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背景下国际主流英文媒体“一带一路”热门报道框架——基于大数据的扎根研究

钟 新 金圣钧

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压力增大,而关于“一带一路”的声音也渐显多元。其中,部分外媒以“进展停滞”“项目受挫”为由,认为“一带一路”正在失去吸引力。[1]一些国际问题专家认为,疫情后会出现半球化、区域化的国际合作,可能宣告全球化的终结。为了更系统地分析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一带一路”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本文基于大数据库所得2018年10月至2020年10月共24个月国际主流英文媒体“一带一路”热门报道,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分析热门报道的报道框架,并分析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国际主流英文媒体的关注重点。需要说明的是:其一,本研究除了选取疫情暴发以来新闻报道作为研究样本之外,亦选取此前一年的报道纳入研究,以进行参照和比较;
其二,本文从大数据库选取的国际主流英文媒体来源于所有公开的全球主流媒体官方英文网站,而不仅仅是英、美国家媒体网站。

(一)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一带一路”报道议题的多元化

“一带一路”是中国遵循“共同发展”理念向世界提供的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平台,是一种具有共享性的全球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特征,即“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2]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提供公共产品成为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方式之一,而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公共产品不仅是物质层面的资源支持,更是理念、制度层面的“面向世界”和路径层面的“提供解决方案”。总体而言,“一带一路”作为一种全球公共产品,驱动了一种集国家、市场和全球公民社会资源于一体的国际集体行动,通过推动民心相通汇聚国际共识,其基本理论框架是开放、包容、共享的网络运作平台。[3]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国际媒体关于“一带一路”的报道框架主要集中于项目的具体实施进展。既有研究中,王继周等人通过对2013—2018年BBC“一带一路”报道的研究,归纳出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文化社会及其他,共四大议题框架[4];
安珊珊等人通过对美国主流媒体“一带一路”峰会新闻报道的爬梳,按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及其他六大框架开展分析[5];
张冬梅等人通过研究俄罗斯媒体“一带一路”相关报道归纳出“一带一路”背景下认可中俄合作与基础设施建设、国家间关系、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三大积极议题框架,以及中国称霸问题、经济扩张问题和“一带一路”进程缓慢三大负面议题框架[6]。可以看出,一方面,既有研究中归纳的报道框架体现了新冠肺炎疫情前国际主流英文媒体对于“一带一路”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之作用发挥和实施情况的关注,更多聚焦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资源流动、国际合作与国际关系变动,负面框架整体较少。另一方面,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对一国媒体、一家媒体或区域媒体的研究,整体性的研究归纳较为缺乏。

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全球经济遭到巨大冲击,全球供应与需求间的连接受阻导致了一场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及国际经贸体系、国际新秩序、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7]从国际报道中可以窥见,在“新的历史起点”之上,“一带一路”作为公共产品的“共享理念”正在受到国际抗疫话语权争夺的挑战。其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趋于紧张,欧美强国借“疫情之机”贬低“一带一路”,力图阻止中国上升为世界领导者[8];
其二,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部分“一带一路”项目的暂时停工,给部分受援助国家带来债务风险,以此延伸出诸如项目终止[9]、安全风险[10]、地缘政治战略[11]等主题的负面报道在疫情期间不断出现,给“一带一路”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最后,疫情期间中国抗疫的“逆势而行”也同样为世界共睹,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和气候危机之下推动“数字丝路建设”和“绿色丝路建设”正在逐渐起到引领作用[12],部分沿线国家已从与中国共建的“一带一路”中获益,并从疫情中恢复,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共同抗疫[13]、中国防控技术与抗疫经验[14]以及“一带一路”联动周边发展[15]等相关报道亦不断涌现。

由此,新冠肺炎疫情给“一带一路”带来了更为多元化的国际声音。相较于疫情之前,这些声音亦可能在国际格局、国际关系和媒体议程的多重作用下推动着国际媒体关于“一带一路”报道的主题和重心发生变化,形构国际公众关于“一带一路”多元化、差异化的认知。因此,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国际媒体对“一带一路”的关注现状及产生的变化亟须探析,同时全面、正确、理性地研究和看待“更广泛”国际媒体的多元声音,有利于其进一步发挥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纵观国内新闻传播学领域关于“一带一路”的应用型研究,站在外媒和国际公众“他者视角”看待我国“一带一路”国际声音状况的研究数量相对较少。笔者以“一带一路”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CNKI)文献数据库中搜索新闻传播学科学术论文,结果显示,截至2022年1月1日共有“一带一路”相关研究2310篇,其中2019年为发表数量最多的年份,达到501篇。“一带一路”的应用型研究可以分为三类,其中前两类研究主要以经验研究为主(下列引文仅选取代表性研究)。

第一类研究是站在中国的视角看“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即如何“走出去”。主要包括,“一带一路”的对外传播路径和效果研究[16]、国际传播的转向研究[17]、跨文化传播研究[18]、话语实践研究[19]、治理对策研究[20]、战略研究[21],以及品牌形象传播研究[22]。

第二类研究是以“一带一路”为研究背景,探究我国其他相关问题及传播。如“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政治传播[23]、中国媒体的传播策略[24]、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25]、价值观的传播研究[26]、话语权建构研究[27],以及文化传播研究[28]。

第三类研究则是站在外媒的“他者视角”看我国“一带一路”国际舆论环境现状,数量相对较少。一部分研究对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媒体,主要聚焦于印度等周边国家媒体的研究[29];
另一部分对准西方主流媒体关于“一带一路”报道的研究[30]。

(二)“一带一路”框架研究与扎根理论的引入

框架理论源于贝特森,后由戈夫曼将其引入社会学研究。戈夫曼认为框架是人们将客观的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依据,是对活动顺序的组织,也是人们对实践主观思考的过程,人们将日常生活纳入框架之中以理解和反映社会情景。[31]吉特林发展了戈夫曼的观点,认为框架就是“关于存在着什么、发生了什么和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上进行选择、强调和表现时所使用的准则”[32],即认为框架是稳定持续的范式。恩特曼在对冷战新闻的分析中发现了不同的新闻框架,他认为,媒介从业者对于报道对象的选择会影响受众的理解,侧重于对具体内容的强调,即对框架传播效果的阐释。[33]

