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金平
邵艺辉导演的《爱情神话》，用商业片的框架和思路，向观众披露中年人情感世界的斑驳与绚丽，展示中年人面对爱情的跃跃欲试与进退失据，并希望观众在参透了生活与情感的真谛之后，在迷醉眩晕的状态中恍然入梦，获得片刻的心灵欢愉与满足。
《爱情神话》努力从市井弄堂里挖掘生活的雅致与从容、狼狈与仓皇，从中年人精神的窘迫而非物质的贫穷中凸显人生的百般况味，在生活的波澜不惊与周而复始中偶露峥嵘并让人物得偿所愿，但是，影片中人物过于精致优雅的生活状态与布尔乔亚式的爱情心理，又终究有远离尘嚣的悬浮感;人物设置只追求性格的迥异，却无法彰显意义谱系上的立体性，导致许多场景看似热闹非凡，但难掩背后的虚空与单调;人物之间的唇枪舌剑固然不乏活泼幽默之处，但观众难以在人物“跌宕起伏”的情感经历中，收获有启发性的爱情感悟与人生感触。
上海“腔調”中的人生迷失与蹉跎
影片散发着浓郁的上海情调，这不仅源于人物90%的对话都使用了上海方言，更由于人物身上独特的“海派”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影片在许多细节中表现了上海人的精明：邻居会将半身不遂的父亲送到老白家学画画，无非是以低廉的学费，抵扣送父亲去养老院或者请护工的钱;老白的母亲，担心房子落入外人之手，要求儿子在再婚前将房子过户到孙子名下;那些藏在弄堂里的“外贸服装”，临过期的进口食品，以低廉的价格满足了上海人对于“洋气”的追求。这些大大小小的算计，氤氲成飘荡在街巷里的缕缕炊烟，令人会心一笑又备感亲切。
影片显然抓住了上海“腔调”的形与神，将上海之外的观众带入一种“异域风情”之中，又让身处上海的观众心领神会其中的微妙处。
影片最精彩的段落乃老白与三位中年女性之间的情感纠葛，这些段落细腻生动地演绎了婚姻里的遗憾与错过，情感关系中工于心计又圆滑妥帖的试探与犹豫。当蓓蓓感慨一碗剩饭都有野猫抢时，她心中的苦涩在于，一个年轻时毫无魅力的男人，人到中年之后却因他的憨厚与善良、顾家与体贴，成了女人的依靠与迷恋。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时间的流逝在人物心中留下的痕迹，看到了人生不同阶段对于情感的不同理解与选择。观众也在蓓蓓等中年女性身上，看到了人生普遍性的失落：得到的永远在嫌弃，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至于老乌，年轻时风流成性，被情欲蒙蔽了双眼，还自以为见过大风大浪，并编出一个亦真亦假的邂逅索菲娅·罗兰的故事，来温暖余生。潮水过后，人生的真相以一种苍凉的面目出现。这时，中年人要面对的，可能有追悔莫及的懊恼，也有曾经沧海的欣慰，当然也不乏满地狼藉的落寞。借用王尔德的话说，这些中年人当年沉醉于生活的刺激与冒险时，却不知命运的馈赠，早已暗中标好了价格。因此，影片关注的不仅是一群上海中年人的情感状态与生活状态，更书写了人生普遍性的迷失与蹉跎。
影片中令人深有感触的一个场景是，四个中年人为了追思老友老乌，怀着朝圣般的心态聚在一起，观赏意大利导演费里尼的名作《爱情神话》，他们从最初的肃穆庄重，慢慢变得烦躁不安，呵欠连天，抱怨影片的晦涩难懂，不知所云。待老白端出一盘点心，众人开始热烈地讨论点心的名字以及店铺所在地，顿时从端坐的矜持回到松弛的日常状态。李小姐可能在这一晚发现，生活或者艺术片中的诗意与浪漫，终究有点虚无缥缈，甚至无力招架，人到中年并不需要那么多文艺情怀，而是一份踏实的生活，一个知冷暖的男人。
因此，影片中的人物，痛苦之处并不是物质生活的困窘，而是精神世界的茫然与失重。正是在这种物质生活丰盈与精神世界苍白的映照中，我们看到了中年人的人生轨迹与心路历程，他们年轻时跟着时代的浪潮跌跌撞撞地前行，被生活的铜墙铁壁撞得鼻青脸肿之后，终于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却悲哀地发现，他们渴望的生活与现实的处境有着巨大的沟壑。这些沟壑，他们并非没有能力或机会跨越，而是在命运的熔炉中历经了千锤百炼之后，他们已然变得更为“成熟”，少了那种不顾一切地决绝，没有那种有情饮水饱的天真，多了几分不肯将就和妥协的超然，自然会在生活的洪流中遗世伫立，只是偶尔会有临渊羡鱼的冲动。
人物设置的艺术得失
影片中的三位中年女性，风情万千，或干练利落，或妖艳不羁，或强势泼辣，但都带有特定的生活烙印，甚至成为时代的某种注脚与牺牲品。李小姐当年可能“崇洋媚外”，嫁了一个英国人，自以为走在时代的前列，却不料婚姻生活满目疮痍，离婚后只能带着女儿寄住在母亲的老房子里，每天被母亲嫌弃。格洛瑞亚取了一个外文名字，豪放时髦，一度以为自己嫁了一个台湾富商，却未曾预料对方是个冒牌货，生活过得鸡飞狗跳。还有老白的前妻蓓蓓，曾流连于舞场，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被老白扫地出门。
