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历史人物之曾国藩的评价
近代中国产生过不少矛盾人物。曾国藩就是中国近代一个极为复杂而又具有多面性的人物。他维护传统又越出了传统；他保守旧物同时却抉破了旧物。作为“中兴名臣”之首，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代表；作为“自强新政”的始作俑者，他又不自愿地为西方以技术为先导的文化开了引接的门洞。“世事别来一番新”。这种富有历史内容的矛盾深刻地反映了19世纪60年代儒学中人的忧患困惑及其艰难曲折的历史分化。
曾国藩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曾首开“私家军队”之先例；他亦是历史上少有的大誉大毁之人—肯定之言，谓之成就“震古烁今”；否定之言，则谓其愚诚而不顾“民族大义”。誉之而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曾国藩—最具争议的历史近代人物。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血和泪、充满屈辱和悲愤的历史，同时又是一部在屈辱和悲愤中不断清醒、不断理智、不断抗争的历史。而曾国藩在省视中西方文化、以及对湘军的组件和治理、外交、人生哲学、对子女的教育、诗文造诣、人才观七个方面对中国近代史、甚至现实的影响尤为深远。
对待中西方文化
（1）曾国藩以理智的心态去审视中西方文化的优长劣短，以务实的学风去思考现实和未来。他抛弃了“天朝上国”的盲目虚骄之情，把西方列强当做既可学习又须竞争的对手看待。尽管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捍卫者，但他对传统文化并非一味盲从。他不仅对一些前世前人的东西主张取舍，还主张对前世前人的东西进行变更和创新。并且他还提出经世致用之学而经世之学是由传统文化转向近代文化的桥梁；正是具有经世思想的人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率先接受、传播西方先进文化。而在对待西方技术文化方面，他把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师夷”思想从理论层面付诸实践，发起旨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达到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久之利”的认识水平。
（2）但是，尽管曾国藩提倡经世致用，但他的思想核心始终是保守的程朱理学的“义理”。这“义理”的核心就是怎样做合乎正统规范的人，怎样维护现存秩序，怎样维护纲常礼教。而且，经世派当时只是看到了西方文化表层的洋枪大炮、科学技术了，即文化的器物层面。
因此，曾国藩一边推进近代化，一边也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后。
（3）洋务运动。“师夷智”从议论转化为实践，曾国藩是最早的领袖和开创者。而曾国藩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在当时迅速成为中国最大规模的近代化工业基地，他在派遣中国人留学外国这一事件上作出巨大努力。从这个角度上看，尽管，他的初衷是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但是他仍应是为中国最初的近代化作出巨大贡献的政治家之一。
二、建军与治军
（1）曾国藩的治军思想由“以礼治军 诚字为本”、“刚柔互用 宽严相济”、“勤恕廉明 修己治人”组成。而之后，将团练变为湘军，也就是清廷的兵权，移入汉人手中的起点。但是不得不承认，曾国藩的治军思想给当时的军队纪律治理注入了鲜血。同时，壮大了军队的力量。但是，湘军在发展庞大之后，军纪已不如以往
（2）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是最残酷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人物。他率领指挥湘军镇压太平天国，使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又停滞了几十年。而在天京失陷后，曾国藩军队为了抢劫而放火焚烧天京。一直到三十二年后，南京人民一说起曾国藩兄弟，大家都咬牙切齿的痛恨，曾国藩的好杀与对农民起义者的阶级仇恨，是一贯的。然而，“以杀人为业”的曾国藩的罪恶，是埋不掉的。
（3）军事细想的历史影响。其一，积极影响。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把政治思想工作的机制部分地引进了军队，主要表现在把认得思想因素看做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军民关系看做军队生存和活动的重要条件，这些对后世的建军思想，特别是后来无产阶级的建军思想产生重要影响。其二，消极影响。离开国家编制别树一帜，为日后军阀的割据做了思想和组织准备；强捐强派，为日后军阀割据就地筹饷开了极其恶劣的先例；律外施刑与滥杀无辜，是日后军阀草菅人命的罪恶渊源。这些责任，曾国藩实难辞其咎。
三、外交（对外事务）
