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省中小学素质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齐 涛
2008年1月16日潍坊
（根据录音整理）
对于素质教育问题这几年大家一直在探索，各市、县，各中小学的校长和老师们都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果讲素质教育如何进行，校长和老师们最有发言权；如果讲素质教育如何推进，各市县的教育局长最有发言权。对这个问题，我只能就自己的一些思考和大家交流一下，供大家在推进素质教育工作中加以参考。
一、如何认识素质教育和教育本质的关系
最近我集中看了一些文章，有的同志认为素质教育这个概念已经表达的很明确了，素质教育的定义、基本内涵已经说清楚了，不用讨论。但也有的同志认为，素质教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明确概念，比如素质教育这个词在英语里面就没有对应的词汇，没法翻译，在教育学的精典理论中也没有完整的表述。那么，究竟什么是素质教育？关键是要弄清楚它和教育本质的关系。我想，素质教育是中国特色的问题，是立足于几千年来特别最近若干年来中国教育的特定发展道路，针对教育内涵提出的一个概念。它实际上讲的还是教育本质的功能，讲的是教育的应有样式。因此，实施素质教育应该是如何使教育回归它的本来，如何使教育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就是所谓的素质教育。
教育的功能是什么？康德的一句话表达的最清楚：“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成为人”，这是教育的目的，也是教育的首要功能和最终功能。就是要使“人之初”的人发展成为一个健全的人，一个有文化、有精神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把人和动物、和其他的机器完整地区分开。素质教育也应该体现出教育的这种最本来的功能。
从这个角度理解，素质教育究竟包括什么内容？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形势下，素质教育的内涵是什么？教育的内涵或者说素质教育的内涵，我过去在一些会上也讲过。我是这么理解的，应该是“三个层面，五个要点”。
第一个层面是高尚人格的造就。高尚的人格首先当然是由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塑造而成，在此基础上，还要让我们的学生明确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以人为本的平等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等等。以往的教育中，通常关注的是如何志存高远，如何功成名就，但高尚理想并不一定是要有雄心壮志的理想，“高尚”其涵义很宽泛。现在咱们一般地讲，从小要立大志，立志要当科学家，立志要当比尔.盖茨等等，没有人说立志要当环卫工人，这里面隐含着巨大的思维偏差，当科学家是立志，难道当环卫工人就不高尚了呢？昨晚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讲安徽一个农村山顶上的学校，一个老师教五个孩子，这个老师真正的动力来源于哪里呢？源自教他的一位老教师的人格力量。当年他的这位老师给他批改一篇作文，批语中曾写道，这个孩子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好学生，后来这个孩子上了师范学校，毕业后又自愿回到农村任教。老师告诉他：“你是我最引以为骄傲的学生”。我们很多学校很多老师最引以为骄傲的学生不一定是这个类型的学生，而是成长为院士、高级领导、成名成家的那部分学生。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昨天晚上那个电视采访让我很感动。五个孩子，一个老师住在山顶上一个破庙里面就教五个学生，绝不是为了某种利益的驱使，他的心态非常平和，精神非常崇高，这就是献身。在这里面他感到幸福，感到人生价值的实现。他就是一位高尚的人。
第二个层面是知识能力的赋予。这里有两个要点，知识获取的能力和知识创新的能力。七八年来我一直讲这个观点，今天就不多讲了。黄胜副省长讲 “鱼”和“渔”的关系，是非常有道理的。素质教育的关键是让孩子们，让下一代知道怎样去获取知识，怎么去进行知识的创造。
第三个层面是基本素养的养成。其中也包括两个要点，第一是人文素质的养成，第二是科学精神的养成。人文素质和科学精神不仅仅是会背几首唐诗宋词，不仅仅是会做几个物理实验。牛顿是个大科学家，他最终丧失了科学精神，因为他把整个宇宙的运动归结为第一推动力，他认为第一推动力的来源是上帝，那他就是没有科学精神了。前些年个别搞物理学的，搞科学研究的，仍然去信FLG，也是科学精神的缺失。
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2007，基础教育精神价值的回归》，文中开篇引用了温家宝总理的一首诗，诗中这样写道：“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它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那永恒的炽热/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温家宝总理曾这样阐述诗外之意：“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温总理胸怀之博大，精神之高远可圈可点。这篇文章里面讲到的就是，教育要心中有“星空”，教育的精神价值，应该直接指向“人”，指向人的幸福安康，指向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这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教育》2007年第24期，文章写得非常好，它讲的就是教育的真正价值在哪儿。我们能不能撇开那些具体的事情，也像总理一样仰望“星空”，关注一下教育的未来，关注一下教育真正长远的价值所在。
二、如何认识实施素质教育与满足群众升学诉求的关系
“引领社会，服务社会”，是我在2005年的一个会上讲的观点，针对高等教育的功能，我概括了八个字，就是“引领社会，服务社会”。如果高等教育只是一味地服务社会，需要什么人才就培养什么人才，那只算是发挥了一半的功能，对高等学校而言，更重要的是引领社会。高校要靠先进的思想、先进的科学、先进的技术引导社会进步与发展，同时要靠大学精神、大学文化，靠大学师生的行为表现和价值追求，引导社会的前行，这是更重要的功能。