可见，李小姐与格洛瑞亚、蓓蓓的经历有某种相似性，都因虚荣而在婚姻中迷失了自我，但是，这种“同质性”的人物在一部影片中并不需要那么多。观众无法在三人身上看到不同的人生风景，自然也不可能从她们的婚姻中得到各异的人生体悟。这三位女性在影片中的出场，除了因为性格鲜明而能制造“高手过招”的酣畅之感，影片并没有认真考虑利用她们的人生经历，在对话、反衬、互文等关系中产生更为饱满的思想意义。
除了五个中年人之外，影片中还有三位年轻人：意大利小伙亚历山大，老白的儿子白鸽，白鸽的女友洋洋。在正常的编剧思路中，影片应该在中年人的情感世界之外，通过年轻人的爱情百态，在一种对比或互相启发、激励的状态中，产生两代人之间的心灵碰撞与情感交汇，进而丰富或者深化影片的主题内涵。
但是，亚历山大除了提供了一些笑料，以及一个外国人会说地道上海话的喜感，他在情节中并无实质性的作用，对于丰富主题也几无助力。甚至，亚历山大游戏人间的心态，与年轻时的老乌并无实质性的不同，这再次证明这个人物的设置是多余的。还有白鸽与洋洋的情感分合，掺杂了年轻人的小心思，折射了年轻人的思想独立与个性张扬，也渗入了上海人在婚恋市场中的地域观念。但是，这两个人物不仅刻画单薄，与上一代之间的互动更是极为有限。
亚历山大与白鸽、洋洋，从长辈那里没有学到重要的情感修炼或者人生教育课;同时，中年人也没有从年轻人更为开放（亚历山大），更为勇敢（白鸽）的情感经历中受到触动或感动。这说明，代际之间的沟通与交汇在影片中并没有真正完成。作为李小姐闺蜜的吴小云，在李小姐母亲眼里情感、事业与生活全面得意，但影片未能揭示她的成功是源于运气，抑或自我的睿智与通透，这使她彻底符号化，沦为一个过场性的人物。凡此種种，都说明影片在设置人物时，只注重人物的情节功能，或者性格的多样性，甚至仅仅为了增添一些喜剧意味，却无法在人物人生经历、婚恋选择的交织比照中，使影片的情感立场与价值观得到有力的表达。
场景设置的艺术得失
中年人的爱情，似乎注定与柴米油盐、孩子、房子牵扯不清，早就失去了情感的纯粹状态，只剩下经营日子的步步艰辛，只能直面生活的黯淡与日常，并深陷彼此猜忌或依赖的情感羁绊。因此，中年人身上难以上演爱情神话，他们无法承载人生的飞扬与洒脱，他们的理性与世故，只适合书写人生的沉重与黏滞。尤其在上海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时空里，爱情的样貌更是被各种空间深刻地塑造与改写。
为了营造一种“正宗”的上海派头，影片避开了过于摩登的高楼大厦，有意选择了上海的老洋房和石库门建筑，努力在居住空间的历史积淀感中，捕捉日常生活的局促与体面，在烟熏火燎的气场中书写那些更接地气的情感取舍。但是，矛盾之处在于，创作者试图在这群衣食无忧又离异的群体中，窥探中年人的情感世界，看似接续了人间烟火，却也与更为广阔的上海世界、更为广大的普通人产生了深刻的割裂之感。
《爱情神话》的许多戏份有话剧的特点，尤其是几场家庭聚会的戏，在有限的空间里，上演中年男女之间的钩心斗角和短兵相接，人物心理的较量，情绪的涌动，都在言语、肢体动作中得到了丰富的呈现。这些内景戏，使戏剧冲突在更小的空间里被加倍放大，同时又举重若轻般，让人物在居家的状态里完成人生的重大抉择。这无疑是影片在场景设置上的重要成就。只是，当影片将重点戏都放在内景中，依靠演员密集的台词完成情绪的宣泄与心理的投射，固然有可供观众开怀大笑或细细品咂之处，但也放弃了影像语言的艺术感染力，并降低了情节设置的复杂性与人物刻画的挑战性。
影片虽想编织上海中年人的生活风情画，但因为商业片的定位，以及对喜剧样式的追求，终究只图了个热闹。我们在一阵阵欢笑之余发现，影片中的人物，除了老白完成了办画展的心愿，李小姐似乎对情感选择若有所思之外，其余人物在历经各种巧遇与交心，哪怕遭遇了老乌的意外死亡之后，对人生的态度，对情感的立场，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遑论给观众带来有哲理意味的情感冲击与思想启发。这说明，影片根本不想深入探询中年人心灵深处的激荡与顿悟，而是让他们在一番无伤大雅的折腾之后，又回到生活的原初模样。当然，这可能也符合中年人的人生状态，他们的改变早在人生的前半场完成，后半场就是来看戏的，看自己的，也看他人的。
作者复旦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文学博士，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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