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制的历史沿革
一、部队党委制的初创形成阶段
1927年，深刻反省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沉痛教训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进行武装斗争和独立掌握军队的极端重要性。“八一”南昌起义，这是我们党直接领导的武装斗争，也是我们党创建军队的开始。之后，党召开了“八七”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指出，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党为了建立和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决定在全国各地举行武装起义，进行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我们党在创建军队的同时，也在军队中创建了党的组织。
实际上，党为了直接掌握武装力量，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作为起义部队的最高领导机关。在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各军、师都成立了党委，团建立了党总支或党支部。为确保起义部队牢牢地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起义部队最高领导机关明确规定，“党的作用高于一切”，“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管理支部生活，执行党的政策，监督军队的行动”，“一切党的政策均须拿到支部会议或小组会议中讨论，使每个党员都能表示意见，有些可向非党的群众宣布，使他认识到革命真面目和这部分军队正当的出路”。这些规定，奠定了党的各级组织在部队中的领导地位。
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起义部队中建立的各级党组织，为后来我军实行的党委制提供了初步经验。
1927年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当时起义的部队曾经发展到8000多人。但由于起义部队中有许多散兵游民、旧军官和地痞土匪分子，旧军队的影响严重存在，经不起战斗和艰苦生活的考验，当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已不足千人。面对这种状况，毛泽东进行了我军建军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目的是为了从组织上控制部队，一个重大贡献是党支部建在连上。
在起义部队的团、营建立了党委，连队建立了党支部，排、班建立了党小组，凡属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均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翌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暴动的农民武装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并选出党的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这标志着我军党委制的基本确立。
如前所述，党领导武装起义的目的，为的是建立起能够独立领导的、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军队。但是，所有起义的部队几乎都是以农民为主要成份，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占据着统治地位。如何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掌握和巩固自己的军队，紧迫地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红四军组建初期共有8000多人，党员有1600多，但在党员队伍中，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占81％以上，非党官兵中农民比例更大。同时，一些同志在党领导军队问题上、在党的组织活动和作用等问题上，存在种种错误认识和做法。
虽然经过笫七、八次代表大会，这些认识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到福建养病，红四军打了几仗也不顺利。为解决红四军存在的问题，陈毅到上海向主持中央军事工作的周恩来汇报，并形成了中央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即“九月来信”。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为总结建党建军经验，纠正各种错误倾向，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党领导军队的制度，红军第四军的领导决定让时任红四军党委书记的陈毅去福建请毛泽东回到部队，并于1928年12月，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笫九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古田会议决议阐明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党的组织在军队中的领导作用，规定的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等思想和做法，不但很快在红四军得到贯彻，而且在其他各地起义的部队中也逐步得到了推广。
二、 部队党委制的中断取消阶段
正当中国工农红军的党委制在发展形成的过程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不顾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具体情况和特点，机械地照搬苏军的经验，开始削弱党委制。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上，他们指责红军的党委制犯了“党的包办主义错误”，不适当地强调政治委员的作用，提出政治委员有否定军事指挥员的主张的权力，即最后决定权。这种否定党委制，照搬照抄苏军那一套的教条主义的做法既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院，又脱离了中国红军的实际。
中国工农红军不仅从建军开始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之下，而且军事指挥员都是共产党员，红军的党委制和开始实行的党代表制以及后来的政治委员制，是从红军的实际出发运用苏联红军的经验，既坚持了集体领导又发挥了首长的作用，是完全符合我军实际情况和特点制定的制度。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在1932年10月召开的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即宁都会议）上，决定取消红军中的党委制，以政治委员的个人领导取代党委的集体领导，使刚刚建立起来的党委制中断了，给党和军队建设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三、 部队党委制的替代过渡阶段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重建了中央军委的集体领导。尔后，中央红军各军团也组建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党的集体领导。
抗日战争中，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长征以后保留下来的南方部队成立新四军。1937年5月17日，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决定在红军的“军师及独立行动之单位组织军政委员会，这是党的组织，他指导军队的全部政治和军事工作，并向党中央负责。”1941年，党中央、中央军委针对“各部队党的集体领导的作用不够，许多同志不善于发挥集体力量来领导工作，甚至有的同志在首长制的名义下独断专行，弄出了许多错误”的情况，决定:“（一）扩大党的集体领导的范围，在团以上组织军政委员会；（二）颁发条例，对军政委员会的职权、组织作出明确规定。”
于是，在1941年2月7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布了《军政委员会条例》。《条例》明确规定，“在军、师、团及纵队、支队、军区、分区等级成立军政委员会，作为每级的集体领导机关”，“各级军政委员会由司令员、政委、政治部主任、参谋长的等主要负责人组成之。”可以看出，军政委员会已具有与党委制相似的特点。当然，它又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党委制。军政委员会是在特殊条件下党对军队集体领导的一种组织形式，是带有党委制性质的过渡性的党的组织。
四、 部队党委制的恢复健全阶段
