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 聪 曾祥金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程光炜教授无疑是具有代表性的前沿学者、批评家。他以开创性的学术思考、超越性的问题意识以及自觉性的历史情怀参与现当代文学研究，从才气纵横的诗歌批评到史学倾向鲜明的《艾青传》《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 1949—1976》的写作，再到“重返八十年代”的倡导实践以及当代文学历史化和抢救当代文学史料相关研究的有序推进；
到达学术的高峰期后，又将个人经历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以回归“原初”的超然状态致力于探索“有情”的学术研究路径。这些经历充分展现了他长期在文学研究领域深耕细作的斐然成就，也明晰地标记了他的治学思路与学术探索在转轨与突破中走向深远的轨迹。敢于转换领域，善于提出问题并予以实践，这是程光炜的独到之处，也是他旺盛学术生命力的体现。
当代诗歌批评是程光炜最先涉足且多有建树的研究领域。1980年代初，他受大学重学术、轻创作的风气影响，开始自觉由诗歌创作转向诗歌研究和批评，从此在文学批评圈崭露头角，逐渐成长为新时期颇具盛名的青年批评家。他在《文学评论》《文艺评论》等名刊上陆续发表的《诗的现代意识与社会功能——与谢冕同志商榷》《黑土地的负载者和他悲放的歌吟——论庞壮国的诗》《由美丽的忧伤到解脱和粗放——新时期女性诗歌嬗变形态内窥》《当前诗创作的两个基本向度》等文章，奠定了其学术研究的高起点。虽置身大学校园，但诗人出身使程光炜惯常用热情真挚的诗心去诠释和解读诗歌文本，避免了学院派研究时常流露的严密体系和严谨论证背后的板滞沉闷气。他结合自身多年创作的切身感受，以充盈的主观情感、敏锐的艺术直觉和独到的审美追求去探寻和研究新时期诗人的创作踪迹，尽可能地贴近他们的诗歌心灵与诗歌思维，做出最为契合诗人诗作思想、情感和风貌的生动鲜活的阐释和评价。他的一系列诗论集中展现出其在诗歌批评和研究场域的自觉考量和价值经验，以及稳健的诗歌鉴赏力和丰盈的艺术感受力，建构起具有诗意情怀的感性批评话语，彰显出强烈、鲜明的批评个性。
诗人、诗评家罗振亚认为坚持诗之为诗的本体研究，始终是程光炜诗歌研究的前提、原则和魂魄。程光炜并未采用新时期流行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而是别具个性地从诗歌艺术自身发展的角度展开思考，注重分析文本的具体表现与诗歌内质的复杂性，关注诗歌的审美个性尤其是技艺、结构、语言等重要因素。“朦胧诗”意象化的创造和组合方式以及“第三代诗歌”的语言等形式因素，都成为他诗论中重点分析的对象。“朦胧诗”的政治意识和英雄主义被“第三代诗歌”的语言意识和非个性化所取代的状况，则被他视为理所当然的艺术进步。这种文本批评的方式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其诗歌研究的独立性与主体性，展示出程氏诗性的思维、纵横的才气和蓬勃的精神力量。除了关于诗人诗作艺术化的文本分析，程光炜对当下诗歌诗界的问题与现状也有理性的认知和思考。作为新时期诗歌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程光炜对“第三代诗人”的大胆艺术探索给予了热情支持。他大量发表于《诗歌报》等报刊的批评文章对“第三代诗人”诗歌文本和创作经验进行了迅疾的总结和归纳，有效引导了诗人群体的继续写作与诗歌探索，一定程度上为“第三代诗歌”的经典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92年9月，程光炜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在著名诗歌史和文学史研究专家陆耀东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主要研究现代文学思潮和新诗史。导师陆耀东朴学风格治学思想的影响以及严格的学院式专业训练，使程光炜的文学研究日趋学理化。他陆续发表了《何其芳、卞之琳和艾青四十年代的创作心态》《艾青在1956年前后》等一系列关于艾青等重要诗人的历史性分析文章，将思考的重心放在诗人的诗歌创作与真实历史境遇及其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之间的紧密联系上，显露出其注意力转向文学史研究的趋向。
