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百年老课文百年历程,供大家参考。
“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学术随笔 2 百年老课文的百年历程
《 中华读书报 》（ 2012 年 02 月 29 日
08 版）
现行的人教版《小学语文》教科书中《守株待兔》
1906 年商务印书馆《最新国文教科书》中《守株待兔》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 60 多年之信念。2010 年 12 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准号：１０＆ＺＤ０９５），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自 2012 年 2 月始，本报将次第选录课题研究者之学术随笔，以飨读者。
郑
宇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
从 1904 年我国第一套真正现代意义的语文教科书——《最新国文教科书》（属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教科书》系列）诞生算起，语文教科书的编纂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过去的一百年，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翻天覆地的一个世纪，外辱内乱，思潮激荡，政权几迭，除旧布新。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晴雨表——语文教科书，无论从教育观念、呈现方式还是内容选择，都在追随时代而变化，并在不断地发展进步。今天翻检对照百年前后的语文课本，已是判若霄壤，差之远矣。当然，在这百年大潮中也有一些“金砂”和“珍珠”经受住岁月的无情淘洗，幸运地孑遗至今。《最新国文教科书》中的一些选文，今天还在沿用，被万千学童们琅琅成诵。追溯这些课文一路走来的坎坷经历，无疑是一次非常有趣的文化考古。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随着戏剧、戏曲、小说乃至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广泛传播，“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已经有了“世界级”知名度。这个由南北朝乐府名篇《木兰诗》塑造的女性鲜活形象，早已经在中国民间流传了一千多年。但长期以来，在《三字经》《烈女传》《女儿经》这样的正统蒙学教育读物中，这个有悖传统妇道的题材却是一直被撇弃的。直到清末民初，随着“男女平等”“女权意识”等现代文明观念的逐渐渗入，这个故事才开始登上了国民教育的“大雅之堂”——学校教科书。1906 年，《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九册选入了《木兰诗》，第一次让孩子们可以堂而皇之地去景仰这位“爱国”“孝父”“聪慧”“勇敢”的古代女英雄。进入民国之后，“木兰”这个形象几乎成为所有版本的语文教科书必选内容。尤其在 1920 年出版的《新时代国语教科书》中，为了顺应白话文运动，这篇故事既被改编为白话课文，也被改为剧本，出现在同一本教科书里，这在教科书编撰史上也是比较少见的。
新中国成立后，“木兰”这个敢于冲破封建礼教、实现自我价值的古代“女性”形象依然是新政权所肯定的。1951 年人教版《高级中学语文课本》原文收录了《木兰诗》。即使在十年“文革”浩劫中，当一个个古代文学名篇都被斥为“封资修大毒草”赶出中小学课堂之际，《木兰诗》居然还在一些地方版语文教科书，如河北版、山西版、辽宁版，在连篇累牍的领袖语录夹缝中得以幸存，足见它顽强的生命力和宽泛的被解读空间。至于改革开放之后，更是没有任何理由能够阻挡《木兰诗》的脚步，“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的诵读声，经过几代学子一直延续至今。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如果单论文学艺术的造诣和价值，中唐诗人李绅写的《悯农》《农夫》两首小诗在群星璀璨的唐诗里不值一提。尽管它们久已妇孺皆知，但众多“唐诗三百首”选本几乎都没有选录。可是在清末《最新国文教科书》以及民国众多教科书宝贵的篇幅中，两首诗都赫然在列。分析时代背景，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缘由。清末民初的中国，阶级矛盾高度激化，社会道德和良知濒于沦丧底线，这种表现民众苦难、劝勉珍惜劳动成果的作品，符合精英知识阶层的忧患意识，也具有较强的教化价值。“西风东渐”而来的“民本”“民主”“人性”“阶级差别”意识，也让这两首小诗多了些现代的解读可能。
