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奏折记录了很多官员与皇帝的日常交流，除了军国大事，还有家长里短。其实在清代，奏折制度确立的时间较晚，也只有康熙中后期和雍正时期确实执行，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生动活泼的朱批，大都来源于这两个皇帝。
清代是一个在文书系统上运行的国家，奏折只是它庞大文书系统中的一部分，那么，官员日常是怎么跟皇帝交流的呢？简单来说，可以称作“公题私奏”,这句话是用以区分“题本”和“奏本”的——注意不是奏折。
题奏制度继承自明朝，即公务向内阁递交题本，用官印；私务递交奏本，不用官印。但是，这一制度在清朝进行得很困难，清代皇帝是比较讲求行政效率的，题本、奏本递上来，先让通政司或部院审查一遍格式，然后递送内阁，最后到皇帝手中。这样一来一去，不仅耽误时间，而且信息全无保密性。
这让康熙皇帝很不满意，所以，在康熙中期，开始出现官员和皇帝的直接交流，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奏折。
清代奏折按照内容不同，格式也不同，分为奏事折、请安折、贺折、贡品折、谢恩折、遗折等名目。奏折写作一律用六行格式，每行十八字。折内遇有尊崇字词必须抬格、换行。
奏事折折面中上位置写“奏”字,折内首页右起写官衔及“臣某某跪奏，为某某事，仰祈圣鉴事”。这样的好处是方便皇帝一眼能明白所奏事项，再决定要不要继续读下去。
请安折，内第一页右起写官衔及“臣某某跪请皇上圣躬万安”；贺折，如万寿节，折内第一页右起写官衔及“臣某某跪祝皇上万寿万万寿”；贡品折随请安折进，折面中不写“奏”字,而写“进”字。所以，皇帝翻开的第一眼，就知道这件奏折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当然，清代是满汉文双行的，满文奏折也是这个套路。
清人吴振棫在《养吉斋丛录》中记，雍正朝为扩大耳目，皇帝发给有上奏权的官员每人一个匣子，并配有锁和钥匙，以保证奏折的保密性。
在京各部衙门的奏折，每天午夜由一笔帖式（注：清朝独有的一种职官）捧至东华门外，收入紫禁城景运门内奏事处。寅正（清晨四点）乾清门开启，由奏事处值班章京查核印片无误后接收，登入档簿，然后交给奏事太监，进呈皇帝批阅。
外省奏折递送，最初均由递折者派亲信家人送到宫门，后来准许动用邮驿递送，也可派专差递送。通过邮驿递送的，先送到兵部捷报处，再由兵部送到乾清门，随到随送，无时间限制；专差递送者，则直送乾清门，交奏事处值班章京，汇交奏事太监进呈御览。
康熙皇帝对于具折人的要求相当严格，并不是所有官员都有资格写奏折与皇帝对话。
当时被恩准具折奏事的官员，主要是一些亲信家奴，及个别重要地区的武职官员。像巡抚这样的封疆大吏，未奉特旨，也不得具密折奏事。比如，康熙年间，时任江苏巡抚宋荦有密奏，只能通过品秩比他低得多的苏州织造李煦转奏。
不过，这个范围在后来不断扩大，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上谕：“凡督抚大吏，任封疆之寄，其所陈奏之事，皆有关于国计民生，故于本章之外，准用奏折。”自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奏折成为国家正式官文书之一以后，“凡在京宗室王公大臣，文职京堂以上，武职副都统以上，及翰、詹授日讲起居注官者，皆准递奏折”。
在康熙时期,也只有奉特谕的人才可上折请安，现存最早的请安折，是康熙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大学士伊桑阿的《奏谢温谕赐问平安折》。现存的康熙年间请安折,大部分是满人官员书写的，其实质是官员对皇帝的一种私人问候。且清制规定，各地驻防满洲的请安折，一律以满文书写，并鼓励本人亲手写。康熙帝在两江总督傅拉塔、甘肃巡抚齐世武的请安折中多次劝慰他们，字写得不好有错也无妨，反正除了你我，“再无一人知道，亦无底稿”。
可是，即便如此，乾隆朝以后，满人的满语水平急剧下降，甚至连一篇简单的请安折也不能写了，屡为皇帝训斥。道光年间，广州将军庆保请安折等均用汉文书写，道光皇帝不禁感叹：“广州驻防官兵不下五千余人，岂无一写清字之人？”
请安折的频率也是有一定要求的，虽然没有固定时间，但是如果皇帝长时间看不到你的奏折，就会心生疑虑。不过，频繁的请安也确实会招致反感。这中间的尺度，还真不好拿捏。
大家印象中有个误区，皇帝自己恐怕就是生出三头六臂，也难胜任。
其实，奏折只是清代多种公文中的一种，因为是高层大臣与皇帝直接对话的方式，所以最受重视。
康熙皇帝曾对臣下密折上奏一事批示：“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而用雍正皇帝的话总结，就是臣下不能明说的，可以上奏折；皇帝不能明示的，可以批奏折。
当然，除了一些公事之外，清朝这些皇帝也非常注重用密折收集情报、笼络人心。
现在康熙朝汉文奏折留存最多的，是当时的直隶总督赵弘燮（音xiè读“泄”），他在直隶巡抚（后改为总督）任上十七年，远远超过了后任的畿辅大员，可见皇帝对他的信任。他虽然是汉人，却是康熙皇帝极为信任的人选。他的父亲赵良栋，顺治二年招募入清军，在三藩叛乱、康熙皇帝最为危难的时刻，替皇帝平定云南吴三桂，深得康熙倚重。赵弘燮的兄长赵弘灿官至两广总督，也是封疆大吏。最重要的是，康熙皇帝晚年时，老臣们纷纷谢世,他曾作诗说：“旧日讲筵剩几人，徒伤老朽并君臣。”而陪他“老朽”的重臣之一，就是赵弘燮。
从现存奏折看，赵弘燮年老体衰的时候，皇帝不但为他派去御医，还将西山泉水送到保定给他煮药，并且把进口的金鸡纳送他服用，两个人还像寻常老人一样，探讨养生之道。此时，赵弘燮的请安折，可谓是皇帝的一剂舒心药。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赵弘燮辞世之后，康熙还强撑病体为他写下悼亡诗句，说他“保全终始君恩重”，感其死后“节钺空悬揽辔情”。
而我们非常熟悉的江南三织造，就是康熙在两江地区安插的形势观察员。江南地区百姓富庶、商贾云集、文化繁荣，又是曾经南明势力最为发达的地区，是康熙皇帝重点监控的地区之一。
江宁织造曹寅（《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苏州织造李煦、杭州织造孙文成三人，不但在两江地区为皇帝谋取财富、贩运货品，更将江南地方的士风舆情、官员动态、物价民生等事项，事无巨细地上奏给皇帝。因为他们本身不处理相关事务，所以所奏内容与其他官员多有重合，但是仍然是康熙皇帝了解地方事务的重要角度。
这种私人奏事的方式，到雍正时期发展到巅峰，勤政的皇帝几乎与所有高级官员都建立了这种一对一的线性联系，连官员升迁、税赋改革这种日常政务，也是靠奏折的方式解决的。因为奏折数量的急剧增加，军机处也应运而生。
军机处由皇帝钦点的心腹官员组成，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帮助皇帝处理奏折，并将皇帝旨意下达。即便如此，雍正皇帝也还是经常看奏折看到“以手揽额”，成为中国古代史上留下墨迹最多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