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森
20世纪30至4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玛格丽特·南姆伯格（Margaret Naumburg）将艺术作为一种方法引入心理治疗领域，并将该方法称为“动态为导向的艺术疗法”（Dynamically Oriented Art Therapy）。①Margaret Naumburg, Dynamically Oriented Art Therapy: It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New York: Grunt & Stratton, 1966.南姆伯格在弗洛伊德、荣格的工作基础上，提出了艺术图像在潜意识领域有助于个体创造性表达和情绪释放的观点，她认为“无意识的思想和感觉通常首要在视觉图像中而不是在文字中获得表达”，②MJ Horowitz, Visual Thought Images in Psychotherap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1968, 22, 1.其重点关注作品所构建的移情关系和思维联想，所强调的是艺术、患者和治疗师之间的治疗关系。同时期，英国艺术家阿德里安·希尔（Adrian Hill）也指出艺术创造能够帮助患者从疾病和灾难中康复，其在1945年出版的著作《艺术与疾病》（Art Versus Illness）①Adrian Hill, Art Versus Illness, A Story of Art Therapy, Sydney: George Allen & Unwin, 1945.中记录了绘画行为对转移患者注意力并减轻精神压力的能力。两位学者都指明了以艺术为载体的“表达性疗法”（Expressive Therapies）和“创造性艺术疗法”（Creative Arts Therapies）能够帮助受众应对压力、抚慰创伤经历、改善社会关系，该学科的应用范围也从针对精神疾病群体的辅助镇定工具逐渐转变为心理健康领域的辅助治疗模式，用于减缓抑郁症、焦虑症以及分离性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人格障碍）等常见心理问题。
然而时至今日，全球疫情影响广泛而深远，公共心理健康和城市的弹性与复苏一同成为亟待解决的公共议题，由艺术治疗所生发的行动策略在城市生活中日益呈现出多元的趋向，至少从以下两个向度体现了新的思考。
其一，疗愈的对象从单一的创伤群体扩大到了城市公众，参与式艺术项目的实施有助于缓解大范围的心理健康危机，推动城市秩序的逐步恢复。区别于传统心理治疗的谈话疗法和药理疗法，其互动过程拒绝预设“患者”和“治疗师”的身份及不对等关系，参与实践者既为疗愈的对象，也能动地成为创造的主体，这种心理学与艺术学之间弹性的交叉结合，将为城市应对更综合、更复杂的社会健康问题提供思路。
其二，疗愈的目的不仅限于缓解单独个体的心理矛盾，还旨在以集体行动积极地介入社区和城市空间的重塑，通过增强沟通、修复人际关系来弥合社会信任危机的“病症”，反映了当代艺术以“人”为本位的对话机制，从一个开放的互动系统中阐发了对今日艺术之角色与功能、边界与限度的反思。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2022年3月公布的报告，新冠疫情导致2020年全球重度抑郁障碍病例增加27.6%，焦虑症病例增加25.6%，②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Mental Health and COVID-19: Early Evidence of the Pandemic’s Impact: Scientific Brief, 2022-03-02.主要诱发原因是阳性确诊、睡眠障碍、低社会支持、隔离管控等因素，并且该情况在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更为严峻。在如此人人自危的大规模传染病灾难面前，精神医学与心理治疗领域进一步体现出“去机构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③“去机构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是指为被诊断患有精神障碍或发育障碍的人提供社区精神卫生服务，以取代长期住院的精神治疗方法。的迫切性，也在城市再生与复苏的阶段表明了新的需求。那么，依靠网络媒体和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重建社会交流渠道，是否可以成为一种补充方式？尽管后者难以完全取代线下社交接触，但它及时地为人际情感交流开辟了新的社会心理空间。到目前为止，线上开展的参与式艺术项目是否有助于民众心理健康的重建，又或者能否成为“人际心理治疗”（Interpersonal Psychotherapy）的一种形式，学界内相关的系统性研究仍较为有限，但可以肯定的是，线上艺术治疗参与项目拥有广阔的前景并正在快速发展。
从表现上来看，疫情发生之后，艺术治疗领域出现了一些融合科技媒体，弥合个人与环境、社区距离的新方法。例如，格雷琴·米勒（Gretchen Miller）在流行病（如“非典”、埃博拉病毒等）的研究基础上，特别建议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艺术治疗应该“通过增加远程治疗和采用数字艺术治疗实践来转变工作方式”；