1999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艾青传》，是程光炜写作的第一部人物传记，被称赞为“艾青研究第二次高潮的重要成果”。受到诗人和诗歌批评家双重身份的影响，以及出于对前辈诗人的温情与敬意，程光炜在叙事中融入了更多的主体意识与情感色彩，使著作迥异于自带疏离感的传统高头讲章式传记。他以翔实可靠的材料实证与明晰细致的社会调查为基础，深度还原了历史现场，以时间为脉络素描了艾青自懵懂童年至归来晚年的全景式生命图谱，毫不避讳地详述了其童年的亲情缺失、青年的诗性张扬、法国的求学时光、延安时期的思想转变、婚变的身心痛苦、受难的“黑色岁月”、新时期的勇敢归来等重要人生际遇，全面还原了艾青这个真诚、坚毅、不屈的灵魂。同时，该书通过对艾青诗歌诗论的全面考察，细致梳理并客观评介了其诗学的实践路径与理论旨趣，充分肯定了其在新诗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卓越功绩。
除了对艾青个人境遇与诗学成就的关注，程著《艾青传》更自觉聚焦于艾青作为时代大变革亲历者与见证者的历史身份，深入挖掘其个人经历背后承载的横贯现当代文学史的微观而典型的历史信息，详尽叙述了作为个体的艾青与时代的深沉共振关系，直观展现了以艾青为代表的老一辈知识分子摇摆于时代夹缝中荷载着文化负重、经历着艰难选择、承受着心灵苦痛的浮萍式命运图像。正如程光炜在后记中所说：“一个作家的历史的背后存在着更加复杂的一部几代知识分子奋争与思考着的心灵史……”从这一角度看，这本《艾青传》中所呈现的对历史中的个体的关注具有深厚的思想意义与价值。
新世纪初，受外界环境、个人志趣等多重因素影响，程光炜正式进入了学术生涯的转轨期，其研究重心呈现由中国现代文学向中国当代文学的转移，并流露出对四五十年代文学“转折”研究、“十七年”文学研究等领域的浓厚兴趣。他在这时期的学术著作显现出鲜明的转型过渡特征，《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 1949—1976》（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简称《文化的转轨》）即其典型代表。该书延续了程光炜惯常的个人经验与主观情感直接流露的写作风格，在运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学术问题展开具体丰富且不乏戏剧性的叙述，从而使这本学术著作集知识、才情、趣味、思想于一身。洪子诚在评价此书时，称赞其“文体”上的独到，认为“以这样的文体方式来处理学术问题，这是很有意思的‘实验’”。
《文化的转轨》一书中最有开创性的即程光炜选取了“鲁郭茅巴老曹”这六位居于现当代文学史中心地位的重要作家为分析对象，来深入研究1936年到1949年再到“文革”结束的历史转轨中的文学转型。这无疑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为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一种以作家个案介入问题的新思路。首先，他以“鲁迅之死”为开端来考察鲁迅在逝世后不同语境中的形象塑造与文化命运，几类人群基于不同立场对鲁迅的多元阐释、价值定位，继而理解鲁迅在政治话语牵引下与当代文学的密切联系，并沿此脉络去精准捕捉被宏大叙事遮蔽的历史细节，寻找“鲁郭茅巴老曹”在当代之经典化的历史渊源。然后，通过梳理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这五位跨越现代且亲自参与了当代文学建构的名家在“文化转轨”时期的历史境遇、思想转型、自主选择、精神状态以及读书创作、生活起居，来深刻还原历史进程中真实且多面的个人，以“同情之理解”的研究态度厘清他们在大时代变迁中与当代政治社会、当代文学史的深度纠缠关系，考察“鲁郭茅巴老曹”这一文学史的经典作家排序与当代文学秩序建构的密切关联，从而以这些个案为缩影凸显中国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过渡和转变过程中的复杂性与微妙性。《文化的转轨》这部蕴藏叙述者主体性的学术著作，不啻为程光炜横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代表之作，视野宏阔又条理清晰，沉思深远且论述精当，充分反映了其作为一名文学史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历史关怀与理性深度。
（一）“重返八十年代”的倡导与实践
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蓬勃展开，“八十年代文学”以其超越性的历史意义进入当代文学视野并成为文学研究界的热议话题。作为1980年代的亲历者与当事人，程光炜与这一时期文学有着一种天然的情感契合。他肯定1980年代学人关于“八十年代文学”的认识、评价和结论对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性作用，认为这些学术成果与权威理论是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依据，为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也敏锐地意识到这一时期的研究认识尚存不足，认为1980年代文学的“政治正确性”影响了新时期学界对这一文学形态的全面解读，导致“八十年代文学”本身所具备的多样性、复杂性在1980年代知识建构过程中被自觉或不自觉淡化的现象。而新时期“去政治化”“纯文学”等理论主张的风靡，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八十年代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简单对立。