从社会学到媒体研究,新闻框架既有其分析逻辑也有其功能逻辑。首先,关于新闻框架的分析,甘姆森的“诠释包裹”理论认为,在框架化的过程中,新闻报道的意义构成一个“诠释包裹”,甘姆森将其分为“框架装置”(比喻、例证、深描等)和“推理装置”(归因、后果、解决等)两个组件。其中,框架装置大部分直接表现在文本之中,而推理装置既可以是直接出现在文本中的,也可以隐藏在文本中。[34]因此,从研究操作的角度,新闻框架呈现出“直观”与“隐藏”共在的双重性,使得对于新闻框架的分析一般遵循坦卡德的“框架清单”路径,即针对新闻事件进行类目的定义和指标的选择,接着将记录整理完毕的新闻报道逐一放置于所属的类目之中,归为一个“框架清单”,进一步对比研究清单背后的新闻框架。[35]其次,关于新闻框架的功能,盖伊·塔克曼在《做新闻》中指出,人们通过框架认识和了解自身所处的环境,因此新闻框架拥有“建构真实社会概念”的功能,新闻框架可以看作新闻媒体为事件赋予意义的一种方式。不过,框架同样意味着“边界”,在框架之外的事实可能不会进入新闻报道,是一种新闻媒体的“选择策略”,新闻媒体也可以在新闻生产中通过对新闻素材内容或顺序的重组以赋予其新的含义。[36]在这里,框架既可以被理解为新闻生产过程,也可以理解为媒体对受众认知和理解方式的限制。[37]因此,媒体通过框架所建构的知识一旦被认同,就会塑造社会共识,形成对类似事件的意义化框架。框架的建构体现出媒体对事件的选择、对事实勾连的方式和报道态度,媒体报道的主题框架、对象框架暗示着其报道的倾向。对“一带一路”国际主流英文媒体报道框架的研究和阐释,更有益于探索国际主流英文媒体关于“一带一路”的国际舆论引导方式。

国内使用框架分析“一带一路”的研究呈现出实证研究为主、量化方法居多的特点。

首先,量化研究中,既有研究主要基于对特定媒体的文本进行分析,主要采取内容分析法。如侯迎忠等通过对《南华早报》《经济日报》和《明报》等报道进行内容分析,从新闻选择和新闻建构框架出发,呈现港媒对“一带一路”的观点演变[38];
除此之外,对于外媒报道的整体性研究主要与计算传播路径相结合,如金苗等使用LDA主题模型对2013至2018年西方主流媒体关于“一带一路”的报道从时空两个维度进行意义探索和意图查核,归纳出国际秩序、意识形态、基建情况、市场经贸、地缘联盟、本土利益六个框架[39]。上述研究为大数据时代的国际传播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行路径,但是对“一带一路”报道背后的国际格局、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等问题的关系性探讨不够深入,研究提供更多的是学术操作层面的价值,国际传播实践层面的价值还有待挖掘。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一带一路”报道呈现出议题多元化的趋势,对于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一带一路”国际报道的大数据研究亟须从实践层面发掘意义。

其次,质化研究中,框架归纳缺少理论支撑,研究样本有限。一方面,大多数的框架归纳来源于作者的主观经验,缺乏科学性依据。如有学者选取18篇《华尔街日报》报道作为样本,将报道样本细分为“中国抓住机会重塑亚洲地缘政治以挑战美国地位”“‘一带一路’旨在把美国赶出东亚并将该地区恢复至朝贡秩序”“‘一带一路’使中国面临严峻挑战”“‘一带一路’是华盛顿对该地区愿景的有益补充”四个框架。[40]以此为代表的质化框架研究样本有限,缺乏标准厘定和严谨的逻辑,框架的归纳容易陷入“具体化谬误”。另一方面,部分研究的框架归纳过于抽象,研究意义有限。如有学者将“一带一路”的安全治理图景分为反恐框架、海外利益维护框架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框架三类,倡导中国应发挥建议者和建设者的双重角色。[41]以此为代表的研究归纳的框架更类似于“主题”,不仅由于样本限制难以做到“完全归纳”,其阐释也因框架的“过于抽象”而缺乏意义的深度阐释,实践意义不足。

基于上述讨论,为了能基于更严谨的数据、避免质化分析中的细节遗漏,同时触及报道背后更深层次的国际问题和国际传播实践,本研究基于大数据平台选取国际主流英文媒体“一带一路”热门报道,继而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对热门报道进行质化分析。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不是理论,而是研究方法,是由哥伦比亚大学的Anselm Strauss和Barney Glaser两位学者提出的,扎根理论强调基于原始材料,通过对原始材料自下而上的归纳,得出经验概括,最后上升到系统和理论,是一种自下而上建立实质理论的方法。[42]其使用主要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选择式编码三个步骤进行文本挖掘和类属归纳,注重实证与理论的紧密结合。[43]

目前,扎根理论在国内新闻传播学研究中主要用于新媒体用户的使用研究、群体事件研究、网络舆情研究三大领域[44],新闻报道亦是新闻传播研究中扎根理论应用的热点之一,来自美国、韩国、菲律宾等不同学者已采用该方法进行了相关的新闻研究[45];
框架研究方面,申金霞等使用扎根理论方法对“山东大学学伴”的自媒体报道框架进行分析,是新闻传播学界中将二者结合的代表性研究[46]。本研究尝试将基于扎根理论的框架分析应用于国际传播研究。

(一)数据收集:基于大数据的热门报道选择

首先,在数据收集方面,本研究使用“闻海”新媒体大数据平台进行数据采集。“闻海”是中国科学院系科技企业开发的新媒体大数据平台,由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互联网大数据研究中心科研团队研发。“闻海”新媒体大数据平台数据覆盖144个国家,19个语种,近6000家主流媒体,10余万网站频道、80余万境外社交账号,累计百亿条数据积累,平均日增数据3500万条,是集国内外多语言数据于一体的权威大数据平台。

其次,在时间选取方面,本文首先选择2020年1月至2020年10月为主要分析时段。自2019年12月27日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出现后,2020年1月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成立疫情应对处置领导小组,随即开启了对突发疫情的应对;
2020年9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发表讲话,2020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在第六届金砖国家议会论坛中提出“加强公共卫生领域合作”的倡议,这是国内疫情稳定后我国领导人参与的首次重大多边外交行动。因此2020年1月至10月代表着我国新冠肺炎疫情从暴发到趋于稳定的一个重要时段,在此期间,“一带一路”相关工程或经历暂停、重启,或在挑战中延续,是“一带一路”提出以来外部环境最为复杂、特殊的时期。此外,本文同时选择该时段前一年的“一带一路”相关报道作为参照和比较,组成2018年10月至2020年10月共24个月的分析时段。接着,本研究以“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elt and road”为关键词,在“闻海”新媒体大数据平台中对上述24个月的报道数据进行收集,剔除无效样本后,最终共获得6226条报道数据。

