜑。其国富商来博易者，必自其边永安州移牒于钦，谓之小纲。其国遣使来钦，因以博易，谓之大纲。所齎乃金银、铜钱、沉香、光香、熟香、生香、真珠、象齿、犀角。”交趾私商从永安州入境，要事先准备文牒报到钦州官府。钦州博易场对外博易形式有三种，分别为“交址蜑”“小纲”和“大纲”。所谓“交址蜑”，指的是外国（一般是越南）贫民拿小鱼小虾来换米换布的形式；
所谓“小纲”，指的是国外富商驾船来交易；
所谓“大纲”，指的是国外派遣的特使来进行的比较大的交易，交易内容一般是金银、铜钱、真珠、犀角等。
（三）记述商品的品种
据《岭外代答》载，进入当时广西的既有安南的商品，也有南海以及印度洋周围各国的商品，种类繁多。钦州是当时广西主要的出海口，“凡交址生生之具，悉仰于钦，舟楫往来不绝也”，“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其次阁婆国，其次三佛齐国，其次乃诸国耳”。在这里交易的商品有日用品、奢侈品以及各种药材等。日用品方面，交趾商人“以鱼、蚌易斗米尺布”，同时还出售“二十五斤为一箩”的食盐；
宋朝商人贩易的则有米、布、纸、笔等，两广稻米“常岁商相转贩，舶交海中”。奢侈品方面，交易规模是比较大的，“每博易动数千缗”，交易物品有来自交趾富商的金银、铜钱、沉香、光香、熟香、生香、真珠、象齿、犀角等；
有来自钦州人所持的琥珀，钦州人“持以往博易场，卖之交趾，骤致大富”。药材方面，广西所产的桂枝、肉桂、桂心等药用价值高，名气大，很受欢迎，“今桂产于钦、宾二州，于宾者，行商陆运致之北方；
于钦者，舶商海运致之东方”。肉桂所具备的驱风、解热、治头痛等功效正是东南亚各国和地区的人民所需要的，因此，东南亚不仅成为中国肉桂的消费地，而且还是中国肉桂销往印度洋各国和地区的转运地。1000 多年前的《道里邦国志》就有记载我国肉桂从东南亚的输出：“由此东方海洋，可以从中国输入丝绸、宝剑、花缎、康香、沉香、马鞍、貂皮、陶瓷、绥勒宾节、肉桂、高良姜”，再经红海到达阿拉伯国家。
据以上可知，广西在南宋时期对外贸易是兴盛的。究其原因，则与南宋朝廷对海外贸易重视程度的提高以及对广西管理与开发程度的加强有密切关系。
周去非《岭外代答》作于宋孝宗淳熙年间，书中记述了岭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少数民族的生活风俗，以及物产资源、山川、古迹等情况，这些都反映了当时南宋朝廷和广西地方的社会经济背景。淳熙（1174～1189）是南宋孝宗赵昚的第三个和最后一个年号，共计使用16 年。宋孝宗赵昚（1127～1194）被后世称为“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是南宋的第二任皇帝，他在位期间（1162～1189），北方金朝统治者为金世宗完颜雍（1123～1189），金世宗在位期间（1161～1189）也很有作为，堪称英主。此时的宋金两国势均力敌，于是选择了兵戈沉默，使节驰往。较长时间的休养生息，为南宋带来了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文教昌盛的“乾淳之治”。既不思北伐，稳定和发展南方即成为追求；
又为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孝宗积极鼓励番商来华贸易。而广西因其集沿海、沿江、沿边于一体，与东南亚国家既有陆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南宋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随着南宋朝廷对海外贸易重视程度的提高以及对广西管理与开发程度的加强，广西在南宋时期出现了对外交往繁荣的景象。
考察南宋初期的两位皇帝在政治、经济的政策不难发现，孝宗在这两方面都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与高宗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为“乾淳之治”打下了基础。整体表现在：高宗时期屈辱求和，吏治腐败，民生凋敝，社会动荡，孝宗时期则修文偃武，吏治廉洁，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具体观察孝宗时期的社会转变，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政治方面。面对高宗朝延续下来的政治危机，孝宗调整了治国方略，在稳定国内政局方面，励精图治、补偏救弊，勤政节俭，使得南宋社会稳定，巩固了统治基础；
在军事与外交方面，进行军制改革，提高了军队战斗力，一定程度上抵御了金兵的侵扰，保持了长时间的安定与和平。