知识分子的学术敏感与精神自觉，使程光炜清晰地认识到对“八十年代文学”重新研究与评价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于是自2005年起他便将研究重心主要放在了对“重返八十年代”的倡导和实践上。“重返八十年代”这一微观史学的设计方案是程光炜在借鉴法国年鉴学派“时段史学”理念的基础上构思出的。他设想将1980年代切分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段落，并将新时期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沉淀于其中，运用“作家作品带问题”的研究方式展开对重要思潮、流派、论争、文学事件和相关文学史叙述的系统梳理与重新解释，从而开拓推动1980年代文学“问题化”“历史化”的新的研究路径，建立起顺应时代发展变化且具有研究者个性化特征的“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框架。同时，沿着“重返八十年代”这一研究理路，程光炜与同行希望能够以重返历史现场的姿态，通过知识考古学的途径，更多开掘以往文学评论与文学史研究中未曾触及的或被人为遮蔽的空间领域，考察部分知识和思想“被遗忘或被改写”的缘由以及文学作品“进入‘经典’的根据、程序和标准”，从而客观冷静地对过去1980年代文学史、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生成、建构与发展进行反思，最终重新理解1980年代的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社会的复杂且密切的关联。
为推动“重返八十年代”的持续稳定发展，程光炜做了具体又富有成效的努力。他陆续发表了《怎样对“新时期文学”做历史定位？——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之一》《经典的颠覆与再建——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之二》等系列文章，对“重返八十年代”的缘由、价值、方法和观念等问题做出了具有奠基性及推进性的思考，在纷繁芜杂的文学史、文学批评语境中披斩出一条明晰通畅的学术理路。其后学界关于“八十年代文学”的一系列访谈、研究乃至创作，可以说与程光炜的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06年，程光炜与李杨合作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开辟“重返八十年代”专栏，为研究者的自由发声提供了思想平台，也借以形成了“重返八十年代”的声势和共识。他们陆续推出人大、北大学生的相关研究论文。这些文章从多元角度系统阐述了“重返八十年代”的具体内涵及研究范式，有力推动了这一研究思潮向纵深处超越与突进。2009年9月，程光炜主编的包括《重返八十年代》《文学讲稿 ：八十年代作为方法》《文学史的多重面孔：八十年代文学事件再讨论》等多部作品在内的“八十年代研究丛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经推出便引起了文学研究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这些前沿性的学术著作凝结着程光炜等诸多学者的思想智慧，显示出他们对1980年代文学研究的深度思考和精到把握，是“重返八十年代”的一次理论集结与重要收获。对后来研究者而言，这些学术成果显然具有重要的指导和示范意义。
（二）当代文学历史化和抢救当代文学史料
