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彤
1945年4月至6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合计755人，代表着当时全国121万名党员。林辉山是浙江省出席中共七大的正式代表之一，他后来一直精心保存着他的代表证，是共产党员自觉为党存史的缩影。2007年6月，林辉山家属将他的中共七大代表证连同存放布口袋无偿捐赠给浙江省博物馆。
林辉山（1906—1980），浙江苍南人。193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浙南一带从事革命活动。1939年7月，在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党的七大正式代表，10月，离开浙江赴延安。1940年12月到达延安，入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参加延安整风运动。1945年4月至6月，作为华中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抗战胜利后，被派往东北工作。1949年随解放军南下浙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农工委副主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浙江省博物馆珍藏了林辉山的中共七大代表证，以及存放它的两个布口袋。这张七大代表证纵8.3厘米，横6厘米，外壳为暗紫色素布封面，内芯两页，粘贴在外壳上，左页蓝色线框内载“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下面竖排“代表证”三字，其右为“第六三八号”;右页也是一蓝色线框，上面两行分别为座号和姓名，下面印有七大秘书处制作的注意事项（“1.绝对不得转借，不得遗失。2.出入会场须受门卫检查。”）。两只存放七大代表证的布口袋中，其中一只是抗日战争时期白色布口袋，长17厘米，宽14厘米;另一只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军黄色布口袋，长11.8厘米，宽8.9厘米;两只口袋均为手工缝制。
林辉山生前曾经留下20多万字的回忆录，“给后人留下历史的真相”是他的最初动机。他在回忆录里详细介绍了自己如何长途跋涉、历经艰辛，奔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以及如何保存这张代表证的情况。
193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初步分配了各地代表名额。
根据中共中央和东南分局的指示精神，为准备召开浙江省党代表大会，选举浙江省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中共浙江省委于1939年2月通过《关于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工作的决议》，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做好宣传和选举工作。4月至6月，浙江各级党组织广泛开展拥护中共七大的宣传活动，并完成了出席省党代会的代表选举工作。在此基础上，7月21日至30日，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浙南平阳县凤卧乡的冠尖和马头岗两地召开。26名代表出席会议，代表全省近2万名党员。刘英代表省委致开幕词，并作了政治报告。
大会通过了《关于目前抗战形势与浙江党的任务的决议》等一系列文件。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新的浙江省委，刘英任书记，汪光焕、薛尚实、龙跃为常委，张麒麟、郑丹甫、林辉山、刘清扬、顾玉良为委员，杨思一、林一心为候补委员。大会还选举刘英、汪光焕、龙跃、张麒麟、顾玉良、郑丹甫、林一心、杨思一、丁魁梅、林辉山、孙绍奎、刘发羡（即刘先）12人为浙江省出席中共七大的正式代表，林尧、谢廷斋（即肖岗）等3人为候补代表。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浙江党组织召开的唯一一次全省党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抗战以来浙江党的工作，部署了今后的任务。
大会结束后，考虑到主要干部都去延安将会影响浙江工作，决定汪光焕、龙跃和顾玉良留下;丁魁梅因有孕，改由候补代表谢廷斋递补参加。这样，9人代表团在省委书记刘英率领下，从丽水出发往东南局集中。代表团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后，不久接到中共中央来电，由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时局逆转，刘英不能离开浙江。刘英在征得东南局同意后，带领杨思一、张麒麟、郑丹甫3人返回浙江，其余5名代表在林一心率领下，与其他省份代表一同奔赴延安。他们跋山涉水，备尝艰辛，辗转经年，于1940年12月16日到达延安。
在《魂归瓯江——林辉山革命回忆录》中，林辉山讲述了他如何前往丽水会合，如何历经千辛万苦，最后终于到达延安。1939年10月1日，林辉山从浙南平阳凤林村出发，路经鳌江、瑞安、温州，到达中共浙江省委所在地丽水，根据刘英安排，他与刘先、孙绍奎、谢廷斋三人一道到金华接上林一心，再一块步行前往兰溪。在离开金华不久，他们还遭到了便衣特务的跟踪。到兰溪后，兰溪新四军办事处派汽车把5人送到安徽岩寺，在此与杨思一会合，然后到达小河口的新四军后方医院，再从小河口徒步到达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在新四军军部，他们见到了从另一条路来的刘英和张麒麟、郑丹甫。由于形势变化，10月底，刘英、张麒麟、杨思一、郑丹甫4人返回浙江坚持工作。其他5人以林一心为组长，继续在军部等待南方其他省份的代表会集。在东南局指示下，各省的七大代表组成七大南方代表团支部，共50余人，1940年1月开始渡江北上，一起奔赴延安。到达延安后，他们参加中央党校学习、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最后作为华中代表团成员参加中共七大。出席中共七大的华中代表团成员共113人，其中正式代表91人，候补代表22人。但是，华中代表团名单中并没有孙绍奎的名字，仅有来自浙江省的其他4人，林一心、林辉山、刘先作为华中代表团的正式代表参加了中共七大，肖岗（即谢廷斋）作为候补代表出席七大。据林辉山回忆，在整风审查时，“孙平（孙绍奎）由于没有审查结论，就没有出席‘七大’”。
林辉山是1939年10月从平阳出发，次年12月16日到达延安，途经浙江、安徽、江苏、山东、河北、山西、陕西七个省，历时15个月，徒步行程1万多里路。其时日军入侵，兵荒马乱，途中的艰辛和危险可想而知。
林辉山一直有意识地保存党史证件，并把它当成一种责任。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觉得这是我的一段光荣的历史，觉得自己负有重大的政治责任，必须把这张代表证保存好，因为这张代表证是浙江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代表出席党的‘七大’的党史证件之一”。正是认识到中共七大在党的历史上的重大意义，从而自觉地守护和保存这一七大历史见证物——中共七大代表证。
为了保存好这张代表证，林辉山专门做了一个皮挂包，“把代表证放在皮包里，日复一日地背在自己的身上，千方百计地不使这张代表证受到雨打水浸。无论是在几千里的行军中，还是在无数次的渡河战斗中，它都没有受潮变形。”
林辉山保存这张代表证，在思想上也做了充分的准备。“我在东北辽南地区坚持三年左右游击战争时，一直把此证贴身带着。因为我想万一我在战场上牺牲，同志们可以把我这张代表证交给当地党组织作为纪念。如果我在戰场上被敌人抓住，代表证被敌人抄去，我也作好了这样的思想准备，我决不隐瞒自己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共产党‘七大’的代表，为党的事业我不怕被杀头，即使为党的事业而死也要死得光明磊落。因此在任何困难情况下，我都义无反顾地将这张代表证背在自己的身上。只到安定下来，才将这张代表证收藏起来。”
林辉山在回忆录中还提到了妻子为保存这张代表证所做的努力，他写道：“我能将这张代表证完好地保存下来，是和我爱人姚欣华同志的协助分不开的。在这30多年的工作和斗争中，欣华同志一直注意帮我保存好这张代表证。”浙江省博物馆所藏的两只林辉山存放七大代表证的布口袋，正是共产党员努力保存重要党史资料的见证。
责任编辑 / 陈 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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