记得也是2005年，在一次“职业学校，理性的选择”座谈会上，大家讨论为什么都不愿意上职业学校？我举了自己认识误区的一个例子：我刚到教育厅工作的时候，在一次办公会上，大家说职业教育应该讲普职比例，应该1：1，因为我当时不了解情况，就讲了一个观点，我说孩子愿意上什么就上什么，为什么非要给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一个比例呢？我总觉得这个观点没错。当时有的同志说我的观点不妥。我还不太理解。现在想想，“愿意上什么就上什么”的观点究竟错在哪儿？那就是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的家长了。从家长的角度讲无可厚非。但是作为教育主管部门、作为校长、作为老师就不能够这样一味迎合社会，迎合家长。你的职责是引领社会，引导家长。要立足国家民族的长远发展，立足社会的真正需求，来构筑起我们教育的发展框架。这个道理很简单，如同一个医院，如果大家都拿手术刀当医生，这个医院怎么开？从家长角度，他希望孩子进入最高层次，都去动口不动手，都去当白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教育工作者，应该是客观的、科学的给家长和学生一个正确的引导。这就要求我们要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不能混同为一个普通的学生家长，而是积极加以正确引导。
不仅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如此，素质教育也存在如何处理好引领和服务的关系问题。引领与满足或者引导与服务，是推进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个问题把握上，一方面应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受教育需求，但另一方面，又要适时、及时地引导家长、学生和社会走向健康地成才之路，二者缺一不可。
现在一说素质教育，必然谈到应试教育，谈到学生压力越来越大，推进素质教育举步维艰，困难重重。这些年大家一直在探讨、在讨论，包括很多市、县、学校身体力行，探索出很多好的经验。但实事求是地说，素质教育实质性、全局性的突破目前还没有达到，孩子的负担反倒有越来越重的趋向。学生的压力越来越大，负担越来越重，问题究竟出在哪儿？我想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还是传统的问题。中国的传统与文化背景，和欧美国家是不一样的。我曾讲过类似的观点，学生压力大，在中国自古就是这样。 “头悬梁，锥刺骨”，“十年寒窗苦”，那不是压力大么？中国的学生自古以来就缺少轻松快乐地学习，往往是为了某种目标而去拼命地学习。为什么？这是中国传统使然。比如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有分层，但又没有明显的层次界限，各个阶层是不平等的，但各个阶层之间又是开放的、可流动、可转换的。“朝为布衣,夕为相卿”，“皇帝轮流做，明日到我家”。陈胜、吴广在佣耕时，还在讨论“苟富贵，勿相忘”，还在抒发“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胸臆，后来造反了，当了王，一举成名。刘邦也是由一个社会下层人物而当了皇帝。这就是中国特色，人人都有可能通过奋斗成为社会的上层。但在欧洲中世纪，社会分层明显，社会界限也明确，且很难逾越。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有时候到国外，接待我们的职员往往有一些头发花白的老公务员，乐呵呵地给你倒水，接待你，很是安心，但在国内一些地方就未必如此。这就是传统。这种传统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进取意识、功名意识都有较大影响。
在这个传统下带来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几乎所有的家长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特别是现在独生子女情况下，谁也不希望自己的教育甘居人后，总是努力再努力，拼命再拼命，不管孩子有没有这个禀赋，有没有这个条件。我们并不是说孩子有优劣之分，但要承认孩子是有差异的。每个孩子都是好孩子，没有高下之分，但其思维方式、接受能力是存在差异的。有的孩子适合做数学，有的孩子动手能力强，有的孩子善于交际，这就是差异。现在所有的家长都要求自己的孩子考高分，上北大、清华，实在不行也要上大学，这个心态是很普遍的，这就给素质教育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也给孩子们带来非常巨大的压力。
第三个原因是社会对学历的盲目消费。为什么现在孩子不惜一切追求高学历、高文凭？原因就是社会上存在着不平等的学历要求。前不久我看过一个教育专家的文章，提出不能把学生压力大的板子统统打到教育部门身上。比如考公务员就是，有的地方明文规定，专升本的文凭就不行，本科不是第一学历的不行，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重视他已拿到文凭，而去关注其获取的过程？一个人三年中学、三年大专，再上继续教育怎么就不对了呢？否则，继续教育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现在一些单位招聘人员往往要求第一学历全日制本科，有博士不用硕士，有硕士不用本科。这是一种社会需求的错位，是对学历的盲目消费，既不公平，也不正常。
第四个问题是体制问题。体制问题说到底是现在社会分层越来越清晰，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差距明显。城乡差别、脑体差别在某种情况下有越拉越大的趋势，要实现不同阶层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社会公平在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这种情况下，作为家长、孩子的选择是什么呢？只能拼命地往上层挤，拼命地摆脱原有的不太适合他生存的那个阶层、群体，整个社会上明显存在着“学习改变命运”的心理趋同。我们经常听到家长吓唬孩子：“再不好好学，看看街上住大棚的农民工”。这就说明一种社会的环境、氛围，说明一种体制性差别的存在。
最后一个问题是高等教育资源的供不应求。从中国的教育史就能看出，教育资源的供需不平衡和学生的负担重、压力大是密切相关联的。中小学负担最轻的时候是1955年以前。当时有个报告说，当年毕业的高中生远远满足不了大学招生的需求，那时候的学生没有什么负担和压力，学和不学一样，都能上大学。但是之后就发生变化了。1955年3月，分管文教工作的副总理陆定一就严肃提出了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教育部也在1955年7月专门下发文件指出“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是几年来存在的一个问题。1954年秋季以后，在部分地区和部分学校，这个问题变得更严重。在提高教育质量的工作中指导思想有偏差的地方……一般是大中城市的学校比小城市和农村的学校负担重，中学比小学重，高年级比低年级重。……目前学生负担过重，主要是课业负担过重。……教材不完善，教师水平不高，学校领导不深入教学，这是形成过重的基本原因。”教育部这个文件和现在的文件基本一样。1958年之后，高等学校急速扩张的阶段，学生负担好了几年，之后呢，到1963、1964年，学生的负担又开始重了。1963年1月24号教育部又发了一个文《关于当前中学教学工作的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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