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政绩观与干部考核制度专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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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2010年年底，美国一家名为“商业内幕”的网站公布了若干幅郑东新区的卫星图片，并从图片上判断，这只是“一片空屋的堆积”，可能是中国最大的“鬼城”。此言一出，郑州当地舆论哗然，官方反应尤为强烈。
“我们听到后很生气，怎么能说是‘鬼城’呢!”郑东新区管委会信息中心新闻干事司栋彬对记者说。该管委会当时就发布了一份数据，表明郑东新区CBD入住率达到90%，并强调郑东新区常住人口已达30多万。郑东新区建设于2003年正式拉开序幕，南北走向的中州大道将郑州新老城区泾渭分明地“切”开。截至2009年3月，官方公布的郑州市城区面积为303平方公里，而郑东新区规划面积为150平方公里(一说因包含在新区规划内的郑州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地位难以协调，郑东新区实际面积为115平方公里)。占地3.45平方公里的郑东新区CBD，正好隔中州大道与老城的金水区相望，这个占新区面积约2.3%(按150平方公里算)的核心区，是开发最早、配套最全、人气最旺的地方。
但早在那家美国网站“爆料”之前一个月，河南财经政法大学12名大学生就公布了一份抽样调查报告，郑东新区住房空置率在郑州各城区中“不幸”高居榜首。在这次历时两个月的调查中，学生们从郑州市中心六个区29家大型楼盘抽取了约1.1万套商住房为样本，运用查验水、电、气表，点算“黑灯率”等方法，测算空置率。结果表明，郑东新区商住房空置率超过55%，其他五区也不低于20%。为实地了解情况，近期记者走访了郑东新区数个住宅小区。位于新老城区交汇处的鑫苑中央花园，2006年便已建成，属于郑东新区入住人数较多的小区之一，多位小区居民表示，大概有三成左右的房子，不是经常有人居住。
记者注意到，该小区外围的底商大都空置，一些开门营业的商户生意看上去也比较冷清。一家桶装水中转站工作人员称，从他们客户订水的数量看，郑东新区越往东，小区入住率越差，能有40%就算不错了。按照国际通行惯例，商品房空置率在5%～10%之间为合理区，10%～20%之间为危险区，20%以上为严重积压区。如果那12位大学生的调查报告结果可信，那将住房空置率高达55%的郑东新区称为一座“空城”，也不算危言耸听了。
十年前，即2001年，郑东新区远景总体概念规划方案进行公开国际招标，经30多位国内外专家反复评审，黑川纪章的方案最终“以先进的理念和独具魅力的设计”获得通过。按该方案估算，150平方公里的郑东新区建设总投资应在2000亿元人民币以上。如此庞大的预算，对当年全市财政总收入只有50多亿元、年均城市基建资金仅6亿元的郑州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为解建设资金饥渴，当时的郑州市主管领导拍板，以“经营城市”的思路来建设“国际一流水准”的郑东新区。简而言之，就是依靠“土地财政”来推动新区发展。
自2003年起的七八年来，这片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共250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各类楼房建成或在建，包括河南建业等在内的省内外大小开发商，都纷纷砸重金进军郑东新区。新区内房价在政府、开发商及各路投资者的合力推动下，一路上涨。房价飙升，反过来又带动地价大幅上扬。2010年11月中旬，就在大学生们公布空置率调查报告前夕，郑东新区新火车站旁边一幅13亩商务金融地块由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地产商以2000万元/亩的单价拍得，创下郑州有史以来土地出让价新高。据说，附近另一地块此前出让时的拍卖价不过500万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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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当前，追求“绿色政绩”成为不少地方干部的选择，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应当警惕一种“染绿政绩”现象。比如，现在人们都说青山绿水也是政绩，于是，陕西渭南华县就在绿化荒山上动起了脑筋。只不过他们不像山西右玉县那样一任接一任地植树造林，而是干脆弄几桶漆把荒山刷绿了。
绿漆刷荒山只是“染绿政绩”的一种，这样的荒唐事并不止于此。最近，河北省安平县停百姓用电以求节能减排达标的做法恐怕也称得上是“染绿政绩”的一种。报载，从9月3日开始，安平县为完成节能降耗指标，对全县分3批实施限电，每批限电22小时。限电期间，不仅居民家中停电停水，医院和红绿灯也遭停电。之所以采取上述措施，是由于目前安平县的节能指标距离完成任务差距比较大。该县今年节能指标是下降6.6%，但前六个月只完成0.9%的任务量，还有超过5%的任务量没完成。