宋孝宗在位共28 年，先后建元隆兴、乾道、淳熙。隆兴意为“务隆绍兴之政”，及草制，则“合建隆绍兴之义”，可见宋孝宗远绍太祖，着意开创新统之志。南宋初期，渴望收复失地仍是张浚、辛次膺、胡铨等部分元老的“人心”，另外陈康伯、张焘、虞允文、陈俊卿、王十朋等人也反对和议、主张抗金，孝宗对这些人都给予重用。这些道义之举使得孝宗深得人心，受到朝野拥护。在朝政上，孝宗注重公正，深谙用人之道，曰“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小人而有才，虎而翼者也，人主之要在于辩邪正”。孝宗还虚怀若谷，力倡直谏，“朕方虚怀延纳，容受直辞。言而可行，赏将汝劝；
弗协于理，罪不汝加”，官员或上书，或面奏，直言极谏，畅论时政，形成了宽松的政治环境。
同时，宋孝宗还裁减冗费，大力提倡节俭。自北宋以来，冗官、冗费、冗兵的“三冗”问题一直十分严重。以官吏俸禄一项为例，官员们除正常工资外，尚有诸多名目如匹锦、职钱、禄粟、增给、公用钱、给券等。宋孝宗即位后，明确表示要“各从省约，无至劳烦”。他即位次日，便要求暂停各地进献寿礼，三个月后，便开始裁撤膳营坊、教坊等机构。与此同时，他还以身作则，厉行节俭，重申严禁“铺翠销金”之令，一再下诏严禁奢侈之风。对于吏治廉洁的重要性，孝宗指出：
朕履四海之籍，托公王之上，深惟民之未赡，恻怛在心。躬节俭之化，薄征赋之科，冀与宇内共臻富庶之域。惟吏或不良，无以宣德明恩。若乃贪饕无厌，与货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下民，有一于斯，足秕邦政。天下之大，郡邑之众，假势放利，实繁有徒。若此，朕虽有爱民勤政之诚，焦劳于上，仁恩利泽何由而下究哉!
躬节俭、薄征赋、去贪饕无厌以宣德明恩，孝宗将吏治廉洁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营造了一个廉洁高效的政治环境。
军事上，宋孝宗整军修武，军队战斗力有很大提高。宋孝宗在位28年间，练军实、除戎器、选将帅、厉士卒，所以为武备者，无所不讲。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孝宗还改革军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义兵制，“籍民家三丁取一，以为义兵，授之弓弩，教以战阵，农隙之时，聚而教之”，同时汰老弱兵，“步帅陈敏言本司所管官兵二万余人，今汰去老弱二千余人，以所请钱米论之，岁费四十八万贯。推究诸处，共约有三十万余人。以十分为率，汰去一分老弱计三万人，每岁可省七拜二十万贯”，这就使得朝廷在大幅度减少军费的同时，还拥有了一支数量多、质量高的军队。强大的军事力量形成后，孝宗欲进攻金朝，收复中原，便起用老将张浚等发动“隆兴北伐”，却于隆兴元年（1163）在符离被金军击溃，只好再次与金国达成和议，史称“隆兴和议”。隆兴和议之后，宋、金两国维持了40多年的和平，孝宗在内外政策上都转向平稳，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第二，经济方面。宋孝宗轻徭薄赋，发展农业，同时积极鼓励对外贸易，促进了经济进一步繁荣。宋高宗在位期间，南宋经济凋敝，到了“公家无半岁之储，百姓无旬日之积”的程度。“绍兴和议”让南宋面临沉重的经济负担。根据双方和议，南宋每年要向金人纳贡25万两白银和25万匹绢。巨大的经济负担使得民生困苦，吏治腐败，“奸臣误国，内侍弄权”，社会也动荡不已。梳理史料可发现，宋高宗建炎年间各地发生的变乱每年多达40起左右，绍兴年间虽有所减少，但每年也在数起至20多起之间。孝宗即位后，认为“民力不可以重困”，要改变赋税名目多数额重的现象，使百姓生活可以安定。他一再提醒各级官吏，要注意民间疾苦，去除额外科敛，以减轻人民负担。对没有缴赋能力的农户，则大量蠲免，并积极改进差役制度，实行均役法，以改变役务繁重、摊派不公的弊病。
为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孝宗积极鼓励番商来华贸易。宋朝时期，总管海路邦交外贸的机构“市舶司”的市舶抽分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所谓抽分，是市舶司的主要职责之一，即对进出口货物实行抽分，实际上是一种实物形式的贸易税，就是将货物分成粗细两色，官府按一定比例抽取若干份，所抽货物解赴都城（抽解），经过抽分后的货物则由市舶司发给公凭，获得运销他处的资格。北宋中期，市舶收入达42万缗左右。南宋初年，岁入1000万缗，市舶收入达150万缗。由此可见，市舶收入在南宋财政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另外，于民间而言，海外贸易获利甚厚，甚至可带来10倍于本钱的收益。南宋笔记《鹤林玉露》记载了张俊手下一老卒到海外诸国进行贸易并“获利数十倍”而归的故事：