近年来，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有关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当代文学分期等问题的探索性讨论持久不衰，程光炜便是其中有力的参与者与建设者。长期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深耕细作以及“重返八十年代”学术思考的延续和深化，使他对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现状有着清晰又深刻的认识。他对当代文学学科中“批评化”倾向的过度渗透和延伸感到担忧，尤其不满于“当代文学研究界以‘文学批评’的意识，代替乃至同化‘文学史研究’的现象”，因此陆续发表了《当代文学学科的认同与分歧反思》《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等文章对此现象展开尖锐批评，以期对当代文学学科批评的泛化起到振聋发聩的警醒功效，为建立当代文学学科自律寻找到一条合适的路径。随着研究的沉淀与探讨的深入，程光炜对这一问题有了更为理性的思考与认知，意识到中国当代文学史正在进入适合开展历史研究的“下沉期”，创作和评论已然不再是当代文学主体性的代表，杂志、事件、论争、生产方式和文学制度等诸多因素同样成为当代文学史的重要组件。因此他认为当代文学研究不必拘泥于审美批评，可以开放为更为宏阔的，包含作家年谱、家世、文学地理学、文人交游等内容在内的且与中国当代史发生密切关联的社会史研究。程光炜关于这一问题的有力提倡与理论建设，不仅为当代文学研究向纵深突破提供了新思路、新范式、新路径，也为有效扭转当代文学研究界过度“批评化”的现状，建立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独立性与学术性，开创了有利的思想条件。
在当代文学历史化具体工作的展开和深入过程中，程光炜展现出切实、独到又深刻的方法论思考。在宏观层面，他首先提出确定当代文学史下限问题。他意识到当代文学史的生成与发展已逾七十年，但长期的下限未明使当代文学史的认识仍处在不断浮沉、移动的过程之中，当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条件尚不存在，而长此以往势必对学科的发展建设有不利影响，因此确定当代文学史下限这一工作的展开已到刻不容缓的节点。同时，当代文学分期问题也引起了程光炜的高度关注。他提倡对当代文学进行一定的分期，从而在分期的视野中谈问题并以此开展具体研究。一方面他认为随着“十七年文学研究”“八十年代文学研究”说法的确立，学界分期意识已经凸显。如果能加快确定“九十年代文学研究”分期概念，则有利于进一步稳定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轮廓，继而通过大量研究成果的支撑逐渐形成学界的共识。另一方面，程光炜的分期构想也聚焦于贾平凹、王安忆、莫言等创作史较长、“作家形象”已大致稳定的当代作家个体。他主张以这些单个作家的经典作品、关键时刻、重要事件等为分界点，对他们漫长的文学道路进行分期，将这些与当代距离过近、纠缠多重的作家从当下剥离，放置于历史化的视野中进行客观理性且具有超越性的文学史研究，从而以点带面地形成具体结论，最终经过筛选与沉淀，成为当代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史料文献作为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基础支撑，自然成为程光炜最为重视的要素。随着“重返八十年代”研究的长期深入以及历史语境、治学心态、研究思路的变化，程光炜逐渐发现惯用的“理论带问题”研究方法的不足所在。受陆耀东由史生论的治学方法的影响以及对“文学史研究的阶段性特点”的明晰认识，程光炜意识到只有以绵密细致的史料文献为基础进行微观具体的研究，才能更大程度地增强学术成果的可信度与说服力。于是程光炜自觉地在研究方式上做调整，完成着“理论减法，史料加法”的转向。他清晰地认识到，“一个学科的兴起，是以‘史料学’为基础的”。然而在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史料意识的缺乏以及有限材料的难寻与丧失，使得当代文学史料建设仍处于空白或较稀薄的状态，因此抢救性搜集整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的工作亟待提上议事日程。
程光炜大力提倡抢救当代文学史料，主张做实做深当代文学史料建设的工作。他撰写了《抢救当代文学史料》对其基本观点予以阐述，大致框定了当代文学七十年中研究条件相对成熟的前三代作家，即赵树理、孙犁、柳青等带有跨现当代文学特点的第一代作家，王蒙等第二代作家以及贾平凹、莫言、王安忆、张承志、路遥等部分已经成熟定型的第三代作家，作为史料抢救和整理的主要对象，并将抢救性整理的范围扩大到包括撰写作家传记、年谱、家世、交游，以及对佚事、佚文的调查、发掘、考订等诸多方面的基础性工作。其中，程光炜尤其重视当代作家的传记与年谱，对在世作家不宜急于撰写传记和年谱的观念提出反驳。他认为“50 后”（少数“60后”）作家的生平和创作风格基本固定，当代文学传记写作这一有利于推动当代经典作家深度研究的具体工作理应陆续展开。基于研究工作的繁重复杂，他建议研究者在起步期可以先经学界商讨后初步确定研究对象，再以简传、小传和段落性传记写作的形式开始简单的尝试。同时，他也肯定年谱整理是一项“当代文学进行‘历史稳定’的工作”，提出当前亟待进行的是逐步建立起当代作家的文学年谱并分门别类地把他们的文化地理背景、文学渊源和社会活动归入其中，加以具体细致和系统的整理。他希望通过这一方式在创作者周围建立起历史的视野、根据、关联和背景，更为扎实、可靠和深入地把握他们文学生涯的来龙去脉和未来创作的展望，最终合乎理性地建立起当代文学史研究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史的历史联系。
