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著名人物之曾国藩航天学院1102100509 吕广兴摘要：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人物，其生前毁誉参半，既有“中兴第一名臣”的美称，又有“卖国贼”的恶名。著名革命家章太炎对曾国藩的评价最为客观，称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他这位赫赫有名的同乡评价甚高，他在1917年致友人的信中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更是把曾国藩奉为终生学习的楷模，并亲自从《曾国藩家书》中摘录出许多语录，然诵参悟。关键字：功过 功绩 近代化 湘勇背景：在“中国近现代史著名人物研究”的课上得知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很推崇曾国藩。我个人对曾国藩曲折的为官做人之道也很感兴趣，并且以前也看了很多关于他的书籍有一定的研究。下面是我对曾国藩为人处世之路的一些看法。一：天资聪颖，为官谨小慎微。曾国藩6岁时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可见他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至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曾国藩28岁便考中了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的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力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值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封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从七品一跃而为二品大员。可见若不是遭遇变故曾国藩的仕途道路可谓一帆风水，当然也不会对中国近现代史有如此大的影响。曾国藩的一生是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分不开的。1852年，曾国藩因母丧在家。这时候“长毛”在曾国藩的老家湖南闹得凶，这在《曾国藩》传中有详细的记载，“太平军围攻长沙，攻陷岳州，几天之间，岳州城内城外投靠太平军的人络绎不绝，队伍迅速由五万扩大到十万。水师也由五军扩为九军，共一万五千人“。说来奇怪，这时曾国藩本不愿意趟举办团练的浑水，“十多年的官场生涯，使曾国藩深深懂得，当今为官，没有皇上的信任、满蒙亲贵的支持，要办大事是不可能的。现在是办团练，性质更加不同。团练若不能打仗，则不成事；不成事，则皇上看不起。若能打仗，必然会成为一支实际上的军队。满人对握有军权的汉人，一向猜忌甚深。这支军队将会招致多少嫌猜！弄不好，非徒无功，还有不测之祸。再说，湖南的吏治也太腐败了，在十八省中可谓首屈一指。过去在京中做官，从奏章、塘报，以及亲友的信函中，曾国藩知道国势已败坏。这次出京南下，从直隶到山东，从苏北到淮南，所到之处皆哀鸿遍野、饿殍盈路，满目疮痍，惨不忍睹。各种事态都使他感到国家正处在人心浮动、危机四伏的时刻。（摘自《曾国藩传》）后来是在挚友郭嵩焘的百般劝说下曾国藩才打消了疑虑。随着镇压太平军的战功赫赫，曾国藩的权势越来越大，然而他不以为荣，反为其忧。因为官位越高，接触的高官越多，要想在其中游刃有余，谈何容易，更何况曾国藩还是一个外权大臣。他日记里经常写道：官位越高，权势越重，就越容易招致大祸。因此，曾国藩总是生活在无穷无尽的忧患之中。他总是将事情尽量做得更周全，不留下缺点或漏洞，以免受到别人的指责，或使一些异己分子抓住把柄不放，导致自己因小失大。二：做人“愚钝”，忠孝两全曾国藩认为：“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辩、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明是强的前提，须先明而后强；强从明出，不明不强。怎样才能明强？他认为，一是能自胜者谓强；二是从自修处求强。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注重自己内心的修养，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通过日积月累，逐步形成圣贤标准的道德品行，这样就能求得真正的明强。拙浑 拙浑即拙诚浑含。曾国藩时常自称“钝拙”，因而主张去伪崇拙，不尚机权，以“拙诚”破“机巧”。