（张循）王曰：“汝会做甚事?”对曰：“诸事薄晓，如回易之类，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万缗付汝何如?”对曰：“不足为也。”王曰：“付汝五万。”对曰：“亦不足为也。”王曰：“汝需几何?”对曰：“不能百万，亦五十万乃可耳。”王壮之，予五十万，恣其所为。其人乃造巨舰，极其华丽。市美女能歌舞音乐者百余人。广收绫锦奇玩，珍羞佳果，及黄白之器。募紫衣吏轩昂闲雅若书司、客将者十数辈，卒徒百人。乐饮逾月，忽飘然浮海去。逾岁而归，珠犀香药之外，且得骏马，获利数十倍。
一老卒仅用一年时间，便通过海外贸易获利数十倍！正因为发达的市舶和海外贸易可以让政府和民间均可获得丰厚的收入，宋高宗也说，“市舶（海上贸易）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埠通货贿”，“蕃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听从便”。对“招商引资”有突出贡献的海商，政府还会给予奖励：“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为了保证海外贸易的发展，宋高宗还曾下令商船不得“擅载外国入贡者”，否则将处以“徒二年，财物没官”的惩罚。之所以有此举，皆因从经济收益来说，传统的朝贡贸易得不偿失：若海外诸国以朝贡名义来华贸易，势必冲击民间的外贸总量，影响到朝廷抽税。因此宋孝宗“即位，屡却安南贡使”，有意弱化朝贡贸易，积极鼓励海外贸易。
宋孝宗执政时离靖康之变已30多年，当初南下逃难者许多都已仙去，而此时偏安南隅的北宋后代，故土与金人，也只是长辈的口中传说而已。《东京梦华录》载：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
但习鼓舞，斑白之捞，不识干戈……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近与亲戚会面，谈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
昔日东京的千里繁华如今鲜有人知，成了战争过后的往昔，后辈对此不屑一顾。
既不思北伐，南方的稳定和开发即成为稳定政治、发展经济的追求。与此同时，面对来自北方的边患困扰，保证边疆安全是政权稳定最实在而又具体的保障。这样一来，处于西南边疆的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上升到了较前代更受重视的地位。
就现有历史资料来看，乾淳时期广西的社会经济比前代有较为明显的发展，究其原因，以下几个方面不可忽视：
首先是行政管理更加重视并趋向合理。乾淳时期，朝廷在广西实行帅司体制，置安抚经略使于桂州，同时延续历代中原王朝羁縻而治的策略，对沿边溪峒采取“以其故俗治”的抚绥政策。《岭外代答》载，“广西诸郡，凡有边事，不申宪、漕，惟申经略司，此昔日陕西制也”。周去非认为，广西当时所实行的帅司体制是仿照陕西之制而确立的。陕西在西北边疆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朝廷将广西在岭南边疆的地位提升到与陕西同等重要的高度，说明宋朝统治者对经略广西边疆的重视，而这对广西社会的稳定、经济生产的发展是有利的。
其次是南宋期间广西人口数量比北宋时期有所增加。人口的增加是社会生产力提高的重要指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丹麦人口经济学家博塞鲁普（EsterBoserup）提出“人口推力假说”，认为在农业社会，更密集的人口往往有助于更好地进行劳动分工，从而为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创造了条件，即人口压力可以推动技术进步和传播，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宋史·地理志》《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以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书文献均载有宋代广西人口的的相关数据，据这些文献资料，宋代广西人口可分为北宋初期、元丰元年、南宋初期、嘉定十六年这几个重要的考察截面。北宋元丰时期，广西的总人口约为160 万人，崇宁元年时增至200万人，南宋初期达300万人，到南宋末期更是达到350万人之多。人口的增加为南宋广西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劳动力，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铁制生产工具的增加，也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早在战国时代，广西就已经开始使用铁制生产工具。但直到隋代，本地的冶铁基地才在广西出现，而且只限于贺州一地。到了宋代，广西产铁地域开始扩大，藤州、梧州、郁林、宾州等地均产铁。南宋时期，广西出产的铁在长江以南已比较著名，能制作出质量高、有特色的铁器。《岭外代答》载：“梧州生铁最良，藤州有黄岗铁最易”，“梧州生铁，在镕则如流水然，以之铸器，则薄几类纸，无穿破。凡器既轻，且耐久。诸郡铁工毁铜，得梧铁杂淋之，则为至刚，信天下之美材也”。“静江……其地产佳铁，铁工善煅”。铁制生产工具的增加，对于农业生产是大为有利的条件。