（1）曾国藩对外交涉的基本方针是“以条约为凭”，“大事苦争，小事放松”，最终形成了以妥协为主体、以抗争为辅助的外交特征。而这一方针给国家民族造成了屈辱和灾难，这是不必讳言的。究其原因，不外乎曾国藩个人原因（1、曾国藩对近代武器和中外实力的差距缺乏正确的认识；2、他对封建义理错误地运用于对外交涉事务；3、他缺乏对世界局势的全面认识；4、他的对外态度最终受到自己异常浓厚的忠厚意识以及清政府对外妥协投降方针的制约）以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固有因素。诸多因素决定了曾国藩在外交上，只能成为一个“失败的英雄”。
（2）天津教案。虽然此事为本国事务，但牵扯外国人，暂且在这里一并叙述。天津教案是法国天主教堂的侵略者在天津虐杀中国婴儿，人民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采取的一次自发反帝爱国行动，当时由曾国藩查办此案。但是，他回避问题实质、污蔑天津士民，向天津士民施加压力、用天津府县抵罪、极力为教堂辩解。他不仅不站在中国人民一边，惩办真正的凶手，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反而置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于不顾。曾国藩处理的天津教案，使中华民族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蒙受了一次巨大的耻辱。另外，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并非仅仅是个“替罪羊”而已。他身为直隶总督，在清政府里面，如何了结天津教案，他骑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并不能把其卖国罪行笼统的推给清政府，曾国藩负有直接的卖国罪责。
但不得不说的是，在办理此次案件时，他一方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抗争，其初办案时与“事事图悦洋酋”的崇厚有所区别，并以“坚持不允”的态度拒绝了法国公使“欲杀府县官”的照会，但他后来仍以委曲求全、守定和约为宗旨，这一“曲在洋人”的教案仍以中方的妥协结束。
四、人生哲学
（1）曾国藩的人生哲学从属于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政治需要，是和他的政治观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要实现“匡时救国”的远大抱负就要大力宣扬和阐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信，使人人都能自觉地遵循封建纲常伦理去处世为人，说话行事。同时重视“勤、俭、谨、信”以及“忍”。就个人人格力量来说，曾国藩不失为近代中国的杰出人物。
（2）消极方面。但是这种士大夫的人生观不是能顺应外界变化而积极地调整心理结构，而是无视外界变化，在内心顽强地保持着感情与心理平衡的稳定状态，从而使得他内心深处陷入矛盾之中。
（3）积极方面。曾国藩一生恪守儒家学说，坚持道德修养，以其务实的精神，重建封建统治秩序，成就了自己立功、立德、立言的士大夫事业。曾国藩对于清王朝，可以说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尽管他效忠的是一个极腐败、极反动的没落王朝，但他这种为事业献身的精神和理想所体现出的人生哲学观，却是闪耀着他人格的光辉。
（4）不足之处。他认为“夷物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曾国藩在这一认识上是幼稚的。在面对强敌时，一味主站，并非爱国；然而相信对列强“忠信笃敬”即可安心“自强”，岂非痴人说梦？他是一个士大夫，他的时代还沉溺在“朝贡”的天朝邦交体系的观念中，因此，从这个角度说，他的人生哲学中此主张存在局限与不足。
五、诗文造诣
（1）从中国近代文学史的角度看，桐城派的再度振兴与曾国藩的积极倡导有关。曾国藩接过桐城派的基本义理，高举“理学经世”的旗帜，与其师友、弟子等人组成了“桐城—湘乡派”，提出更适应时代的文艺主张，使得桐城派能够再度振兴起来。
（2）曾国藩本人在诗歌理论及其创作方法上也有一定建树，她本人的诗作在当时就起到了扭转诗风的作用。陈子展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一书中提出，曾国藩是清末“宋诗运动”的一个中坚人物，他是江西诗派得以复兴。
六、人才之道
（1）用人。对人才的广收慎用和因量器使是曾国藩用人的一大特点。曾国藩采取谨慎、务实的态度，在慎用上，一是用其所长，尽其所能；二是量才录用。他不仅坚持自己这样做，还要求手下之人也按照这个方法去取人。同时他也认识到，有才能的人并非没有缺点，人才是经过陶冶、磨练而成的。因此主张用人须不拘一格，处事不求全责备，而应根据一个人才能的高低、大小适当予以安排，使各人能发挥自己的才能。
