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红色文化,赓续精神血脉,塑造理想人格

杨俊喆 杨月斌

摘 要:当今社会,面对各种文化思潮交汇与碰撞,青年大学生应从我国特有“红色文化”中不断汲取养分与赓续精神血脉,力争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在传承“红色文化”众多渠道中,红色电影举足轻重,凭借其独特的视觉艺术传达优势,对大学生现代理想人格塑造起着强化高度历史使命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培养健康自我认知与调节能力和重塑艰苦奋斗与无私奉献精神等至关重要作用,从而使其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懈奋斗。

关键词:新时代红色电影 红色文化传承 精神血脉 当代大学生 理想人格塑造

文化作为一个国家与民族赖以存续的根基,传播者和传播内容作为文化传承活动的主体而言固然不可或缺,而为了达到极佳传承效果所仰仗的适当传承载体同样至关重要。红色电影作为红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以史为鉴、与时俱进,运用通俗灵活的艺术语言,有效传承了主流意识形态,培育了凝结着先进文化精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新时代红色电影的概要阐述

(一)红色电影的基本内涵

目前,大众和学界对“红色电影”的共识是,以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所进行的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历史为蓝本,辅以合理编排和艺术加工,继而将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作为主要目的的影片。红色电影把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革命人物和经典故事搬上荧幕,主题明确、立场鲜明,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民族历史文化的内涵。“红色电影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诠释了一种时代精神,还原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见证时代变迁,歌颂革命英雄英勇无畏、誓死不屈精神,表现普通人民的斗争精神,唤起人们对革命岁月的追忆,让一代代人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增强历史使命感。”[1]

(二)红色电影的起步与发展

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建立革命根据地,再到抗战时期,乃至全国解放战争后期,受制于物质条件,红色文化多以文字或即时戏剧的形式展现,传播范围比较有限,运用电影手法来表现红色内容的时机并不成熟。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严格意义上的红色电影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诞生并逐步发展起来。被誉为“新中国电影摇篮”,同时也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先后为日本“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东北电影公司、东北电影制片厂)自1949年4月迁址以后,很快创作出一批带有浓郁个人英雄主义和阶级斗争色彩的影片,如《赵一曼》《钢铁战士》《白毛女》等。

随着国内外政治环境趋于稳定,经济建设扎实稳步推进,继续巩固和丰富思想政治教育成果的要求被提上议事日程。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以《董存瑞》《上甘岭》《冰山上的来客》《英雄儿女》等为代表的红色电影开始呈现井喷状态,影片主题尽管仍离不开连年征战的旋律,但其中所折射出来的理想信念与家国情怀相较此前作品更加生动鲜明了。

(三)新时代红色电影主要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有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论述之后,国家开始大力提倡并积极引导社会各界通过各种方式重温红色历史、宣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归纳起来就是“树好红色人物”“讲好红色故事”“学好红色精神”。黑白膠片时代渐行渐远,新技术和新理念的变革促使传统意义上的红色电影去粗取精,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蜕变,并呈现出以下诸方面主要时代特征。

(1)新时代红色电影延续传统红色电影的题材,进一步聚焦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2017年,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影片《血战湘江》如期上映。这部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战争类红色电影真实再现了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最惨烈的湘江战役的悲壮历程,将全党全军受错误路线指导,继而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九死一生,最终统一思想、拨乱反正的过程呈现出来。两年之后,同样出产于八一电影制片厂,于2019年建军节当日上映的电影《古田军号》便是这一特征的又一强有力的佐证。尽管在战争元素表现方面相比《血战湘江》稍显逊色,但其将创作来源依托于人民军队建军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古田会议”上,让该片在商业气息浓厚的当今影视圈树立起一面与众不同的思想旗帜。

(2)新时代的红色电影敢于大胆直面革命领导集体中的矛盾与纷争,更加立体地刻画领袖形象。历史以人物为中心,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2]以往的经典红色电影多将笔墨集中于指挥或参与具体战役的一线指战员、革命群众及其特殊代表身上,如《地道战》《林海雪原》《平原游击队》《闪闪的红星》《狼牙山五壮士》等。反观八一电影制片厂推出的上述两部作品,除了在满足剧情衔接需要的基础上保留部分基层人物戏份之外,还在尊重历史原貌的前提下适当增加了领袖人物之间争论决策的内容。例如《古田军号》中的毛泽东与朱德关于“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建军思路争论;再如《血战湘江》中毛泽东、朱德与中央三人团左倾冒险主义代表博古、李德之间的真假马克思主义路线之争,以及周恩来的居中斡旋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风格迥异的思维与个性特征。