1945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笫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提出，根据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需要恢复军队中各级党的委员会，以克服军队中首长负责制产生的一些弊端。大会结束之后，晋冀鲁豫军区根据七大的精神开始恢复部队党委制的试点，并于1945年11月，决定在所属团以上部队恢复党的各级委员会。1947年2月，中央推广了他们的经验，专门发出《关于在军队中组织党委会的指示》，要求全军各部队迅速建立党的各级委员会。同年7月，总政治部制定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员会条例(草案)》，这是战争年代我军唯一以条例出现的规范党委会的文件。这个草案中规定“在军队中设置各级党委员会，而以党委员会作为对军队之一切领导与团结的核心。”这是最早对党委的定位。1948年9月，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至此，党委制在全军普遍恢复起来。
全国解放后，我军进入了相对和平时期的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时期。当时在如何认识和对待苏军的建设经验，是实行“一长制”还是“双首长制”的问题上，认识也不尽一致。为了总结我军的历史经验，深入研究军队建设遇到的新情况，解决军队新形势下建设的重大原则问题，于1953年12月底至1954年1月，中央军委召开了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要建设优良的正规化军队的指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包括党委制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最后达到了认识上的统一。
彭德怀在会议上作的《四年来的军事工作和今后军事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报告中指出：“为了完成党中央和毛主席所指示的建军任务，在组织方面，应按照毛主席历来的指示，根据党委员会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采取在党委统一（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会后，毛泽东亲自审定了由陈毅主持修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1954年4月，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军事革命委员会以命令的形式，正式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这个条例第三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设立党的委员会，作为部队统一领导的核心；并确定党委统一的集体的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为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这样，党委制就以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1963年以后的政治工作条例，又把党委制作为党对军队领导的根本制度。加上“根本”二字，就是强调这一制度不是一般的制度，是根本制度，动摇不得。
五、新时期治军党委的重任
2014年10月30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军队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是，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全军必须紧紧围绕我军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我军政治工作，充分发挥政治工作对强军兴军的生命线作用。
“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习近平的这一重要论述，体现了肩负民族复兴重任的历史担当和统筹推进强国强军的战略眼光，具有鲜明时代特色、深远战略意蕴和重大历史意义。
习近平指出：“一是要牢记，坚决听党指挥是强军之魂，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党的话、跟党走。”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军魂教育”。他指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加强军魂教育，强化官兵政治意识、政权意识，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针对性、实效性，做到始终同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
而在此次古田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再次提出要“铸牢军魂工作”。他指出，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强军之魂，铸牢军魂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必须坚持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各级党委要把落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作为第一位责任，把党领导军队一系列制度贯彻到部队建设各领域和完成任务全过程，确保党指挥枪的原则落地生根。
习近平在出席在京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时强调，军委班子和军队高级干部在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中肩负着重大历史责任。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倍加珍惜一代代官兵不懈奋斗取得的巨大成就，倍加珍惜长期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倍加珍惜当前军队建设发展的大好局面，忠心耿耿为党和人民工作，努力把国防和军队建设不断推向前进。此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又指出，必须正视军队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特别要高度重视和严肃看待徐才厚案件，深刻反思教训，彻底肃清影响。
他强调，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很重要的要体现在高中级干部身上。军队好干部的标准，就是要做到对党忠诚、善谋打仗、敢于担当、实绩突出、清正廉洁。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坚持五湖四海，坚决整治用人风气，纯洁干部队伍，真正把好干部选出来、任用好。强化党组织管班子、管干部的功能，以严的要求、严的措施、严的纪律管理约束干部。
习近平这样论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其中，他特意指出，作风优良是保证，关系军队的性质、宗旨、本色。
他还补充说，作风优良是我军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要把改进作风工作引向深入，贯彻到军队建设和管理每个环节，真正在求实、务实、落实上下功夫，夯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这个强军之基，保持人民军队长期形成的良好形象。
此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习近平再次强调了作风建设的重要性。他结合近年来军队案件查处、巡视工作、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深刻剖析了部队中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思想政治和作风上存在的10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他强调要着力抓好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抓常、抓细、抓长，坚持以改革的思路和办法推进反腐败工作，确保改进作风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决心把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在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着力抓好战斗精神培育，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我军根本职能教育，加强军事文化建设，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摔打部队，注重发挥政策制度的调节作用，增强军事职业吸引力和军人使命感、荣誉感，培养官兵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加里森敢死队的标配蛤蟆镜重出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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