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秀良 李东雷
（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18）
【摘要】 “范式”是科学哲学的术语，把这一概念引入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的研究领域时，关注的是它的内涵。“范式”概念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领域包含两重含义，区分开这两重含义可以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的学科体系构建扫清思维上的障碍。
【关键词】范式社会 工作发展史 两重含义 学科体系构建
【中圈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828（ 2012 ）10-0013-03
DOI: 10. 3969/j. issn. 1672-4828. 2012. 10. 004
虽然社会工作是“舶来品”，但对于发展劲头正盛的中国社会工作来说，缺乏历史源头的追溯显然是一件尴尬的事情。如何梳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不仅具有学科史上的价值，也会对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的最终形成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里，笔者借用西方科学哲学界相沿已久的“范式”概念来考察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的研究模式问题，并简单讨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的学科体系构建。
一、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研究范式的两重含义
“范式”（paradigm）是美国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首先引入科学哲学领域的一个术语，其由理论体系、研究规则方法与哲学观点等等构成，科学工作者在一定的范式指导下去解决某一领域的难题。在把这一概念引入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的研究领域时，关注的是它的内涵，具体说就是哲学观点、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但是，与在科学哲学领域的运用不同，“范式”概念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领域包含两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是指当下运用什么样的哲学观点和研究方法去分析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并完成学科体系的建构；第二重含义，则是指自专业社会工作被引进中国直到1952年被取消时为止，在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界形成了什么样的体系架构、研究方法和哲学观点。
为什么要区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研究范式的两重含义呢？理由在于：其一，作为“舶来品”的社会工作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并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成为一个颇有声色的专业和职业，明显地遵循着一条共同的发展路径。当时的社会工作理论界肯定形成了“学术共同体”，并在一定的范式指导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与实践，从而留下较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库恩曾指出：“如果没有一种范式理论规定了问题并保证有一个稳定的解，就很难设想会有这么多精心的努力，更不会产生任何成果。”其二，民国时期形成的范式理论在1950年代初戛然而止，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断裂带”就此出现。等到1980年代后期重新启动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进程时，已经不是对原有范式理论的承继和发展，而是又一次从外部引进新的观念和理论。对于这一点，王思斌教授的概括很精彩：“我国社会工作教育恢复重建时直接从香港、美国引入了现代社会工作理论和知识，而这些理论和知识跨越了中国社会工作被取消以后的一段历史空间，而形成了新的理论和知识形态。于是，中国原来的社会工作知识好像已经‘完全过时’，所以少有问津。”3既然对原有的社会工作知识“少有问津”，那么，社会工作重建后的范式理论（如果已经形成的话）肯定不会与过去的相衔接。其三，当下分析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运用的哲学观点和研究方法也应该是从美国、我国香港地区引进的。换句话说，现在正在做或准备做的整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的工作，是以当前熟练或半熟练使用的社会工作理论和知识做“参照物”，去裁剪历史上的整体形态，取我所用，弃我所弃。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有可能再一次破坏掉几十年前就已成型的范式，使得历史原貌变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
基于上述理由，就需要区分开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研究范式的两重含义，以便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的学科体系构建扫清思维上的障碍。
二、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研究范式的重建
区分开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研究范式的两重含义，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研究范式的重建做了铺垫。但是，这里仍然存在一个重大的理论缺陷，究竟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界是否形成了某种范式。所以，还必须对此进行一番考察，以判明历史事实。
判断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界是否形成了某种范式，要以对文献资料的解读和比较为主。抛开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划定文献资料的范围为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著作。民国时期，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著作总共有34种。但即使是这34种著作，也无法全部读完，主要原因是文本寻找上的困难，不过可以通过解读和比较几种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来达到目的。经过初步研究，可以确认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界形成了某种范式，理由如下：第一，他们有着相近的哲学观点和学术旨趣。言心哲、柯象峰、蒋旨昂、关瑞梧、李安宅等人的求学经历都惊人地相似，他们不但对社会工作的本质和社会功用持有相近的认识，而且都非常注重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寻找发展社会工作的精神资源。限于篇幅，这里不做展开论述。(社会学论文 www.fwsir.com)第二，他们有着共同的研究方法。以蒋旨昂和李安宅为例作对比，可清晰地得出这一结论。他们不仅转述国外的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更注重从实地工作经验出发进行归纳和总结，以使理论体系的建构与中国社会实际相切合。在对社会工作人员的培养和训练上，他们二人保持完全一致的态度，即训练、研究、服务一体化，只不过在顺序上有些差别。蒋旨昂的表述是“社会工作人员之教育，应以‘训练’、‘服务’、‘研究’三者合一为最高原则。”李安宅的顺序颠倒过来了：“研究、服务、训练三位一体的社会学、人类学，才是兑现的人事科学。兑现的人事科学才能解除人间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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