钝拙又是与含浑有密切联系的。浑者，浊而不清也；也指糊涂，不明事理；亦有天然之意，如浑朴，浑厚，浑金璞玉。守拙用浑，是曾国藩性格特质中智慧的显现。尤其是到了晚年，这位深谙世事的政治老人，更讲求“拙浑”二字。他说，“浑则无往不宜。大约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白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之最切于实用者耳。”"忠"并不是"愚忠"。曾国藩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忠"要远远超出对朝廷的"忠"，从他出师之日，发布《讨粤匪檄》的那一刻起，就昭示了他鲜明的政治立场。以至于直到如今，历史学家仍然在说，他在檄文里突出强调了"卫道"，显示他这是一支"卫道之师"，而不是勤王之师。甚至都以为这是曾国藩的失策，以至于后来朝廷不信任，士大夫多有指摘。曾国藩未尝不知道，朝廷上下对"卫道"与"忠君"的看法。更值得指出的是，他对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他的乡贤王夫之崇拜有加。王夫之是衡阳人，明亡后，他开始举起反清复明的大旗，失败后隐居深山，"不食周粟"，曾国藩对他的民族气节十分推崇，后来在两江总督任上，还刻印、亲自校对，编成了《船山遗书》。孝敬父母是崇尚儒学，弘扬国粹的一项重要内容。曾国藩强调指出，“孝敬父母，友好兄弟，是一个家庭的吉祥之兆，这一因果报应是很灵验的”。曾家的孝顺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曾国藩对于父母、祖父母特别孝顺，凡父母、祖父母的一言一行，无不谨守毋违，并且记录下来，传为家训。在他看来，作为人子首先要想到尽孝。曾国藩的祖父曾星冈，年轻时为人行侠仗义，待人诚退，对那些老成端庄的人，星冈公很恭敬地对待而不懈怠，其他各种人，譬如乞讨、借宿的……他都很热情地给予接待。星公年老时身体患瘘病，行动不便，又说不出话，生活十分不方便。儿子曾竹亭孝顺至极。日夜侍奉他，星冈公要东西，用眼暗示意，不舒服时，就皱皱眉。曾竹亭心事细腻，常常在父亲想问题之前就想到了。星冈公每晚小便六七次，人又很自尊，常不愿意仆人帮忙，曾竹亭衣不解带侍奉一旁，一看见父亲要起来，赶快就将器皿放好。待一会儿功夫，再走过去，从不让父亲觉得难堪。冬天大便，让别人帮忙搬动父亲的身体，曾竹亭就在旁边挡住，父亲身上弄脏一点马上就换洗。父亲病了三年，曾竹亭没睡一夜安稳觉，这与人们所说的“久病床前无孝子”恰好相反。曾国藩为人也恪守孝道。他长年在外，在家时间很短，但从来不忘孝敬双亲。他在京城做官时，总是时时写信回去告诉父亲自己的状况，让父亲不必担忧。每次写信给父母，开头总是：“男国藩跪禀父母亲膝下”或“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万福金安”，末则写上“男谨禀”或“男谨呈”。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即使远在千里，对父母也是孝心备至的。三：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曾国藩败退江西的时候北师大开闭的走投无路，先是璞山瞒着曾国藩，叫两个弟弟在湘乡募勇，后又是次青公开提出扩大平江勇，连罗山那样的志诚君子，也要率部离赣去鄂。因为罗山内心里是怕跟着我困在江西，立不了功。湘勇诸将官除雪琴外，人人心里都有自己一把小算盘。曾国藩看到眼下湘勇势力还不大，日后胜仗打多了，诸将功劳大了，人马扩充了，一定有尾大不掉的一天到来。在这时曾国藩才中有自己的两个弟弟曾国荃和曾国华，为日后湘军的壮大打下金陵奠定了基础。四：纵观其一生，湘勇的成败史。湘军，在军事上获得了胜利，使得中国面貌发生了很大改变，曾国藩创办洋务是中国的发展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成功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后，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已经发展到了30多万人，但是为了不引起清政府的猜疑，曾国藩主动把军队人数裁减到了3万多人。曾国藩的晚年生活过得并不怎么样，虽然身居高位，出将入相，但实际却很悲苦。悲观和失望成了曾国藩晚年生活的主色调，与天津教案处理不当在举国一致的唾骂声中，无法再任直隶总督职，乃推荐李鸿章为继任。同年八月二十九日，曾国藩离开直隶，回任两江总督，1872年3月20日去世，死后被謚“文正”。参考文献： 《曾国藩传》 《曾国藩家书》《曾国藩之生平及其事业（1811-1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