(3)语言的设计与情感的抒发成为新时代红色电影的又一大特色亮点。要想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地把革命战争空前惨烈的状态表现到位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在此条件下,剧中人物语言的表达就显得尤为关键。在《血战湘江》中,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的耿飚与湘军逃兵虎娃之间关于情与理的朴素对白;时任红三军团五师师长的李天佑声嘶力竭之后极度反转的悲痛自语“兄弟们,对不起,我不能带你们回家了”;时任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师长的陈树湘指挥突围前夕半开玩笑的那句“下辈子,我要娶个客家婆姨做老婆”;红三军团全体将士在新圩阻击战打响前低沉而又坚定的“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等等,都在各自情境的衬托下愈发显得感人至深。

二、当代大学生的人格特质分析

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方针政策所带来的成果直接体现在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方面,而由科技进步所导致的文化变革也显而易见,尤其是对于正处在价值观定型期的我国当代在校大学生而言更是如此,这一点可以从其所表现出来的人格特质上看出些许端倪。

(一)思维模式的灵活性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观点认为,对于事物的认知必须经过从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才能客观有效地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否则极易偏向机械唯物论甚至是唯心主义的立场。在义务教育普遍覆盖当下的社会,我国大学生基本上都在思政课领域接受过辩证法思维的熏陶,再加上科技创新大环境的影响,他们的思维模式不再拘泥于单一的上传下达,而是逐渐转变为寻求创新、注重反馈的多元化新模式。

(二)自我意识的强化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和实施,独生子女的数量急剧增长,由此衍生出“80后”“90后”乃至“00后”等特征极强的时代标签。独生子女群体的日益扩大固然缓解了人口数量的压力,但同时也带来了某些负面影响:家庭成长环境的限制、父母关爱的过度集中、社会竞争压力的增强等等,共同推动了大学生群体自我意识的强化。在校园内具体表现为适应性较弱、人际关系紧张、规则意识淡薄、各类矛盾频发、抗压能力较差等状况。随着一批批“00后”陆续步入大学校园,上述问题更加凸显大学生自我意识的强化毫无疑问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关键诱因之一。

(三)批判能力的弱化性

批判性思维能力是检验个体是否能对周边信息做出自我调节性判断的一项重要指标,关系到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实行。它包含对外的客观批判与对内的自我批判两个部分,大多数在校大学生在这两个部分表现的都不甚理想,这与家庭给予的“温室效应”和学校教育的“应试要求”等不无关联。在对外批判方面,其主要的问题在于主观性较强,面对涉及特定对象的公共突发事件,大到国家层面,小到校园一隅,往往从单一的角度去认识和评价相关的人和事物,得出片面甚至错误结论;在对内批判方面,大学生群体则更多地表现出忽视和逃避的态度,即便自我批判时也只是含糊其词,做做表面文章,并未触及自身问题的实质与核心,自我认知仍存在较大偏差。这些对于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四)价值取向的多样性

国家和民族的强盛离不开文化的有力支撑,而决定文化根本性质和前进方向的最深层次的要素则是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当前,经济全球化已成定局,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范围和程度逐渐扩大,各种外来文化大规模涌入,既开拓了国民的眼界,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对历经五千多年风雨洗礼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带来较大的挑战。在诸多文化的彼此交汇中,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所秉承的东方古典文化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奉行的西方现代文化之间的碰撞尤为激烈。早在清末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就曾提出“西学中用”的主张,给西方文明后续的“入乡随俗”提供了历史依据。

进入21世纪以来,东西方文化的交锋持续发酵,并愈演愈烈。这种碰撞对当代大学生群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一,西方文化的“快餐式”特质易激发青春期的躁动基因,继而可能转化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其二,过度娱乐化倾向导致多数大学生信仰缺失,对艰苦奋斗的实干精神不以为然,享乐情绪迅速滋长;其三,文化传播阵地,特别是网络平台被非主流文化侵蚀,让诸多本担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角色的青年学子,对我国历史和伦理道德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其中不乏所谓的“天之骄子”“精英人才”。针对这种情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十八大先后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目的在于弘扬主旋律与传播正能量,在国内价值取向呈现多样化趋势的今天抢占传播主阵地,争取得到以当代大学生为主的未来主流受众的普遍认可,在夯实国家发展基础的同时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与影响力。