为了了解6226条报道数据中最受关注的报道有哪些,以更好地把握国际媒体对“一带一路”主要的关注点,本研究以季度为单位,使用“闻海”新媒体大数据平台具有权威性的“热门报道”计算功能对24个月共8个季度的相关报道进行热度测算。每个季度选取10篇热度最高的报道作为热门报道(共80篇),组成研究样本。

(二)研究问题

基于文献综述的探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一带一路”报道议题的多元化引导着国际社会对于“一带一路”舆论声音的多元化,影响着“一带一路”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其“公共性”价值的理解。因此,分析国际主流英文媒体声音分布的概况、把握国际公众议题关注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议题框架间关系的分析更有助于形成关于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一带一路”舆论环境的全面认知。本研究需首先对全样本报道和热门报道进行基础性分析,探究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一带一路”报道媒体层面和公众层面的国际传播现状,然后在此基础上结合扎根理论的方法对报道框架进行归纳,从而厘清报道框架之间直观体现和背后隐含的传播逻辑。由此,本研究拟回答如下研究问题:

①从全样本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国际主流英文媒体“一带一路”的关注度有何影响?

②从“一带一路”热门报道看,其媒体来源有何特征?热门报道体现了国际公众怎样的阅读偏好与议题关切?

③“一带一路”热门报道有哪些报道主题框架?这些框架之间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体现出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一带一路”怎样的国际认知和发展趋势?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对样本数据的基本概况进行分析(回答研究问题①)的基础上,通过词频和构建共词网络对热门报道的标题进行趋势分析,以回答研究问题②;
最后采用基于扎根理论的框架分析法研究热门报道的内容框架,以回答研究问题③。

关于研究方法的具体操作过程如下:

1.词频分析与共词网络分析

首先,在研究80篇热门报道的标题的操作过程中,笔者在高频词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词向量在标题文本范围中共同出现的次数进行分析。首先,将抓取80篇热门报道的标题通过python中的jieba工具进行分词,去除停用词(如“a”“the”等无实义的冠词和助词)并制作词云图,接着使用Co-occurrence和UCINET社会网络分析工具进行共现网络的制作和生成,通过Vosviewer工具实现共词矩阵的可视化效果,通过共现矩阵可以更深入分析关键词之间的相关性,以探究在标题中隐含的国际公众关注焦点。

2.基于扎根理论的框架分析

本研究使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对80篇热门报道的内容文本进行框架分析。首先,笔者将报道文本整理到文档中作为分析样本,去除时间、作者、版权页等信息,然后导入Nvivo12分析软件,在没有明确报道框架假设的情况下对80篇报道随机选取64篇报道文本进行三级编码,余下的16篇(占样本量的20%)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报道全文本的框架分析大多会选取词共现网络和扎根理论归纳两种分析路径,本文在全文本分析时选取后者的原因如下。其一,对于本文的样本而言,热门报道本身并非都是长报道,总文本长度有限,且涉及多元议题、多个领域,含有各类专有名词,若进行共词矩阵分析极易出现高频词孤立、低频词散乱分布的情况,如果降低词频阈值或扩大高频词选择数量则会导致无法兼顾“有效解释文本主题”和“涵盖文本整体意涵分布”。其二,新闻传播学领域既有研究中共词分析的逻辑仍是通过生成词汇网络,截取高、中频词的方式进行阐释,导致共词分析的对象始终是“一部分”词汇。但是,这种“孤立热点”的分析思路并不能很好地表征样本的整体特征,存在天然缺陷。[47]共词分析中的部分低频词汇自身其实与主题的关系是较为密切的,共词分析对于低频词的边缘化可能会弱化各个文本主题间的内在联系,严重影响共词分析的可靠性,这也是共词分析一直以来难以解决,且饱受争议的问题之一。因此,对于本文的文本数据而言,采用扎根理论能够更好地深入文本,分析每句话的实际意涵,兼顾每句文本与主题的内在关系,不因方法的内在局限损耗分析的有效性,也更有助于研究者深度理解和准确归纳框架。

采用扎根理论的具体编码过程如下:

(1)开放式编码

本研究由笔者担任编码员,首先进行了开放式(一级)编码。一级编码以段落为基本单位(较短或者主题单一的报道以单篇报道为单位),每个编码节点可能是单一的也可能包含多个段落或多篇报道。编码过程类似于漏斗,在开始的时候编码节点较为分散,随着编码进程的延续,编码段落所属概念或类属的重复,范围不断缩小,直到编码的节点出现饱和,完成一级编码。在编码的过程中,亦出现同一概念的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笔者通过在备忘录中标注、整合得以进一步提炼初始概念,最终,提取出初始概念节点61个。

接着,根据61个初始概念的内在关系和逻辑,笔者将其进行整合和范畴化,最终形成9个初始范畴。如表1所示。

表1 开放式编码

(2)主轴式编码

主轴编码是在初始范畴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概念类属相互间的各种关系,从而构建各原本独立的范畴相互间的关联,提取出更高阶的主范畴[48]。最终,本研究得出4个主范畴(见表2)。

表2 主轴式编码

(3)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是对主轴式编码中确定的类属进行系统分析,确定核心类属,形成其与其他类属之间的联系。表2中的四个主范畴可以理解为80篇外媒报道的四个主题框架,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笔者将在研究发现部分做进一步阐释。

图1 80篇国际主流媒体报道框架关系图

(4)理论饱和度检验

在上述关系建立之后,笔者对余下20%的样本,即16篇报道进行了理论饱和度检验,检验后未能发现新范畴以及能够影响核心范畴的概念,因此可以认为达到了理论饱和。鉴于16篇用于饱和度检验的报道未出现新的编码类属,同时属于大数据筛选的热门报道且其中涉及有助于佐证后文分析的内容,笔者最后将这16篇报道的编码也纳入了分析归纳之中。

(一)“一带一路”议题国际媒体关注度变化:“峰会”前后达到峰值,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降至谷底

本文通过报道数量的分布观察“一带一路”议题国际关注度的变化。为了更好地呈现分布情况,笔者将全样本6226条报道数据按照其发布的时间,以三个月(一个季度)为统计节点进行整理,如图2所示。