北人南迁的增加，也是南宋广西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宋人李纲《清明日得家书四首》其三诗云:“欲归归未得，留滞绣江滨；
感慨伤春望，侨居多北人”。。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0四《容州·风俗形胜》说，容州自“渡江以来，北客避地留家者众，俗化一变，今衣冠礼度并同中州。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六也说:“吾以靖康岁丙午迁博白，……十年之后，北方流寓者日益众，风声日益变。”就连交通不便的桂西地区也不例外。据《粤西文载》卷九钱徽《左江邬兵宪东归序》中说，当时桂州知州林靖曾“迁居左右江平衍饶沃之地，使自力食，以渐化兹”。这些躲避战乱的移民、谪官流放的移民、军事移民、农业移民、商业移民、屯垦移民等不仅带来了中原的文化，也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促进了壮汉文化相互融汇、交流，促进了广西地区经济的发展。
生产技术的改进也是促进农业生产的有效措施。首先是水利条件。宋孝宗时广西已开始在桂北一带的沿河高地旱田制造使用自转筒车来灌溉农田。张拭《过兴安呈张仲钦》诗云“简车无停轮，木视着高格；
杭徐接新润，草木丐余泽。”而在桂南的左江一带，壮族人民使用竹筒引来山泉灌田。临桂的灵陂，唐代曾筑堰以灌溉田亩，宋孝宗年间又两次加以修筑。另外新农具踏犁的使用也在当时广西地区的农业开发中起了重要作用。《岭外代答》载：“静江民颇力于田。其耕也，先施人工踏犁，乃以牛平之。……又广人荆棘费锄之地，三人二踏犁，夹掘一穴，方可五尺，宿巨根，无不翻举，甚易为功，此法不可以不存”。用踏犁比用锄头省力，对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有较大的作用。耕牛的使用也促进了农业生产。宋代广西的瑶族聚居地区，耕牛很受人们重视。周去非摄静江府灵川县时，“有瑶人私争，赴县投木契”告状，要求对方用10 余头耕牛作为赔偿。这一诉讼案件反映了宋代广西瑶族农人将耕牛当作重要的财产来看待。
在多种措施共同作用下，宋孝宗时期广西社会经济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上。
农业方面，南宋广西粮食生产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第一是粮食产量的增加。林弼《龙州诗》日“水枧枝枝横槛似，禾囷箇箇小亭如”，说明龙州一带粮食丰盛，用来储备粮食的仓库很多。粮食丰收带来的是米价的下降，“广西斗米五十钱，谷贱莫甚焉”，因此，“富商以下价籴之，而舳胪衔尾，运之番禺，以罔市利。”第二是农产品种类的增加。分布在抚水州山寨的少数民族农民，开辟山地成舍田，种植“谷粟”；
居住在桂北兴安、灵川、临桂、义宁、古县等地的瑶族农民，则“耕山为生，以粟、豆、芋魁充粮”，义宁和古县均在今天的桂林市西，与兴安、灵川、临桂是为当时靖江府五县，有不少瑶人聚落，这些瑶人种植粟、豆、芋来作为粮食，可见少数民族人们居住的地方是种了许多杂粮的。第三是农业生产经验的积累。周去非记载当时钦州地区的禾稻种植：
“正二月种者曰早禾，至四月五月收。三月四月种曰早禾，至六月七月收。五月六月种曰晚禾，至八月九月收。而钦阳七峒中，七八月始种早禾，九十月始种晚禾，十一月十二月又种。名曰月禾。”
钦州海洋性气候明显，湿热多雨，特别有利于水稻生长，加上长期以来当地人民粮食生产的经验积累，故无月不种，无月不收。因此，南宋广西地区的粮食不但能够自给，而且还可以向外输出。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言：“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句深刻道出了文学与时代发展的密切关系，可见通过文学是可以认知时代发展特征的。考察《岭外代答》这一地方笔记所载与广西有关的对外交通贸易，正反映了文学与时代发展的密切关系。广西早在汉代就形成了从北部湾出发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汉书·地理志》对此有所叙述。但后来随着合浦港的衰落，便一直无人就广西的对外交通贸易作系统而详确的记述。到了宋代，随着对外交通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介绍外域及海上交通就成了时代需要。