油漆染绿的荒山不会改善自然生态，限制百姓用电换来的也不是真正的节能减排。减少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节能减排不是玩数字游戏，而是要切实通过倒逼机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然而，像安平这样的节能减排，即便能够达到上级下达的指标，又能收到什么实际成效呢?污染大户、能源消耗大户减少了吗?落后的产业结构改变了吗?如果这些都得不到改变，那些节能指标除了应付上级之外究竟有何用处?节能减排不在淘汰落后产能等根本问题上下功夫，反而打起了老百姓的主意，这样的做法实在荒唐至极。用百姓生活不便换来的节能指标，不但违背了节能减排的初衷，而且掩盖了当地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弊病。如此节能减排，究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还是在背离科学发展观?限电节能与染绿荒山遵循的是同一种逻辑，都是试图“染绿政绩”，暴露的都是政绩功利主义倾向。
随着科学发展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干部考核的政绩标尺正在发生改变，除了经济增长指标，生态环保指标、节能减排指标、民生改善指标都成为新的考核标准。这种新的政绩考核被人们称作“绿色政绩”。虽然现在干部考核不再以GDP为指挥棒了，但有的人仍在“政绩”上做文章。比如，某地污染企业多，当地环保部门在整治环境过程中，不去积极治污，反而让企业美化烟囱，将外表刷成蓝白相间颜色。烟囱是好看了，但是里面冒出的烟不照样污染环境吗?
人们呼唤“绿色政绩”，但不要“染绿的绿色政绩”;干部追求“绿色政绩”，更要在心中真正形成“绿色政绩观”。抛却虚浮的外表，摒弃虚假的数字，下大力气多为百姓办实事与好事才是“绿色政绩”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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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三
江苏徐州市贾汪区贾汪镇泉西村即将要收获的300亩麦子已被当地镇政府强行铲平建房，村民表示，“政府为啥不能推迟几天呢，马上就要收获的麦子就这样看着毁坏多疼人。”政府一官员回应称，“上级领导要求我们明年5月份就要建好上房”，故时间非常紧张。
政绩当然是指官员在执政时办出的成绩。中国历来重视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尚书·舜典》记载:“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最早在战国时代，政绩考核就提上日程，当时称为“大计”。历代对考核标准也多有探索。唐代考核标准分为考德的“四善”和考绩的“二十七最”;宋代“磨勘”制度，重年资而轻政绩。从古至今都重视政绩考核，对于官员，本应当是一种“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希望他们能够更好地造福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让老百姓们安居乐业。、
但是，在长期的发展的过程中，政绩的考核却出现了“异化”，演化成了一种官场“潜规则”，“惟上不惟下”的风气盛行。官员们都很清楚要想平步青云，要想升官发财，自己的上级是万万不能得罪的，他们的话就是圣旨，即使一百个不愿意，也要强颜欢笑，服服帖帖地去把事情按质按量地办好。当上级的命令和民生发生矛盾的时候，孰重孰轻也就心知肚明了。
就如江苏徐州市贾汪区贾汪镇泉西村即将要收获的300亩麦子已被当地镇政府强行铲平建安置房的事件。“十六大”以来，政绩考核标准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源浪费备受关注，资源节约成为新指标。《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指出不再以牺牲环境换政绩，环境保护成为新指标，同时，民生也体现政绩，公共服务成为考核的重点内容。那些急于“毁麦”建房的官员是不是在公然违背行政法规的规定呢?难道白白地浪费300亩麦子是在节约资源?再者，国土资源部提出“保经济增长、保耕地红线”行动，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18亿亩耕地保护的红线不能碰。300亩的耕地是否在红线范围内，对可持续发展是否有利，还有待商榷。
官员的愚蠢行为也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改善民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整体推动，循序渐进，不像圈一块地皮，搞几个项目那样易见成效，不像抓GDP那样“立竿见影”，这是某些官员漠视民生的一个原因。考察政绩，经济发展状况无疑是重要的内容，但是在目前的财税体制下，只有GDP的增长，才能使地方得到更多的财税收入，于是就大抓狠抓GDP。所以，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提高，人民幸福指数是否提高，政府官员都无暇顾及，最大大程度的提高GDP，把自己的政绩搞上去才是“硬道理”。官员称：“手续合法，按照条文执行，有关补偿费已经赔付”，表面上看上去合理，但是“合情”吗?老百姓辛苦劳作一年，在即将收获的时候，劳动成果毁于一旦，让他们情何以堪?而且，补偿费是强行赔付还是出于自愿?赔付的只是一年的损失还是长远的利益?诸多疑问都显示出“政绩”往往与“民生”背道而驰。