图2 2018年10月—2020年10月国际主流媒体“一带一路”报道数量变化

图2显示,2019年3月23日,随着意大利成为首个加入“一带一路”的G7成员国,国际主流英文媒体的报道数量出现大幅度攀升,直至2019年4月25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举办达到最高点,而后开始出现下降,此后的最低点位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2020年3~4月。国际主流英文媒体对“一带一路”关注度的变化体现了媒体追逐新闻的本质。G7成员国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无疑对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具有标志意义,引发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而“一带一路”峰会引发的中国和与会国家的多边互动制造了重要新闻,为媒体设置了议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关乎人类生命健康的新冠肺炎疫情相关新闻占据了全世界的主要注意力,成为全世界媒体持续关注的重点,而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一带一路”相关的国际会议和活动有所减少,相关新闻也随之减少。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一带一路”媒体曝光度大为降低,但据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0年1月至11月,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159.6亿美元,同比增长25.7%[49],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商贸活动仍在有序开展。

(二)“一带一路”国际舆论场:路透社报道受国际网民关注度最高

如图3所示,80篇热门报道分布于19家国际主流英文媒体,其中包括11家美国媒体、5家英国媒体、1家新加坡媒体、1家印度媒体、1家法国媒体。报道数量分布上,美国媒体占37篇,英国媒体占37篇,两国媒体热门报道共占80篇热门报道总量的92%;
其中路透社独占32篇报道,是热门报道数量最多的媒体。可见,以路透社为代表的英国媒体和以美联社、VOA等媒体为代表的美国媒体共同占据全球“一带一路”报道的“新闻场”,主导“一带一路”的国际舆论场,显示其国际竞争力和老牌国际媒体的影响力。

图3 80篇国际主流媒体热门报道的媒体来源及媒体所属国家分布

(三)“一带一路”热门报道呈现国际公众关切:聚焦热点国家和以“首脑外交”为代表的政治议题

新闻标题是新闻之缩影,它帮助读者以最小的努力从新闻中获得最大的收获[50],因此新闻标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读者根据自身阅读偏好对新闻的选择。笔者通过分析“一带一路”热门报道标题,研究国际公众对“一带一路”的关切议题。图4为笔者根据报道标题关键词,通过Vosviewer可视化工具生成的关键词共现矩阵。词汇对应节点和字号越大代表其出现的频率越高,一条连线代表词汇之间共同出现一次,两词之间的连线越粗说明这两个词汇共同出现在同一标题的次数越多。图5为热门报道标题中所提及国家次数的统计,以辅助共词矩阵的分析。

图4 80篇“一带一路”热门报道标题关键词共现矩阵

1.相较于新冠肺炎疫情,中国诸领域“重要举动”与“一带一路”合作进展更受关注

图4、图5显示,中国是共现矩阵中最大的节点,在标题中出现的次数远远超出其他国家,成为国际主流英文媒体“一带一路”报道最受关注的国家。标题中提及中国的36篇报道中,9篇关注中国的重要举动,如“China mixing military and science in Arctic push:Denmark”(中国通过军事和科研加快进军北极的步伐)、“China puts final satellite into orbit to try to rival GPS network”(中国发射的最后一颗卫星入轨试与GPS网络竞争)等;
有8篇涉及大国互动、周边外交等主题,如“China’s Xi to tie up Belt and Road deals in‘historic’ Myanmar visit”(中国习近平主席历史性访问缅甸强化“一带一路”项目)等;
另有7篇与“一带一路”经济投资涉及的问题相关,6篇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中国”与“一带一路”共现的报道标题为12篇,为共现频率较高的标题关键词,占提及“中国”标题总量的三分之一。据文本观察,其他提及“中国”的三分之二标题虽然没有直接提及“一带一路”,但基本都在正文中提及“一带一路”,关注中国重要举动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关系动向。

图5 80篇热门报道标题中提及国家次数统计

除此之外,“U.S”“India”和周边国家如“Pakistan”“Afghan”的节点较大,而关于意大利、巴拿马、希腊、英国等非亚洲国家以及非成员国的报道不在少数,对非成员国报道占比达44%。随着意大利的加入,“一带一路”进入更深层次的发展阶段,国际网民同样较为关注“一带一路”在全球的推进情况,尤其是与非成员国的联系。

2.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更凸显国际媒体对“一带一路”政治议题的关注

图4中的“deals”“president”“relations”“ties”“deepening”等词汇说明国际网民对“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关系变动和政治议题较为关注。图6分别显示了2020年1月前后热门报道标题的关键词词云图。可以看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一带一路”的热门议题主要集中在与中国相关的诸领域举动,而疫情之后集中于“一带一路”相关的政治议题,体现为“belt”“road”“China”同时出现在标题的概率提升,以及“Xi”“visit”“Suu”等词为代表的“首脑外交”议题聚焦。80篇报道中有15篇直接在标题中提到重要领导人的名字,标题中提及的领导人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希腊总统米措塔基斯、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等共计14人。

图6 2020年1月前后热门报道标题词云图(左图为2018年10月~2020年1月,右图为2020年1~10月)

(四)“一带一路”热门报道框架:以“一带一路”为由头,聚焦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前述扎根研究显示,80篇热门报道的主题框架分别为:B1:“一带一路”获赞与受质疑并存,B2:“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关系友好与紧张并存,B3:“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经贸合作机遇与债务问题并存,B4:“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发展与问题并存。图1展示出四个框架之间的类属关系和内在逻辑。

如表3所示,四个报道主题框架中,B2、B3框架下的报道数量分别占比34.6%和38.6%,占比最高。可见,“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关系友好与紧张并存、“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经贸合作机遇与债务问题并存为国际主流英文媒体报道的核心框架,均是对“一带一路”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行报道、分析。国际主流英文媒体热门报道的逻辑为:以“一带一路”为切入点和新闻由头,主要聚焦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与世界的国际关系、经贸往来,并适当关注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发起国的发展现状。

1.“一带一路”获赞与受质疑并存框架:“大变局”下的机遇与挑战

“一带一路”获赞与受质疑并存框架包含80篇报道中对“一带一路”进行直接称赞或批评的报道,不涉及对某个具体领域的讨论。这一类报道框架下所涉及的报道数量不多,主要涉及以下两个子框架。

首先,“一带一路”获赞框架下的报道可分为两类:一是国家领导人对“一带一路”的正面评价,如“巴拿马总统称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中看到了巨大机遇”;
二是“一带一路”给沿线国家带来的帮助,如“‘一带一路’下,中国路桥集团接收克罗地亚跨海大桥建设项目”等。