（2）其深远影响。第一，曾国藩人才思想及其取得的效果对晚晴政局产生重大影响。他对人才的重视和培养，使身边聚集大批人才，形成了湘系集团。她所网罗和提拔的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崛起在客观上改变了清朝统治集团的结构，动摇了封建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根基，是军权和政权由满族贵族转移到汉族地主阶级手中，从而促成了近代军阀制度的产生并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第二，曾国藩以地缘、血缘、学缘为基础招揽人才和组建湘军，引起了清王朝均值的重大变化，从而为近代私有军队制度的产生埋下伏笔。第三，曾国藩重视新式人才的培养造就，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时代命题在曾国藩及其幕僚手中得以付诸实践，为中国科技、教育等近代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不仅推动了洋务运动的深入开展，还促使中国社会向近代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七、教育之道
（1）家训。在曾国藩的后裔中，产生了大量有良知、有正气、有民族情感的科学家、学者和政治家。这些人有此作为，与曾国藩的严格家教有着密切关系。曾国藩教育子弟之道，有八字八本之说，八字为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八本为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除此之外，曾国藩说，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曾氏数代，克勤克俭，并将其汇为箴言家训，曾国藩曾有一对联更是体现曾氏传承之家风：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其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曾国藩提出的家道能保持长久，不是靠金钱高位，而是靠长久地维持家规。
（2）对当时影响。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中西文化交融的时代，因此，曾国藩的教育观带有近代化成分，适应了时代前进的步伐。他积极倡导并支助举办新式教育，吸取西方有用之学，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新风尚，其胆识可嘉，其功绩不可磨灭。尤其是他独创的家庭教育观，以及师友之间、父子兄弟之间的相互影响、训导的思想和方法，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深刻影响。
毋庸置疑，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观不仅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而且其影响在一部分学士、政客、官僚身上得到了突出的反映。在阶级社会里，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家庭教育是受社会政治所支配的。而曾国藩的家庭教育的基本思想及方法，既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又在心得你是环境下得到了阐发，并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取得了实际的效果，从而符合了一部分视传统文化为立身处世、教育后代的方法的士大夫的心理。
（3）对当今影响。曾国藩家庭教育的最终目的及基本思想内容，虽然带有他那个阶级的烙印，许多理论在今天不可照搬照抄，但其中某些具体思想内容如戒奢、骄、怠、懒，守勤、俭、廉、朴，以及他的家庭教育观中的方法论，亲切、细微、耐心而富有成效，至今仍是值得借鉴。
历史学的任务是，不仅要站在历史人物所处的角度去指出其相对于他的前人来说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而且还有必要用今天的眼光去指出其不足之处，甚或缺点和错误。而曾国藩是一位极其重要而又复杂的历史人物，更由于他的思想言行反映了近代中国历史复杂多变的政治属性，对他的评论问题一直是激烈争论的热点。曾国藩虽是历史长河当去的一朵浪花，他并无力扭转历史洪流的趋势，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曾影响过一个王朝的气数，更牵连着湘系军政集团的兴衰显影，同时，他所保留的“人文遗产”，也为后世关注。综上所述之文便是对曾国藩的的评说浩瀚如海中的一滴而已。
参考文献：萧一山、唐浩明等《正反曾国藩》东方出版社 2011年7月第1版
牛贯杰《原来曾国藩》重庆出版社
杨国强《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三联书店
梁绍辉《曾国藩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易孟醇《曾国藩真相录》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成晓军《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重庆出版社200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