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超勋 胡伟彪 常曦婷 崔绍宇 毛 霞 桑濮京
（河南科技大学，河南 洛阳 471023）
在国民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全面促进消费”“开拓城多消费市场”，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显得尤其重要。尽管2021年我国最终消费率接近55%，但与发达国家（70%-80%）相比，其对经济増长的贡献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在畅通国内大循环需求下，当前消费政策体系尚难以有效支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和预期改善。所以更加深入的研究家庭消费行为可以为建立合适的消费政策体系提供理论依据。家庭消费是居民消费的主要表现形式。现有对家庭消费行为的研究大多遵循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通常假定经济主体彼此间的交往不会影响经济绩效。而经济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网络是家庭的重要社会资本，消费行为是嵌入在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之中的，社会网络因素必然对消费行为产生影响，这在注重人情和关系的中国家庭更加明显，但如何影响、影响机制是什么却没有很好地回答。为此，本文将探讨社会网络的家庭消费影响机制。
社会网络是指居民消费所拥有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构成的网络系统。社会网络对家庭的消费具有一定的影响，家庭通过依靠亲朋好友、乡村网络能够缓冲流动性约束和收入不确定所带来的风险进而维持消费（Udry，1994；
Deaton，1995；
Ambrus et al.，2014；
李涛、朱铭来， 2017；
杨阳等，2018）。稳定的社会融入可以促进居民家庭消费（李树、于文超，2020；
田子方，2020），人情支出对家庭消费也存在挤入和挤出效应（杭斌，2015；
刘玉飞等，2020）。社会网络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影响机制尚不明确。
家庭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影响消费的最重要因素是收入，这是现代消费理论的共识，凯恩斯、杜森贝利、莫迪利安尼和弗里德曼的研究都将收入作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李锐（2004）和温涛（2013）的研究也将收入作为影响消费的核心变量。影响我国家庭消费行为的因素有医疗保险（甘犁等，2010）、金融资产（易行健，2020）等。家庭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研究的视角渐多，但缺乏从社会交往和关系网络层面的深入考察。
国内外学者对居民家庭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侧重于对某些宏观或微观变量的实证研究，没有重视社会网络因素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社会网络作为居民家庭的重要社会资本，其对居民收入、就业、借贷和创业等经济行为的影响机制已渐明朗，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基于此，本文试图从社会网络角度分析家庭消费，以期掌握社会网络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为优化家庭消费行为决策和促进家庭消费扩大提供对策建议。
消费规模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消费规模持续扩大，从1878年的1759亿元上升到2020年的383176亿元，40多年来增长220倍多。消费水平方面：我国居民消费水平逐步提高，从1978年的184元上升到2020年的27438元，涨幅近150倍。消费结构方面：以食品支出为例，1980年其占全部生活消费品支出的比重为61.78%，而2020年下降为30.00%，食品等生存型消费占比的降低（恩格尔系数下降）表明了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日益完善。同时，交通和通信消费，医疗保健等发展型消费支出和文化娱乐消费等享受型消费支出比例的提高，也进一步说明了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
然而，我国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国际水平相比仍然较低，从1978年到2020年，最终消费率由61.9%下降到54.3%，呈下降趋势。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度波动较大，2020年由于疫情原因，消费萎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22%，动力严重不足。消费结构有所优化，教育、文化娱乐等发展型消费比例有所上升，但食品支出仍然占比较高，消费结构有待进一步升级。
1.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的多元回归模型如下：
该式中，Consuicj为j省份c家庭的消费量，SNicj为社会网络，Xicj为控制变量，INSicj为工具变量，εicj为误差项。β0为截距，β1、β2、β3分别为自变量的系数。
2.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西南财经大学开展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 2017年的数据。2017年CHFS数据样本涵盖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55个区县，1428个社区，共计40011个家庭，并从人口统计学特征、资产与负债、保险与保障、支出与收入以及金融知识五大方面刻画我国居民家庭金融和消费的基本情况。
3.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家庭总消费
本文将其家庭总消费以及其各分类型消费作为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家庭总消费包括：食品消费、衣着消费、居住消费、家庭设备服务消费、医疗保健消费、交通通信消费、教育文娱消费等。
（2）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是一种家庭通过与其他个人或家庭相互联系来获取稀缺资源的网络。一些文献通过医院、学校和政府部门的亲友总数来衡量家庭社交网络。一些文献使用其他指标来衡量家庭社交网络。由于CHFS数据不涉及社区互动，但存在礼物收入和支出等社会交往数据信息。因此，借鉴杨阳等（2018）的做法，本文选择礼金支出作为社会网络的替代变量，其等于节假日和红白喜事方面的现金或非现金收支总和。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分为户主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等。户主特征变量包括户主的性别、年龄、是否工作、是否为党员、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等。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规模、家庭总收入变量。
（4）工具变量
因为社会网络的代理变量礼金支出可能会影响家庭消费，存在内生性。所以，参考魏昭等（2018）的方法，用父母的社会地位作为社会网络的工具变量进行估计。父母的社会地位与社会网络非常相关，另外，父母的社会地位与家庭的消费没有直接的关系，满足严格外生性。
表1详细给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 变量原始数据描述性统计表