其次,“一带一路”受质疑框架下的报道主要涉及两类:一是与“新冠肺炎疫情”勾连,质疑疫情下“一带一路”的可持续性;
二是将国际负面事件与“一带一路”勾连,如外媒就“柬埔寨一座由中国公民投资建设的大楼坍塌造成惨重伤亡”事件勾连出3篇关于“一带一路”推行“存在问题”的报道。如今,新冠肺炎疫情仍是不稳定因素,“一带一路”主题下国际活动的减少,部分项目的运行遇到困难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格局变动中涌现的新问题,成为“一带一路”推进的新挑战。

表3 国际主流媒体80篇热门报道的主要报道框架及示例

2.“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关系友好与紧张并存框架: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一带一路”外交与国际舞台中的“中国在场”

该主题框架是核心框架之一,主要包括“中国的国际关系”“他国间关系与动向”“国际决议与协定签署”三个子框架。

其中,“中国的国际关系”的权重远远高于后二者,占比65.9%。对应的报道内容包含中国与13个国家和组织间国际关系的报道,其中关于中美关系的探讨居多,具体可见上文图4所示。在共词矩阵所显示的四类词汇中,“US”(美国)一词是除了“belt”“road”两个代表性词汇之外,唯一一个跨越两个类属的词,且与“China”的连线宽度较粗,说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美关系受到较多关注。在这一类框架下的报道中,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与各个国家建立政治合作,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开展外交活动,呈现出在国际舞台上的“中国在场”;
在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之后则要面对来自西方世界关于“一带一路”建设减缓的声音。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趋于紧张,部分西方主流媒体通过发表CoronavirusslowsChina"sBeltandRoadpush(《冠状病毒减缓中国“一带一路”步伐》),China-Indiaborder:Whytensionsarerisingbetweentheneighbours(《中印边界:邻国间关系紧张的原因》)等报道向中国抛以质疑,屡屡发难,在此之下中国所进行的关系建构与关系维护,如习总书记出访缅甸等重要行动也同样引起外媒的广泛关注。

“他国间关系与动向”框架主要包括对印巴关系、越老关系和巴沙关系(巴基斯坦与沙特阿拉伯)的报道。主要涉及“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遭遇恐怖袭击”“老越湄公河水坝建设争议”等事件。

“国际决议与协定签署”框架主要包含“南海自由贸易协定”和“延长联合国在阿富汗政治使命”的妥协决议等事件场合。

结合报道框架和报道标题的研究,笔者发现,“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同重点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国际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国间关系”。如上文图5所示,“印度”“巴基斯坦”在标题中的提及次数分别为7次、6次,位列第三、第四。7次提及“印度”的报道中,3次直指“中印关系”,3次直指“印巴关系”,国际网民对“印巴关系”的关注度与“中印关系”几乎等同(如表4所示)。

表4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关系友好与紧张并存框架下“中印关系”“印巴关系”相关报道标题

表4显示,中印关系主要聚焦的是中印边境冲突事件,印巴关系主要聚焦的是巴基斯坦股交所遭袭击事件。几篇报道中,巴基斯坦质疑印度暗中支持俾路支省分裂势力,同时也担心印度会将其卷入中印在拉达克地区发生的冲突。近年,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助力巴基斯坦增强对印度的制衡能力,加之克什米尔问题,印巴关系日趋紧张。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很大程度代表着“一带一路”的成效,而中巴关系、中印关系影响下的印巴关系也成为“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需要高度关注的国际关系之一。

就国际金融论坛(IFF)在世界银行(WBG)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华盛顿春季年会期间发布的《IFF中国报告2019》统计数据所示,17%的受访者认为区域内大国间的关系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挑战,17%的受访者认为区域内的安全因素是主要挑战[51]。因此,在外媒视角中,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国际关系变动既影响“一带一路”的推进,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外媒对“一带一路”推进情况的认知参考。

3.“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经贸合作机遇与债务问题并存框架:新冠肺炎疫情前后的合作融通与债务质疑

该主题框架下的报道数量最多,是国际主流英文媒体“一带一路”报道的核心框架。其中包含“中外经贸合作”“债务与贷款问题”“中国涉外经济活动受到挑战”三个子框架。

首先,“中外经贸合作”框架所占权重最大,为40.8%。此框架下的报道主要阐述中国的对外投资、与沿线国家开展经济合作、外包工程项目等信息,说明“一带一路”给经济带来的“合作融通”得到了普遍肯定。但是,“债务与贷款问题”与“中国涉外经济活动受到挑战”是两个蕴含着负面意义的框架,权重之和为40.8%,报道数量不在少数。因此,外媒对“一带一路”经贸协商建构的负面框架仍引发了不可小觑的关注度。

其次,“合作融通”“债务质疑”两类报道的分布时间与新冠肺炎疫情紧密相关。笔者以2020年1月1日,即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成立疫情应对处置领导小组的时间作为疫情发生前后的时间节点进行划分,发现“合作融通”类报道主要出现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债务质疑”类报道主要出现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见图6),说明疫情前媒体更关注合作机遇,而疫情出现后更加凸显的债务问题受到媒体更多关注。

图7 新冠肺炎疫情前后报道文本高频词对比图(左图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

比较图7中两个词云图的异同可知,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高频词主要为“economic”“invest”“trade”“president”“billion”等词汇,主要包括经济融通、投资、合作交流等议题,代表性报道如,“一带一路”电力投资(China Belt and Road power investments surge from 2014—2019)、习总书记推动在希腊投资(China’s Xi on investment drive in EU member Greece)等。

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之后,高频词中增加了“vaccine”“debt”“loan”“bank”等与债务和疫情相关的词汇,以及“Indian”“Pakistan”等热点国家。代表性报道如,中国得到世卫组织关于紧急使用新冠疫苗的支持(China says it got WHO support for coronavirus vaccine emergency use)、巴基斯坦质疑印度是股市袭击的幕后黑手(Pakistani PM says "no doubt" that India was behind stock exchange attack)等。

此外,我们可以从右图明显看到“Reuters”的出现。路透社的32篇热门报道中,22篇的报道时间在疫情发生后,且报道选题围绕争议话题,包括“一带一路”相关的敏感国家地区、国际争端事件以及领导人动向。因此,对疫情发生后“一带一路”相关热点话题的关注可能是路透社成为“热门报道最多媒体”的主要原因。

4.“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发展与问题并存框架:密切聚焦中国国内诸领域及对抗式解读

该主题框架主要涵盖外媒对中国自身发展状况、内部政策与中国国内社会现象的报道,占比为17.3%,主要包含“中国诸领域的发展”和“中国诸领域的问题”两个子框架,在报道中主要为讨论“中国与世界关系”提供背景支撑。