“政绩”和“民生”并不是仇人，“两人”见面不一定要分外眼红，只要官员建立科学的政绩观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切身地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急功近利，就能把“政绩”和“民生”有机统一起来，服务于民的时候，也得到真正有价值的“政绩”，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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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四
春寒料峭，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田东县，一些农户忙于种竹子。该县正在开展竹子、山茶树种植大会战、水利建设大会战、公路建设大会战。金融危机发生后，该县还专门组织培训返乡农民工。竹子5年才能成材，山茶树8年才能结果，短期虽看不到成果，长远却利于农民稳定增收。县委书记王西翼说：“出政绩，不在报表上的数据，不在一时风光，关键看实践，看老百姓是否得实惠。”
不片面追求GDP数据，以实践、人民、历史三把尺子为标准，把着力点转向利长远、打基础、促进民生的工作，正在逐步成为领导干部的共识。在安全生产任务艰巨的山西，省委提出“不要带血的GDP”，将安全发展与转型发展、和谐发展并列，作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重要载体和战略重点。在山西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上，省委书记张宝顺说：“发展是硬道理，但没有安全保障的发展就没道理。如果连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都不能保证，发展再快也失去了意义。”
在地震后重建任务繁重的四川，省长蒋巨峰要求决不允许搞形象工程，他说，农房重建的规划、建设、监督等各个环节都要确保群众主体到位，绝不能越俎代庖替群众作决定，更不能图好看搞“一刀切”，绝不允许搞形象工程。在欠发达的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提出：要用“十年后的政绩”来考核评价干部。他明确提出，看待一个干部就应该既看他当前的“显绩”，更要看他长远的“潜绩”。考察一个干部，不仅要看他现在做了些什么，还要看他为10年、20年以后做了些什么。
谈起干部政绩观的变化，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说：“今年1月份，求是杂志刊发胡锦涛同志的文章强调，领导干部坚持正确政绩观，要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这是个总的要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应当成为各级干部的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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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五
卫生部副部长刘谦近日在一个关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落实情况的会议上提出，各地应该将区域内居民健康状况纳入政府政绩考核内容。
医疗专家认为，这句话不仅应该放在最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的大背景下来解读，更透露出新医改中的一个着力点，即要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增强公益性的方向发展，在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同时，还要成为开展健康教育的主要阵地。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六位一体”的功能早已是业界共识，但在预防、保健、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医疗、康复几大任务中，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却一直畸大。在推行药品零差率之前，开药更是成为基层单位医疗卫生机构的主业。“有的社区医生，连诊断的过程都省略了。”上海某中心城区的卫生局长曾如此描述新医改启动之前的状况。
但药品收入并不能填补社区医疗卫生机构运行的成本，上海市人大的一个相关调研称，2007年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总体亏损共计1.2亿元，平均每个中心亏损92万。到2008年底，药品零差率在上海全面推开，很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收不抵支，便挪用公共卫生人头费。
而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研究表明，投入1元钱用于预防保健和健康管理，可以节约8元医疗成本。上海交大医学院副研究员胡爱平指出，挪用公共卫生经费的做法实际上得不偿失，反映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自身定位的模糊。刘谦副部长此次强调，在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同时，着力改变“以药养医”、“以医养防”的不合理机制，有效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上涨。刘谦提出，作为最基层的医疗机构，村卫生所不仅要为农民群众治病，还要成为开展健康教育的主要阵地，教会农民群众如何防病、如何健康生活。
