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刘悦笛
内容摘要所谓“三俗”的历史根源，就来自于当代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进程，但“反三俗”不可上升为“新道德主义”式的无情批判。面对“道德失范”而实施的社会救赎，亦不可将作为启蒙产物的“个体主义”之丧失作为代价。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体制”建设与“文化心理”建构同样重要，它们理应内外互补与一体两面地得以同生共进。
关键词 反三俗新道德主义 世俗化 道德失范 个体主义 文化体制 文化心理
作者刘悦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中华美学学会副秘书长。（北京：100732）
如果要盘点2010年中国文化界最受人们关注的文化现象，恐怕非“反三俗”莫属。所谓“反三俗”，即为反对庸俗、低俗、媚俗的“三俗”之风。这场运动由中央高层明确提出，在一件又一件媒体事件的推动当中——从电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的整改到批判新版电视剧《红楼梦》黛玉裸死情节——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甚至有媒体将这场运动冠名为“新道德运动”，将这场运动背后的思想动因，归为“新道德主义”。、实上，“反三俗”倒更像是一场自上而下力求实施的运动。那么，“反三俗”何以成为可能？“新道德主义”是必需的吗？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对新的社会症候进行考量，并需追本溯源，探询“三俗”的社会根源到底在哪里。
“政治大—统”之后：
告别乌托邦还是走向世俗化
从表面观之，“三俗”的根源是“社会世俗化”。然而，中国与欧洲社会的世俗化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历史进程，直面中世纪宗教衰微的欧美现代文化，甚至就被直接视为“世俗文化”。相比之下，在从古至今的中国社会当中，都没有出现过宗教与反宗教的因素占据过主导性的地位的现象。众所周知，欧洲社会的世俗化最早起源于经济方面的“工业化”，其最重要的历史成果就是造就了“政教分离”，“国家世俗化过程的决定性变数”就成为“合理化的过程”，这也成为了“现代工业化社会的必要条件”。欧洲的现代文化所获得的公众支持，也基本上可以区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贵族赞助保护下的文化体制，其次是以中产阶级公众为主导的文化，最后是新感官工业的兴起。但是，改革开放后巾国社会30余年的发展，文化主要置身于先为政治而后为经济的多重矛盾结构之中（欧洲文化所呈现的三种历史要素，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在当代中国都是“共时性”存在的），以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整个社会仍然被政治因素加以整合，从而形成了“政治大一统”(文史论文)的凝聚力。
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流变，目前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共识：首先是在文化领域逐渐摆脱政治的绝对统领，从1978年中国社会开始了纠正“极左”倾向开始，就逐渐廓清和拓展了自由的文化空间。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异化思想与人道主义争论的开启，源自已被本土化了的康德意义上的“主体性”思想得到了高扬，精英文化逐渐与主流文化分流形成了“二元对立”的格局。如果说1980年代文化的主流倾向仍是精英化的话，那么，经过了1990年代的大众文化的生发与涤荡，整个文化的主流逐渐摆脱了精英的控制而走向了世俗化。最终，主流、精英和大众文化形成了所谓文化“三分天下”的局面。有趣的是，知识分子在这种文化分裂当中却被边缘化了，更具反讽意味的是，在他们曾千呼万唤的大众文化真正兴起之后，却发现其与当初的设想竟然是如此南辕北辙！然而，与欧美世俗化曾为中产阶级所主导不同，当前中国文化之所以出现了“三俗”的倾向，并不是为类似的中等社会阶层而引领的，反倒是出现了逐渐被底层社会所引导的趋势。这也就是赵本山所代表的“农民出身”与郭德纲所代表的“市民出身”的民间草根文化在市场极度热销、拥有众多拥趸的原因，但这种“民间文化”恰恰是作为中国文化基层的根基而存在的，其独具的“小传统”的历史渊源不可以断然斩断，但亦需加以一定程度的引导。
那么，为何“新道德”与“三俗”会形成对峙之势呢？究其本质，这种对峙可以被还原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根本对立，尽管前者是后者的最初呼吁者，但是后者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必会偏离前者所预料的轨迹。在1980年代，精英文化主要面对的只是意识形态的压力，在文化两分的对立格局里面，在争取开放、民主和改革的语境中，整个知识精英阶层具有一种“乌托邦化”的思想趋向。特别是从1985年开始，欧美文化作为“他者”成为了许多知识分子内心所追求的目标，“西化”的浪潮在本土曾澎湃一时。1980年代中期，在充满了“前现代”诸多积淀的本土，舶来于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化开始站稳了脚跟，随后便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迅速蔓延，而后现代的基本主张之一，就是精英与世俗之间文化界限的崩塌，“日常生活审美化”所代表的世俗化便与这类“文化边界的崩溃”直接相关[31。但到了1990年代初，随着文化领域逐渐三分，原来的“主体一政治”的紧张关系逐渐转切到“人文一市场”的紧张关系，所谓“人文精神之争”就出现在这一历史时期。
“新道德主义”的出现，延续的就是1980年代那种乌托邦化的传统，反映的是1990年代初人文精神的精英诉求，这是由于“世俗精神”恰恰是作为人文精神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在知识分子聚焦于“人文之争”的时代，人文精神其实并未真正衰落，它表征出来的只是精英文化的边缘化的开始。昱然，精英文化失去中心并不等于人文精神的失落，前者是社会结构转型所带来的外部事实，而后者则是知识分子的内在观感。然而有趣的是，在目前的历史阶段，人文精神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的确衰微了，“高贵与卑贱之分”早已被成功地解构了，人文精神的曾经倡导者所尖锐批判的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世俗化现实，在当时只能变换为对人文精神的忧患和呼唤，而今经过那场论争之后的知识分子却对此似乎见怪不怪了。真正出来唱主角的反倒是主流文化，它公开站到了世俗文化的对立面，此乃新一轮“反三俗”运动的新特征。但无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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