“中国诸领域的发展”框架所占权重为45.5%,报道内容从国内的经济合作,如“360金融与天津农商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到“C919大飞机的订单”等国内各行业的发展,再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国70周年讲话的报道,无不体现着“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在吸引国际社会关注”。

“中国诸领域的问题”报道框架所占权重为40.9%,值得注意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时,此类报道框架鲜有出现,其主要出现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基本趋于稳定后的时间区间中。此类框架下的报道中,外媒的负面话语意指性更强:从“对私营企业加大控制”等关于国家干预经济的隐晦性表述,到“民族与宗教矛盾”等企图分裂民族的报道,再到“70 years of Communist rule in China”(共产主义统治中国70年)蓄意歪曲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历史。这种对抗式解读助长了不利于中国的“对抗声音”。此类报道数量虽少,但负面信息更容易吸引国际公众的注意,对“一带一路”的推进更具杀伤力。

通过上述研究,总体上看,“一带一路”不断将中国推向世界。国际主流英文媒体对“一带一路”相关议题的热门报道主要来源于英美媒体,正负面内容报道量总体较为平衡,注重全球性与区域性结合,体现国际网民对媒体和内容的偏好。虽然国际主流英文媒体关于“一带一路”的报道数量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有所下降,但是疫情下“一带一路”的经贸活动仍在有序进行,疫情背景下中国的“重要举动”与“一带一路”合作进展更受关注。中国在成为最受关注国家的同时,中美关系、中印关系和印巴关系同样受到国际关注,新冠肺炎疫情前后“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尤其是与非成员国的联系亦受到国际媒体关注。国际主流英文媒体“一带一路”热门报道可以提炼出“‘一带一路’获赞与受质疑并存”“‘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关系友好与紧张并存”“‘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经贸合作机遇与债务问题并存”“‘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发展与问题并存”四个主题框架,呈现出以“一带一路”为由头,关注“中国与世界关系”进展的报道倾向。

结合全样本报道分析、热门报道的国际媒体关注情况分析、标题分析和基于扎根理论的框架分析,本文将前文图1中的选择式编码结果进行了延伸,得到“一带一路”国际主流英文媒体报道框架间的关系模型,如图8所示。

图8 “一带一路”国际主流英文媒体报道框架间关系模型

我们可以发现,四个框架并非并行不悖,而是存在着较为鲜明逻辑关系。其一,由国际背景、媒体环境、国际格局组成的“‘一带一路’国际环境”起到整体性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两个核心报道框架(B2、B3)中的关系变化;
其二,B2、B3作为核心报道框架建构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它不仅影响着国际媒体对“一带一路”的评价(B1),其涉及的中国与国际、国际间的政治关系与经贸往来情况也影响着“一带一路”国际环境的走向;
其三,在国际环境和国际对于“一带一路”评价(B1)的综合作用下,影响着国际主流英文媒体对中国自身发展状况的评价(B4)。因此,我们可以得知:“一带一路”所处的国际背景和国际媒体环境奠定着“一带一路”国际报道基调,国际媒体对于“一带一路”的关注呈现着“与诸多国际关键议题”相勾连的特征,并最终落脚于对于“一带一路”项目实施情况和中国国际作为的评价。一方面,上述逻辑关系凸显了“一带一路”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活络了国际舆论场并提升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
另一方面,四个框架间构成一定因果关系和权力转换。由B1、B4两框架中涉及的报道可以得知,在国际舆论场中,“一带一路”获赞或受质疑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国家形象获赞或受质疑,即“一带一路”已成为国际主流英文媒体认知、报道和评价中国的一个重要中介,且有越来越多的报道以中国“一带一路”为叙事引介,聚焦关于中国诸领域更为具象的话题。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国际媒体关于“疫情与中国发展及问题并存”的相关报道也反过来作用于“一带一路”在国际舆论场中的评价,亦体现出了框架间的关系转换与权力竞争。

基于上述结论,笔者试从国际传播环境、国际核心舆论、国际舆情治理三方面,结合具体文本内容开展延伸讨论,以更好地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一带一路”面对的挑战提出应对之策。

(一)“一带一路”面临的国际环境:全球公共产品现实需求与西方媒体“元传播范本”牵制

1.“一带一路”面临的现实需求: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世界呼唤全球公共产品供给

“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通过八年以来的实践带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已完全具备向国际社会特别是成员国提供公共产品的潜质,具有协同性。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全球经济受到重创,全球公共产品出现赤字。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范围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并存导致世界范围内的抗疫合作理念难以达成一致,全球治理时代面对公共危机的协同思维被竞争思维掩埋,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赤字同其他类型公共产品的赤字展现出联动性[52];
另一方面,国际机制自身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供给欠佳,部分国际组织行政效率低下,对抗思维和强权思维使得大国间的国际合作缺乏信任基础,从“生产端”抑制了全球公共产品的流动,导致全球公共产品在机制层面的动摇。在此之下,“一带一路”成为中国应对全球公共产品赤字的重要实践。在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之下,中国在快速恢复生产的同时向周边国家和世界供给口罩、疫苗等公共产品援助,并依托金砖银行、亚投行等多边金融机制提供公共支持,从物质、制度和理念层面发挥“一带一路”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作用。

因此,从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角度理解,关于“一带一路”形成的全球影响力报道有其合法性依据,也是正面报道的核心主题来源。从利益主体的角度考虑,全球公共产品在为相关方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一些国家主体的现有利益。相关主体或因受益而肯定,或自认为利益受损而否定,或因缺乏相互了解对自身所处环境确定性持观望或质疑态度,“一带一路”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本身也需要在现实环境中正确、理性地看待不同声音,并不断发展完善。