建国后，《悯农》《农夫》两首诗一直形影不离地出现在小学语文课本中。但是到了“文革”时期，大多数地方教材却只选《农夫》，舍弃了《悯农》。可能诗中“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两句，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具有更强的战斗性和煽动性吧。而从 1978 年至今，人教版以及其他版本的语文教科书，却大都只选择《悯农》一首。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日益推进，传统农业景观和生产方式都在与我们的孩子渐行渐远，或许“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
皆辛苦”这二十个字中浓缩的黄土智慧更具穿透时空的普世价值，让我们敬畏自然，感恩大地，感恩他人，节制自我。
曾经被“乾坤大挪移”的《愚公移山》
像西方文明拥有伊索寓言一样，华夏先贤也给我们留下了大量蕴涵人生哲理和智慧的寓言故事，这是一个民族进行文明传承的宝贵教育资源。在《最新国文教科书》中，就选录了“愚公移山”“刻舟求剑”“鹬蚌相争”“黔之驴”“守株待兔”等不少古代寓言素材。为了适应学生们的接受能力和便于教学，这些进入教科书的寓言大都在原典的基础上做了删节和改写，在白话文普及之后有的还被翻译成白话，甚至变成诗歌、剧本或者儿歌等多种文体形式。
这些传承了数千年的寓言都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即使没有教科书这个载体，它们也将跨过任何时代的障碍流传下去。但观察它们在过去百年教科书中的进退历史，却也堪称一面折射时代的镜子。
新中国成立后，从 1950 年到 1964 年出版的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中学语文课本中，我们都能看到“愚公移山”的素材，或者是改编为独幕话剧，或者是原文节选，作者署名则是“列子”或者“列御寇”（尽管故事被改编了，原著者的署名权还是要尊重的）。“文革”时期，在众多由地方“革委会”组织编写的地方版教材中，居然还能看到《愚公移山》的题目，打开来仔细阅读，才发现此“愚公移山”已非彼“愚公移山”，作者也变成了“毛泽东”，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上做的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辞，也就是那个年代人人皆能成诵的“老三篇”之一。直到“文革”结束，在 1978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初中课本》中，“愚公移山”才重新收录了《列子·汤问》中的原文，恢复了它寓言故事的本来面目，一直沿用到今天。
有着同样境遇的，还有“黔之驴”。文革期间，在 1970-1977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市中学课本中，《黔之驴》这篇没有什么阶级斗争色彩的文言课文竟然得到连续选用，成为那个时代的“异数”。原因何在？有人说是因为毛泽东的著作里曾经提到过这个故事（见《毛泽东选集》第 883 页）：
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所幸，“愚公”和“黔驴”们都依然还保留在我们今天的语文教科书中，希望它们永远不再因为个人的喜恶而离开。
“司马光砸缸”
会讲“司马光砸缸”故事的中国人远比知道《资治通鉴》的人多，这个故事早在明代就编进了一些蒙学读物，作为儿童“聪明机智”的榜样。《最新国文教科书》也从古代的蒙学读物里选择了很多人物的故事，如“聪明机智”以司马光砸缸、文彦博灌水取球、曹冲称象等为代表；“勤奋读书”以孟母教子等为代表；“报效祖国”以岳飞精忠报国、张骞出使西域、苏武牧羊等为代表。直到今天，我们翻开人教版《小学语文》一年级下册，依然还能看到“司马光”“曹冲”故事的白话版。
一百年的语文教科书，为什么一直要沿用这些人物和故事呢？应该说，教科书在传承知识的同时，也担负着民族共同价值观的教化功能。这些主人公都是我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杰出人物，他们的成长经历、人格气韵甚至传奇故事，和他们的历史功绩一样都是这个民族的精神财富。同时，传统蒙学教材中不符合现代文明价值
观，不宜再广泛提倡的人物故事，如“王祥卧冰”“割肉救母”“老莱子娱亲”等，从这里开始就被逐渐排斥于学堂之外。
总之，如果要对百年课文的百年历程做简单的总结，不难发现：百年课文所经历的变化过程，与时代的革新和发展密切相关，这反映了语文教科书的发展所经历的从四书五经的传统教育走向思想启蒙的现代教育，再走向民族文化的传承教育这样一个艰辛的历程。百年课文之所以能经历百年风雨的考验，就在于它体现了百年中国语文的价值理念和价值诉求，具有永恒的价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