本文首先探究的是社会网络对家庭总消费的影响，其次对不同消费类型的影响，然后出于稳健性考虑，对模型分别采用替换核心变量，改变样本容量两种方法分别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本课题采用SPSS统计软件处理数据，首先进行基准回归得到结果，然后加入工具变量，进行基于工具变量的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由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与普通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所以本文主要报告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结果进行分析。
1.社会网络与家庭总消费
表2第2列给出了社会网络对家庭总消费的影响系数，考虑到社会网络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引入工具变量（父母的社会地位）进行了估计。在进行工具变量估计前进行了弱工具变量检验，F值的结果符合要求。
表2 模型2LSL估计结果
首先，对关注变量社会网络进行分析，其代理变量礼金往来的系数为0.105，意味着礼金往来每增加1%，家庭总消费增加0.105%。这就意味着礼金往来越多，家庭进行的消费性支出也越多。
家庭规模对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成员越多，家庭总的消费越多。另外，家庭总收入也对家庭消费有着促进作用，家庭总收入每增加1%，家庭总消费增加0.37%，结论与现有文献基本一致，其对消费的影响最大。户主的文化程度对家庭消费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文化程度越高，收入越多，进而促进消费。户主的性别、年龄对家庭总消费的影响为负。
篇幅所限，估计结果仅仅报告模型中自变量的系数。
2.社会网络与消费结构
社会网络对家庭不同类型的消费存在着异质性影响。表3给出了社会网络对家庭不同类型消费影响的2SLS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社会网络对家庭不同类型的消费均有显著影响，但是影响程度不同。社会网络对家庭消费中食品消费和衣着消费影响较大，系数分别是0.11和0.14，影响较小的是医疗保健消费。
从家庭特征来看，家庭总收入对家庭食品消费、衣着消费等消费类型的影响较为显著。家庭规模对其他消费具有负向抑制作用，对其它类型的消费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从户主特征来看，户主男性除对食品消费、交通通信消费以及其他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外，对其他的消费类型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户主年龄仅对医疗保健消费具有正向影响。户主的文化程度除对其他消费有负向作用，对其他类型的消费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主已婚仅对居住消费和其他消费具有负向影响。户主的身体状况对医疗保健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户主是党员对家庭所有类型的消费均没有显著影响。户主有工作对家庭食品消费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3.稳健性检验
进行稳健性检验有多种方法，本文采用改变样本容量和替换核心变量法。首先是改变样本容量法，在所有家庭中，只选取农村家庭，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通过缩小样本的处理，社会网络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系数变大，但社会网络消费效应依然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家庭总收入”的系数最大，说明改变样本容量后的结果依然稳健。
采用替换核心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如表3所示。由于社会网络具有复杂性，采用“礼金往来”测度社会网络的做法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因此，本文选用“通讯费用”作为社会网络新的替代变量。从表3第3列所示的结果来看，“通讯费用”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并且系数比“礼金往来” 大，同时“家庭总收入”的系数最大，因此验证了社会网络对居民消费影响效应的稳健性。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通过对社会网络和家庭消费的研究，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其一，社会网络（礼金往来）与居民家庭消费存在相关关系，随着社会网络的扩大，居民家庭总消费水平也将得到显著提高。其二，分类型来看，社会网络对食品消费、衣着消费、居住消费、家庭设备服务消费、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娱等类型的消费均有正向的影响。其三，从家庭特征来看，家庭收入和家庭规模对家庭消费都有正向的影响。除去其他消费以外，家庭规模对对各种消费类型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从户主特征来看，户主的性别、年龄、是否工作、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等都会对家庭的消费结构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改变样本容量和替换核心变量之后，模型得到的结论依然稳健。总体来看，社会网络对家庭消费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不同类型的消费也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积极引导居民维系和扩大家庭社会网络
重视社会网络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营造全社会和谐相处、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政府部门要积极创造条件，为居民和谐关系建设贡献力量。社区工作者应该建立关联更加紧密的邻里社会关系，促进居民之间的人际交往，增进居民之间的感情。
2.健全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为维系社会网络提供技术和现实基础
应积极完善基础设施，搭建社交平台，拓宽交流渠道。一方面，加大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改善交通条件；
另一方面，大力提高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信息终端普及率，鼓励和支持运营商为农村用户提供质优价廉的通讯服务，促进信息交流。
3.提高居民收入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家庭消费扩大奠定基础
研究结论显示出收入依然是影响消费的最直接因素，社会保障的完善也会影响家庭消费，所以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农村居民的收入将有效促进消费增长。在市场化和人口流动对传统家族社会网络的冲击加大的情况下，应继续加强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提振居民消费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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