2.“一带一路”面临的国际传播环境:西方主流媒体“元传播范本”为主导的全球传播格局

当前的国际传播环境处于以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主流媒体主导的格局,“一带一路”热门报道的来源也为西方主流媒体所主导。如今,互联网为媒介的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更隐蔽的途径,加剧了赫伯特·席勒在《大众传播与美帝国》中所言的媒介帝国主义的全球传播[53],其传播活动的“元传播范本”可以由报道框架支撑。元传播即传播活动遵循的“脚本”。潘忠党和陆晔认为,元传播具有结构的功能,规制每一次传播过程中活动的展开,促成意义的建构,可被称为“元传播范本”[54]。从涵化理论的角度解读,国际受众按照倾向性解读意义的方式是被框架结构化的,因此其解码过程更容易受到媒体框架中刻板印象的影响。在“一带一路”热门报道中,西方主流英文媒体的“元传播”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一带一路’挑战国际秩序”观念的元传播。这类报道体现为从对“一带一路”的评价转向对中国的国际形象以及中国自身发展的评价。“一带一路”之下的中国,撼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霸主地位。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发展与问题并存框架下,部分媒体通过“议题转嫁”的元传播脚本,如《中国挑战澳大利亚对太平洋诸岛的影响力》(WhyChinaischallengingAustraliaforinfluenceoverthePacificIslands),潜移默化地助长国际公众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的偏见;
部分媒体通过“内政干预”的元传播脚本将重点对准“中国”的自身发展,如《随着外在风险增加,中国共产党要求私营企业对其忠诚》(China"sCommunistPartydemandsprivatesector"sloyaltyasexternalrisksrise)……此时的“一带一路”成为媒体话语的功能“组件”。

二是质疑“一带一路”经济效能“可信度”的元传播。从本研究的样本看:2019年前,对“一带一路”经济效能的质疑主要涉及两个整体性的角度:首先是古代“朝贡体系”的绵延,即“一带一路”产生“中国主导”下不平等的经济依附关系;
其次是鼓吹“一带一路”是“中国式马歇尔计划”,即质疑中国通过对外投资转移过剩产能,推动人民币世界化,以此扩大国际势力。[55]2020年后,国际主流英文媒体的报道更关注“一带一路”的具体影响而非整体影响,其元传播范本围绕以下两个固有话题展开:

(1)“债务和贷款危机”声音的放大。主要涉及沿线国经济基础的薄弱、对债务难以负担等议题。80篇报道文本中,相关话语多聚集于中国依赖短期刺激,与中国追求的长期改革越发不一致、中国的地缘政治雄心以及区域经济承诺难以为继等主题。

(2)质疑“一带一路”投资的可持续性。主要涉及“‘一带一路’沿线投资致使欧美企业遭受排挤”“中国企业投资水平的可靠性”以及“中国是否高估自身经济实力”三类话题。这三类话题的报道对象各有侧重:“欧美企业遭受排挤”的报道将对象主要锁定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本国目标受众、“投资水平的可靠性”报道的涉及主体锁定在沿线的企业,“高估中国自身经济实力”的报道则对准中国自身和全球公众。

总体而言,一方面,西方主流媒体具有商业主义特征,对具有轰动效应的负面新闻有所偏好,而国际受众亦偏好诉诸恐惧、具有“警示性”的新闻内容,这是负面声音获得放大效应的动因。另一方面,前文报道框架中体现出的“正面负面声音并存”体现了“一带一路”作为国际公共产品所处的复杂的国际环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际主流英文媒体所持的平衡报道原则仍然在发挥一定作用。从理论层面而言,这说明了全球公共产品的世界认同之路受到时代环境与利益相关方博弈等复杂因素的影响,需要从理论上深刻剖析和发掘“一带一路”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给予世界的现实价值;
从实践层面而言,上述归纳主要来自热门报道中“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经贸合作、国际关系两个核心框架,对于框架下肯定和质疑的声音,中国首先需要认真倾听各方意见,理性分析多种声音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对不实言论批判吸收或积极回击,以回应质疑。

(二)“一带一路”应对国际核心舆论策略:提升经贸领域制度话语权,促进绿色发展共识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经贸合作机遇与债务问题并存框架是占比最高的核心框架,该框架下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数量占比相当。“一带一路”不可否认地给成员国带来了经济利益,但也同时受到了债务陷阱、项目停滞、投资持续性、环境问题等舆论声音的质疑,反映出的问题也较为多元化。结合媒体报道内容和新冠肺炎疫情下国际经济的背景,本文从传播的角度尝试提出以下建议。

1.以传播话语策略提升经贸领域制度话语权影响力

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我们仍需正视,中国在IMF、WTO等国际组织中制定规则、标准等方面的影响力有限,制度话语权影响力亟须提升。中国是全球唯一被联合国认证具备完备工业体系的国家,因此在“一带一路”经济建设中,给沿线国带来了极具价值的产业发展经验,但是在核心技术和先进制造业上,中国仍然对外国有一定依赖,如果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禁令和制裁,中国仍可能身处困境。热门报道中,不乏USSanctionsChineseCompanyinCambodia(《美国制裁在柬埔寨投资的中国公司》)等言及发达国家制裁“一带一路”投资活动的报道;
同时也不乏中国的积极应对,如ChinaExpressAirtobuy100ofCOMAC"sChinesemadeplanes(《中国航空快运将购买100架国产飞机》)。因此,在弥补短板的同时,需注重对于诸如积极应对制裁、投入自主知识产权于沿线制造业发展等“创新型”应对话语,构建新型国际产业链分工模式、释放新就业岗位等“效益型”关切话语,以及中国参与重要经济类国际组织、参与制定国际经济规则等“制度型”引领话语的国际传播,通过能动而非受动的传播思维,全面、积极提升中国在经贸领域制度性话语权的全球影响力,这也应当成为我国媒体在国际传播实践中的重要策略。

2.推动绿色“一带一路”理念的国际传播,凝聚绿色发展国际共识

“一带一路”经济建设对于气候问题和沿线国家气候和生态的影响一直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热门报道U.S.,Chinesediplomatssignaltrickyroadaheadforclimatediplomacy(《中美气候外交道路艰难》)以及U.S.plansprojectsinLatinAmericacounteringChina"sBeltandRoad(《美国计划在拉丁美洲开展项目来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中都采用一定篇幅提及关于“一带一路”生态影响。抛去政治层面的企图,这种质疑一方面可能由于“碳中和”等绿色发展理念均由其他国家提出,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发挥的制度构建影响力还需提升[56];
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项目执行过程中,环境监测的标准没有严格要求,对沿线国环境的评估不够细致。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期间,“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启动,绿色“一带一路”的理念得到推广;
如今,新冠肺炎疫情对绿色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带一路”的建设也需要更高的绿色发展标准。中国需要在国际磋商和国际传播中提出并倡导引领性的绿色理念,把握好在诸如联合国气候峰会、气候变化大会、世界气候大会等关键场合中弘扬和传播绿色“一带一路”理念、推动“一带一路”绿色产业合作发展的机会,在传播的过程中将其品牌化;
同时细化“一带一路”的绿色发展制度,根据成员国绿色发展能力差异,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三)“一带一路”国际舆论治理策略:理性认知“地缘政治”质疑,促进多边对话合作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关系友好与紧张并存是国际主流英文媒体热门报道的热门框架。纵观该框架下的热门报道,“国际关系友好”相关的报道主要涉及其他国家参与并共建“一带一路”的举动。究其原因,一是相关国家体会到“一带一路”带来的发展成果,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考量,二是看到“一带一路”给发展落后的国家带来摆脱贫穷和边缘化的机遇[57],并乘“一带一路”发展之势脱离自身不利局面。相比于正面报道,“国际关系紧张”的负面报道更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并进行原因剖析,主要聚集于“一带一路”地缘政治动机的观点交锋及质疑。