北宋宰辅庞籍之子庞元英，曾任专管诸蕃主客司郎中4年，且是能文之士，但在其所著《文昌杂录》卷一中记南方诸蕃，却只简单提到15 国，这15 国的载述简略且多乖误。如言“大理在海南”，“真腊在海中”，“阇婆在大食之北”，而实际上阇婆大约位于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是万万不可能移于西亚的。另还有诸如“（三佛齐）与占城为邻”，“（注辇）水行约40 里，方至广州”等等，都是与事实不符的记载。专司其事者尚且如此，他人更勿论。所以，周去非确是就南宋对外交通贸易作有系统而详确记述之第一人。《岭外代答》涉及对外交通贸易的内容几及二卷，无抄袭前人之迹，成就实属空前。其所记录的南海及印度洋海域周边几十个国家的名称、位置、国情与航行路线，不仅是研究上述海洋沿岸诸国古代史及中西交通史的珍贵史料，同时饱含作者对政治、对社会现实的热切关注，体现南宋旅桂文人积极入仕的情怀，同时也反映了乾淳之治社会转型背景下对地方笔记这一文体内容新变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反映了新的历史形势下文人对国计民生的关注。南宋君主与政府信奉的经济政策，与前朝相比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对发展民间海外贸易的重视远大于维持传统的朝贡贸易。究其原因，则主要因为中原王朝给予诸邦的回赐，其价值远远大于朝廷收到的贡品。以朝贡名义来中国做生意，冲击了民间的外贸总量，朝廷又抽不到税，对于朝廷而言，实为得不偿失之举。所以南宋时期朝贡外交的主题并非“入贡”，而是“却入贡”，同时鼓励民间对外贸易来获取更多的利益。南宋时期对海外贸易的重视程度，不仅在北宋时期不可能达到，甚至在后来的元明清时期也是不可想象的。而在孝宗朝对外政策的调整下出现的社会新貌，在以周去非为代表的《岭外代答》中得到了积极反映，促使周去非在仕于广西时，关心海疆、邻境以及南海以外的海外交通和贸易，着意积累材料、准备充足，其真实用意是“异时训方氏其将有考于斯”，以便后人了解当时朝廷对外贸易的兴盛。
第二，反映了休养生息、兴文偃武政治下百姓安居的时代新貌。乾淳之治时期，正是政治上孝宗立志中兴国家，表现出与宋高宗偏安一隅截然不同的进取气象。宋孝宗在“隆兴北伐”后与金达成“隆兴和议”为南宋朝廷换来了40 年的和平，直到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宋金两国一直无战事。外事既已定，在内政上，宋孝宗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加强集权，重视农业生产。孝宗勤于理政，善于纳谏在南宋诸帝中是出类拔萃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朕或有过，卿亦宜尽言”，“每读太宗事，未尝不慕之，若德宗之忌克不乐人言，未尝不鄙之。”
宋孝宗的勤俭治世换来了百姓的安居。宋孝宗期间，一改高宗时期“公家无半岁之储，百姓无旬日之积”的凄苦景象，出现了“年谷屡登，田野加辟，虽有水旱，民无菜色”的太平盛世之景。这些赞美之词虽然过于夸张，但是也能说明该时期经济得到了恢复。而孝宗时期休息养民、兴文偃武政策下出现的社会新貌，在《岭外代答》中也得到了积极反映，促使周去非在记述广西地方发展时，一改早期地志重政区沿革，余多语焉不详的现象，对广西的社会经济做了详悉载述。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被视为反映广西全貌的开创之作而为后世所祖述。而周去非《岭外代答》言广西财计、宝货、金石，以及边政、边贸等状况，亦足以体现在孝宗的勤俭治世下，朝廷加强对广西的管理开发，促进了广西的农业、手工业发展，规范管理广西的商品集散地，推动了广西地方商品贸易的繁荣，对外交流的兴盛。
第三，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后广西地方新的物质文明。如前所述，孝宗时期对广西管理和开发的加强，促进了广西社会的发展，《岭外代答》据此新产生的物质文明做了详细的记述，地理、人文、边防、风土、物产等方面都有丰富的记载，展示了当时广西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相较于前代更高的发展水平。“器用门”中对各地的物产如笔、墨、扇、刀、剑、铁器、弓箭等都作了细致的考察，对各类商品的产地、特点、品质优劣、销售情况都作了交待。如静江府“羊毫笔则绝佳”，静江羽扇“鹭羽白，轻质而风细，士夫多用之”；
梧州生铁最良，“诸郡铁工锻铜，得梧铁杂淋之，则为至刚，信天下之美材也”。另外还对蛮刀、蛮甲胄、蛮鞍、蛮弩等少数民族产品的特点、类型及其与中原器具的异同作了叙述。周去非所记载的这些商品，有许多都通过商人对外贸易，与境外互通有无，促进了广西与境外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