除了理论观点的倡导，程光炜带有史料考证性质的一系列具体实践也同样影响和促进了抢救当代文学史料工作实现新的跨越。近年来他陆续发表的《一份沉埋的孤证与文学史结论——关于路遥1971年春的招工问题》《路遥和林虹关系的一则新材料》《路遥兄弟失和原因初探》等文章皆是其扎实严谨的史料整理和客观缜密的学术判断的具体体现。其中部分揭秘式新说一定程度上为相关历史叙述的校正、补充、细化提供了可能。在这一实证研究领域，程光炜最为学界称道的成果莫过于以方阵式推出的莫言家世考证之《生平述略》《家庭》《教育》《劳动生涯》《参军》《创作》《与大哥》《故乡朋友圈》《茂腔和说书》《高密剪纸和泥塑》等系列文章。他通过对《莫言年谱》《莫言王尧对话录》《说吧，莫言》以及内部刊物《莫言研究》等大量公开材料、私域性个人记事、当事人及亲属友人访谈和口述材料的收集、考订、整理，重塑了真实生动、鲜为人知的历史现场，原生态地还原了莫言的社会出身、地缘状况、成长环境、教育背景以及重要人生阶段和际遇，并逐一厘清这些要素与莫言的文学活动之间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系统建构起以高密东北乡为中心的莫言文学创作的历史地理图。这些考证文章明显弥补了学界关于莫言研究中身世家世等基础材料遗漏的不足，为推动莫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凡此种种，皆实现在“史”的辨析梳理中带动“论”的深入推进，充分彰显了程光炜“论从史出”的治学之功，其成果对开展史料收集整理工作、廓清当代文学界谜团、推动当代文学的史学研究无疑具有指导性作用。
如今，迈入学术生命的纯熟之际，程光炜将逡巡的目光投向了与自身生命历程有紧密关联的干校、插队、返城等三类文学研究对象。他认为专注于这些融入了自己生命体验、青春感受、个人情愫的具体有效的研究，能够更好地激起他关于历史的想象和叙事。在程光炜的学术规划中，首先提上日程的是由幼时随父母下放的亲身经历而萌生的中央一级的干校研究。他撰写的《六七十年代的眼睛——干校子弟忆旧文章的初步整理》《张光年的〈向阳日记〉——干校与新时期文学之一》《镜子里是自己——重温郭小川的“检讨书”（上）》等十数篇文章都是这一研究计划推进的成果。在这些学术理性中暗含个体温情的干校研究文章中，程光炜以基于史料文献的厚实持重的文学叙述方式展开书写，通过对干校亲历者的日记、检讨书、回忆文章以及相关著作等的细读整理、对比辨析，清晰地还原了知识分子鲜为人知的干校往事，展现了他们下放改造后的人生道路、遭际变化及具体事件的来龙去脉。其次是对同龄作家张承志、王安忆、韩少功等人的插队研究，这与程光炜早年的知青经历颇具渊源。20世纪70年代中期，未满18岁的程光炜曾到河南新县下乡插队，农村社会、农民生活的近距离经验，到县广播站写广播稿以及被抽调到县委办公室当秘书的切身体会与青春记忆，对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使知青这个话题自然成为其文学研究的一个兴奋点。他认为插队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一代人认识世界的方法，因此这一研究的全面深入无疑能够进一步理清相关作家的思想渊源、境遇感受以及其多向性的知青文学叙事，从而丰富学界认知，突破以往知青文学的局限。最后是返城研究，这不啻为当代文学史、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一环。受历史当事人主观亲近性的影响，程光炜的主要关注对象集中在崛起于新时期且对当代文学影响巨大的“归来作家”和知青作家群体。
亲历者的情感共鸣使程光炜此时的文学研究从某种意义而言不单单是学术层面的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而更升华为一位“有情”的研究者，基于个人经历对同代人在苦难岁月磨砺中的成长历程、心理轨迹、生存体验展开的历史性的经验陈述。这种学者个体生命与学科研究的互嵌，为理性的学术探索增添了血肉与肌理，使程光炜的文学研究流露出更多的温情与通达。这似乎也是一个研究者走向返璞归真与大道至简的必然归宿。
40年来，程光炜从创作者转变为研究者，其关注领域从诗歌创作转向诗歌批评，又进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从“重返八十年代”到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和史料抢救的具体实践中，一次次的“转轨”对其自身学术历程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突破意义，彰显着一代学人的人文情怀和历史担当。