1.深刻认知热门报道中“地缘政治”动机质疑

从热门报道中可以看到,“一带一路”在部分报道中仍被赋予了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的内涵。对于以东盟为代表的中小型国家,其各方面实力与中国存在较大差距,长期存在的弱势焦虑使得中小型国家对地区主导权更为敏感。“一带一路”虽以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但在东盟国家看来难免沾染着政治意涵,因此中国的利他主义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激发中小型国家的“弱势恐惧心理”。热门报道中如ChinatofortifySouthChinaSeaislandwith"logisticsbase"(《中国将在南海岛屿建设“后勤基地”》),CambodiachargesChinesenationalsoverdeadlybuildingcollapse(《柬埔寨因建筑垮塌指控中国公民造成人员伤亡》)等都在内容中或多或少地援引了东盟国家相关人士的质疑话语。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一带一路”在地缘政治的博弈思维中经由政治精英集团的地理想象,被误读为是怀有争夺大陆主导权、谋划地缘政治的战略举措。因此在热门报道中,“中国的发展与质疑并存”框架下的负面报道主要来源于西方大国的议题转嫁,如热门报道中的ChinamixingmilitaryandscienceinArcticpush(《中国在北极集合军事和科学力量》),PoetfearsforhispeopleasChina"Sinicizes"religion(《诗人因为宗教“中国化”而担心他的人民》)等都是借由“一带一路”的幌子,关注中国自身的政治和军事动向,甚至干预政党、民族宗教等中国内政议题,这也体现于图8的模型中“中国的发展与质疑并存”框架的所处位置。

2.面对“一带一路”合作国家质疑:重申愿景、调适话语、传播合作成果,力求缓和弱势焦虑

前述热门报道分析显示,中国媒体的官方话语在积极、客观报道“一带一路”发展成果的同时,未能很好地消除外界声音的质疑。当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深入合作、共享发展果实,便被部分外媒声音质疑为地缘影响力的输出;
当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提升国内市场经济效能,又有部分媒体声音质疑中国掠夺沿线资源,借此开展新型殖民。因此,为了调适“一带一路”舆论中“里外都错在中国”的声音,中国需要不断提升在国际话语平台上的地位。

首先,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重申“一带一路”目标愿景。在多方媒体话语对于“一带一路”国际形象的多元化建构之下,中国需要在各大国际舞台中重申“一带一路”提供人类公共产品、打造新型全球化、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目标愿景,让世界重新感知和理解“一带一路”的初衷及其如何将愿景逐渐变为现实。其次,在“一带一路”国际传播实践中,要加强话语建构。一方面,积极运用事实型、理据型话语,证明“一带一路”切实地惠及沿线国家。中国媒体应该做到不但不避免谈及中国崛起,而且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之上,通过本地化的媒介话语策略让沿线国家在感知中国影响力增强的同时产生“获得感”和“安全感”。另一方面,适当调适“大国带动小国”的从属话语,强化“合作共赢”的共同体话语。我们需要注重构建“一带一路”合作成果的媒介话语,促进沿线国家形成参与“一带一路”合作“提升发展水平、巩固地区主导权”的观念认知而非一种反向的剥夺,以缓和沿线国的弱势焦虑及敏感心理。

3.面对国际舆论质疑:坚持多边主义与媒体合作,驳斥不实言论与创新话语空间并重,力求提升媒体回应能力

多边合作是新时期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方式,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的极端行为唤醒了全世界对单边主义国际秩序的反思,也让世界看到寻求有效的多边主义合作已成为负责任大国的共识。[58]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之下,“一带一路”的多边主义路径是通过合作和多边机制的建设,突破双边路径,把更多的国家聚到一起,推动“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将“一带一路”发展为减贫之路、增长之路。对于“一带一路”引发的多元化国际舆论,中国媒体需提升回应能力。回应能力可以指通过塑造一个有“移情性质”的话语空间来回应新闻或舆论的相关描述以及受众可能产生的质疑。[59]首先,回应不是以驳倒他者为目的,而是通过话语权建设营造突出“一带一路”建设成效的话语空间:一方面是彰显“一带一路”填补全球公共产品赤字、缓解沿线国弱势焦虑的成效,以构建一种理据性的回应;
另一方面是通过事实和媒体话语彰显“一带一路”与当地民众及世界公众日常生活的密切关联,以构建一种情感性的回应。其次,积极观测言及“一带一路”实则以干预中国治理、损坏国家形象为目的的声音来源,并予以回击。最后,在“一带一路”开展多边合作过程中,也要注重媒体合作,将国际受众的关切和期待放在首位。中国权威媒体需加强同他国媒体的关系建构,通过开展文章合作发表、新闻联合报道等“合作传播”的媒体实践,让真实、客观的“一带一路”声音能被听到、被听懂,从而破除地缘政治质疑,凝聚国际共识。

随着中国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中国对塞尔维亚、意大利、伊朗等多个国家全面开展医疗援助与合作,中老万昆铁路、卡洛特水电站等“一带一路”下诸多项目的复工复产,“一带一路”逐渐成为消除疫情下全球经济阴霾的共同期待。“金砖之父”吉姆·奥尼尔表示,疫情过后“一带一路”有望引领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60]因此,疫情并非是“一带一路”难以迈过的障碍。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给区域和全球经济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但贸易仍在继续,因此日益全球化的供应链可能被暂时打断,但并未被完全打破。[61]报道中“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经贸合作机遇与债务问题并存框架所占的比重最大,其中与中国建立的经济合作与商贸融通占据多数,说明任何国际企业都无法离开全球市场中的机遇,不会轻易放弃参与全球化进程。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注重全人类共同福祉,其重启也将从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中吸取经验,以帮助“一带一路”健康稳步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是一个“减速带”,而“一带一路”很有可能是全球化复兴的希望所在,也是经济繁荣与增长的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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