三、新时代红色电影对大学生人格塑造之作用

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是物质和精神共同交织的产物,物质水平需要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体现,而精神境界则需要以人格为标准来衡量。当代大学生作为当今社会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身处选择人生走向的十字路口,其人格特质相较以往和同时代的其他人群来讲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因此需要采用科学严谨、系统规范、与时俱进的教育方式来进行有效塑造。新时代的红色电影凭借其独特的视觉艺术传达优势,在大学生现代理想人格的塑造过程中至关重要。

(一)强化高度的历史使命感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这是清末思想家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一文中总结出的治国安邦之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已过百年,从南湖红船到八一枪声、从井冈烽火到瑞金摇篮、从延安宝塔到挥师进京……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个中苦难曲折也不在少数,而刻骨铭心的失败经历对于后继者来说更加具有警示意义。近年来,欧美文化、日韩文化的日渐侵蚀,国内部分别有用心分子的觊觎,传播渠道的监管不力等成为导致当代大学生历史使命感缺失的幕后推手,一些大学生甚至怀疑历史,染上历史虚无主义的毛病。影片《血战湘江》最大的特点就是写实,该片摒弃了时下流行的特效手段,完全依赖真实的场景道具和演员的临场发挥,描绘出一幅气势磅礴的悲怆画卷。尽管未能完整展现当年战役的全貌,但在对几处重要战斗情节,如灌阳新圩阻击战、兴安光华铺阻击战、全州觉山铺阻击战和枫树脚后卫阻击战等的还原上仍然做得十分到位。再加上画面与音效的有机融合,能够使大学生受众产生不同于单纯书本记忆的身临其境之感,从而在正确认识历史的同时,自觉对比感知时代主题,强化大格局下高度的历史使命感。此外,紧密结合近两年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及当前进行的党史学习教育等活动,并以此为契机,向广大青年学生讲好党的故事、党的光辉历程、伟大的建党精神以及党的辉煌成就等,特别要切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提出的要求,教育和引导当代大学生“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3]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所谓“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就是要求莘莘学子不忘初心使命,承袭红色血脉;弘扬革命先烈英雄无畏精神,光大共产党人优良传统作风;坚定理想信念接续奋斗,谱写党和国家更大辉煌;力争成为党、国家和人民放心满意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二)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一棵蜡梅千朵花哟,一盏红灯照万家嘞,穷人救星共产党哎,恩情赛过亲爹妈哦……”这首名为《一棵蜡梅千朵花》的客家民歌在上述两部影片当中都曾出现过,尤其在《古田军号》中显得更为亲切。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村旧址的屋檐上,“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八个大字无比醒目。作为为数不多的以古田会议为题材的红色电影之一,《古田军号》借助少年红军小号手的视角,详细阐述了古田会议召开的始末,引发了青年一代了解党史的兴趣。其突破在于“既继承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精神内核与创作范式,又探索出属于它自己的独特、细腻的艺术特质与表达方式”[4]。

除了具备既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影片中运用特定的艺术手法所散发出的民族传统文化气息也着实令人耳目一新:片头土楼灯火通明、龙狮舞动的盛大场景,片中床铺间上下翻动的木质隔板和闽西特色的民族服饰;片尾宛转悠扬的民歌与嘹亮的军号声等元素,或大或小,或粗或细,无不显现出厚重的民俗特色。对于久居现代都市环境里的大学生来说,转变片面的文化认知态度尤为重要,《古田军号》以史为纲,辅以民俗文化的点缀,引导当代大学生不仅能从书本上古典诗词歌赋的“阳春白雪”中升华涵养,也能透过街头巷尾风土人情的“下里巴人”体味寻常百姓的生活百态,从而全方位增强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三)培养健康自我认知与调节能力