上海浦东新区医院管理中心副主任江一民认为，可以通过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帮助基层医疗机构加快实现上述转变。浦东于四年前在全国率先对基层医疗机构进行绩效考核。比如对其履行公共卫生职能情况的评估，浦东医管中心就特别设置了“六位一体”协调发展度指标，也就是无偿服务量占服务总量的比例。根据经验数值，医管中心把“及格线”定在30%，实际工作中这个数字已达到50%以上。江一民认为，这将引导基层机构向社会提供不断改善的公共卫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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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六
2011年2月27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再次专程来到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访谈室，接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联合专访，同海内外网友进行在线交流。这已经是温总理第三次同海内外网友进行在线交流。在回答网友提问时，温总理说，领导干部的政绩应该以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最高标准，而不是以高楼大厦和项目作为最高标准。
温总理在回答网友“转变发展方式与地方GDP冲动这对矛盾真如何难解决”这个问题时讲到：“有一次我看到有些地方，城市发展很快，大广场罗马式的。但是你走不久，进入农村就是另外一种现象，农村的街道、房屋还很落后，农民的孩子上学还为一百块钱的取暖费而发愁。我就对地方领导讲，我说少盖一点儿楼，缩小一点儿城市建设规模，拿来用在民生上，这不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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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七
《人民日报》的一则报道让人关注，我国一些建成仅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地标性建筑，本正处于“青壮年”时期，近年来却先后被拆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透露，我国建筑的平均寿命只有 25-30年。而根据有关规定，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 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100年。
据调查，这种短命建筑的出现，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一届政府一套规划的短视行为、崇拜GDP和大搞形象工程的政绩观、拆迁卖地的利益驱动、建筑质量问题等。而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以科学的政绩考核制度， 城市管理者树立着眼长远、以人为本的政绩观。
规划是城市建设的龙头和“法规”，一套经过科学程序制定的规划，应该长期管用，百年不变。然而在我们一些地方，城市规划遭遇的却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橡皮擦擦，最后能不能实施，全靠领导一句话。”这种对待规划的随意性，固然有原有规划随着城市发展逐渐落后的原因，但更多的原因在于有的新班子一上台就调整已有规划，搞一套“自己的”东西。然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根子都在于不正确的政绩观。因为没有为城市长远发展谋划、只想在自己任期内尽快出政绩，就有可能制订“短平快”的城市规划，从长远看，这种规划往往跟不上发展节拍，不得不推倒重来，已盖好的楼厦也只好推倒。同样为了凸显自己的政绩，也就“一届政府一套规划”，而不管已有的规划是否科学合理。由此看出，尊重城市规划，真正为城市发展着想，而不是只为自己的政绩考虑，是一些城市管理者应该补的课。
一些城建主管者对GDP政绩的追求，希图通过城市拆迁创造GDP，则是导致城市建筑短命的另一个原因。“拆一次创造了GDP，再盖一次又创造了GDP”，如此增加GDP，带来的只是表面的GDP增长，并没有实质性增加社会财富和经济价值;相反，通过拆迁浪费了巨大财富和资源，却为一些城市管理者乐用不疲。与此紧密相连的是，一些地方通过拆迁卖地，增加地方政府收入，由此也创造“金灿灿”的政绩。然而说到底，这种财政收入只是将钱从老百姓的口袋转移到政府和开发商手中，只能加重当前不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
1: 请结合材料背景，用不超过500字的篇幅概括当前部分官员错误政绩观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及正确政绩观的内涵。要求：条理清晰、语言规范。(本题分值：10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