[1] 罗振亚：《切入现场的思想言说——论程光炜的新诗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2] 罗振亚：《论程光炜的新诗研究》，《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3] 毕光明：《天使镜像：作为诗论家的程光炜》，《诗探索》1997年第2期。
[4] 魏华莹：《程光炜学术年谱》，《东吴学术》2016年第4期。
[5] 孟繁华：《程光炜与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范式》，《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2期。
[6] 转引自陈卫：《挑战为创造者的风姿——评程光炜的〈艾青传〉》，《诗探索》1999年第2期。
[7] 刘复生：《文学史的“双声”》，《南方文坛》2004年第4期。
[8] 洪子诚：《发现和提出问题》，《南方文坛》2004年第4期。
[9] 洪子诚：《发现和提出问题》，《南方文坛》2004年第4期。
[10] 程光炜：《怎样对“新时期文学”做历史定位？——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之一》，《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
[11] 程光炜、张亮：《“重返八十年代”文学课堂的缘起与展望——程光炜教授访谈》，《当代文坛》2018年第4期。
[12] 程光炜、李杨：《重返八十年代 主持人的话》，《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1期。
(4)耕地、未利用地的变化与人口密度密切相关，林地受人均GDP影响最大，与建设用地最相关的因素是第三产业总产值。人口的增长必然会带来土地承载力的增加，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区域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大了建设用地的需求。所以要进一步有效控制人口增长，完善对区域土地利用规划，实现土地利用结构的优化，使山东省的土地利用空间布局朝着合理、科学、有序的方向发展。
[13] 程光炜：《八十年代文学与人大课堂》，《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14] 孟繁华：《程光炜与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范式》，《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2期。
[15] 程光炜：《当代文学“历史化”琐谈》，《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16] 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下沉期”》，《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5期。
[17] 程光炜：《再谈抢救当代文学史料》，《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3期。
[18] 程光炜：《当代文学“历史化”琐谈》，《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19] 程光炜、张亮：《“重返八十年代”文学课堂的缘起与展望——程光炜教授访谈》，《当代文坛》2018年第4期。
[21] 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下沉期”》，《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5期。
[22] 程光炜：《当代文学“历史化”琐谈》，《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23] 程光炜：《文学年谱框架中的〈路遥创作年表〉》，《当代文坛》2012年第3期。
[24] 程光炜、夏天：《当代作家的史料与年谱问题——程光炜先生访谈录》，《新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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