科学研究表明,自我认知包含自我观察与自我评价两个方面,即前文提到的自我意識。正确、健康地认识自我是提高自我调节能力、稳定并激发积极情绪和完善人格的重要前提。影片《古田军号》围绕红四军上井冈山、转战闽西后何去何从的问题展开,讲述了从毛泽东和朱德、陈毅、刘安恭等人关于军事路线的争论,到毛泽东被免去前委书记职位去指导地方工作,直至《古田会议决议》诞生的故事。在此过程中,除了朱德以外,中央特派员刘安恭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与朱德最终改变观点不同的是,由于其对自己“根正苗红的布尔什维克”身份的高度自信和对毛泽东“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的不屑一顾,刘安恭自始至终不顾实际情况,将全部注意力都置于对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上,固执地执行片面的军事路线,由此引发了红四军中军纪涣散、不团结、战斗力下降等问题,给红军队伍和根据地建设发展造成巨大障碍,他自己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影片《血战湘江》中,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直接导致中央苏区沦陷,红军被迫长征。而在长征途中,面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人的多次正确建议,博古的冥顽不灵和李德顽固骄狂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进而使得中央红军在湘江一役中险些损失殆尽,教训可谓铭肌镂骨。

上述种种,究其原因,既有教条主义者脱离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僵化地理解,也有对于自我认知的偏差。反观毛泽东,无论是在闽西根据地被排挤和边缘化,还是在中央苏区被彻底孤立,甚至是在长征途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指责打击,面对挫折困苦的他却始终没有放弃崇高的革命理想,没有忽略从实际出发、从基层百姓和官兵的切身利益出发去思考和解决问题,最终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可,迎来了古田和遵义两大会议的历史性转折,领导党和人民走向胜利。“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正是抱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对人民群众的真切关怀,毛泽东很好地实现了自我调节,针对实际情况有的放矢,从艰难险阻中开辟出崭新的光明前景。尽管两部影片均有艺术加工成分,但对于当事者之间性格、态度以及行为方式鲜明对比的呈现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符合真实状况的。如何认清实际、找准定位、培养健康的自我认知,如何在顺境时不骄不躁、在逆境中不气不馁并调整心态继续前行,一直都是当代大学生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此而言,《古田军号》和《血战湘江》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中领袖人物的客观塑造,能使大学生群体产生强烈共鸣,为其正确领悟自我认知与自我调节的重要性和有效方法提供了范本。

(四)重塑艰苦奋斗与无私奉献精神

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是党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过程中逐渐培养起来的,也是新时期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目标的强大精神动力。影片《血战湘江》中,匆忙赶路的二纵战士们扛着几十吨的辎重却毫无怨言;红军指挥员面对夹道相送的当地百姓,倾囊而出换取少量食物,真正践行了“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的诺言。这些情节都为艰苦奋斗的精神做了最好的注脚。“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首《七律·到韶山》道出了革命斗争的慷慨壮烈。革命事业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奉献精神的多寡,而奉献的最高境界便是牺牲,这是《血战湘江》带给广大观众最为直观的感受。无论是被破铁砣子砸得双腿骨折,为了不拖累部队滚进悬崖自尽的红军小战士钟顺,还是举家参军、不离不弃的缝纫组代表林裁缝,还有“断肠取义”的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都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的伟大革命精神。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两大主题,作为国家建设发展重要储备力量的当代大学生,身处新时期的复杂环境下,难免为享乐主义和懈怠情绪所困扰,而红色电影无疑为重塑大学生艰苦奋斗与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注入一针强心剂。

四、结语

“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5]博大精深与兼容并蓄一直都是中华文化的显著特征,正是由于中华文化的丰厚滋养,中华民族才得以生生不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与复兴之路才得以拥有最根本、最强大的精神源泉。这就决定了我们在追求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同时不能忽视精神文明的积极创建,在坚定理论、制度、道路自信的同时也要坚定文化自信,在力图教育整个社会的同时更应注重对当代青年大学生文化素养的提升与理想人格的塑造。

互联网技术的持续发展改变了文化宣传的格局,在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也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有机融合创造了契机。“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6]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血战湘江》和《古田军号》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红色电影,立足于党和人民的伟大斗争史,通过艺术修饰,增强了时代精神的感召力,假以时日,必然能够激励当代大学生敢于担当、勇往直前,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挥洒青春、砥砺前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参考文献:

[1] 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精神血脉[N].宁夏法治报,2021-04-30.

[2] 王充闾.国粹:人文传承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4.

[3]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1(7):4-17.

[4] 胡智锋,陈寅.《古田军号》:历史真实的艺术创新与审美表达[J].当代电影,2019(8):17-20.

[5]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102.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5.

基金项目:2020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思政专项) “开辟新时代高校爱国主义教育新境界的历史与文化路径”(2020SJB124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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