①Jordan Potash, Debra Kalmanowitz, Art Therapy in Pandemics: Lessons for COVID-19, Art Therapy, 2020, 37, 2.拉尼·格里蒂（Lani Gerity）等利用“虚拟艺术工作室”在艺术家与艺术治疗师之间建立互联网社区，分享彼此的灵感和思想，②Lani Alaine Gerity, Fourteen Secrets for A Happy Artist’s Life: Using Art and the Internet to Encourage Resilience, Joy, and A Sense of Community, Materials and Media in Art Therapy: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Diverse Artistic Vocabularies, New York:Routledge, 2010, pp.215-229.并指出依托于网络的创造性行动是一种新的激励、启发和授权的心理治疗形式。在社区内部，也已经有许多机构尝试围绕城市与疫情、社区与重建等议题在互联网媒体上发起公共项目。例如，英国慈善机构“艺术避难所”（Art Refuge）的代表团长期驻扎在法国北部的加莱（Calais）地区，为大量面临文化迷失和无家可归等困境的难民提供心理支持。该地区的难民多数来自北非和中东地区，长期盘踞于加莱地区并伺机通过港口或英吉利海峡进入英国境内，然而，自2016年法国政府大规模拆除难民营以后，他们普遍出现抑郁、自杀倾向和焦虑等创伤症状。英法两国边境法案的收紧、社会政治事件的复杂化、新冠病毒大流行等因素更使得社区心理健康问题呈现爆发式的增长趋势。在此背景下，“艺术避难所”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提供在线服务，并在2020年逐渐开展“线上社区桌面”（The Community Table Online）、“冠状绗缝”（Coronaquilt）等虚拟项目，③Usiskin, Miriam, Bobby Lloyd, Lifeline, Frontline, Online: Adapting Art Therapy for Social Engagement across Bord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 Therapy, 2020, 25, 4.这些项目为城市移民、公共权益等社会问题寻求解决方案，以类似于构建网络社区的形式跨越不同群体之间的语言和文化障碍，缓解移民的心理健康问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参与式实践对于社区关系及人际空间的重建作用。
线上交流工具以及虚拟化、数字化的艺术参与活动，一方面作为全球封闭状态下新的疗愈介质而被应用，另一方面也充当着维系人际交流与沟通的社会参与空间。它能够部分地代替物理空间履行社会职能，并及时地将当下环境中的负面信息纳入人际沟通的环节中，为公众舒缓心理压力，激发社区自我恢复的潜力。在艺术表现上，此类项目以生活主题为切入口，结合日常创作材料和情感属性的规则设置，并借助象征性元素将个体潜意识中的记忆转化为可分享、可释放的表达。譬如2020年3月，维也纳博物馆（Wien Museum）曾发起“冠状病毒收藏计划”（Corona Collection Project），向公众征集病毒流行时期与私人或职业生活有关的物品的照片，目的是通过精确地选择物品，为后代记录下冠状病毒危机如何改变了城市的公共和私人生活，并通过艺术分享的方式表露当下最真实的生存现场，以及对城市解封后生活恢复如常的期待和对战胜困难的坚韧信念。无独有偶，2022年5月，北京时代美术馆在线上发起“种啥得啥”作品征集大赛，邀请公众在“播种希望”的概念下通过种植物品表达自身情绪，人们在泥土中或种下生活必需品，或种下绿色行程码，或种下未曾完成的旅行的机票，还有食物、药品、户外的新鲜空气等。美国艺术治疗学者蕾妮·伊姆娜（Renee Emunah）指出：“虚构的模式使我们能够去做现实生活中无法完成的事情，如表达恐惧的情感、改变行为模式，或是展示新的特质……即使它是虚构的，这种新的体验也能成为我们真实生活经历的一部分。”①蕾妮·伊姆娜：《演出真实的生命：戏剧治疗的过程、技术及展演》，徐琳、别士敏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6页。线上活动的疗愈效果能帮助公众舒缓压力，并在日常的现实与虚构的现实之间寻找新的心理平衡，同时也能代替物理空间履行社会职能，连接城市的各个节点，激发社区自我管理和自我恢复的潜力。
虚拟化艺术项目反映了公共机构在功能层面的一个具有双重价值的未来走向：在超越物理空间之后，机构作为社会对话的载体，持续地拓展公共属性、激发艺术的疗愈功能，同时在互动交流中愈加成为“人际心理空间”的精神容器，势必承载了更立体、更丰富的文化及社会思想。因此，艺术的疗愈性不仅源于艺术创作及审美体验在生理和心理层面带来的自我调节作用，更是源于个体与公共文化机构达成的一份具有公共意志的社会契约，这是构筑全球与区域、集体与个人、中心与边缘的沟通桥梁的基础，也是城市重建与社会振兴的必经之路。
在无差别传播的病毒大流行环境中，公共心理健康的议题多数时候与个人心理动力学或心理病理学无关，也就是说，它不能用简单的医患关系来界定，其着力点在于对公众心理健康的预警与防治，以及对公众焦虑、抑郁情绪的及时疏导与慰藉。参与式艺术行动②黛博拉·戈卢布的研究提到了“参与式艺术行动”的概念，并将其理解为解放社区的参与式协作过程，强调艺术家与参与者的深度连接和共情关系。参见Deborah Golub, Social Action Art Therapy, Art Therap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rt Therapy Association, 2005, 22, 1。或许提供了一种建设性的方案。与近代实证主义心理学偏重药理、实验、观察与精确量化的做法不同的是，艺术行动是更广泛、更温和的解决途径，后者对于城市再生的可能性分析，所针对的不是某一同质的实体，而是包括多主体在内的关于社区营造与市民重建的艺术行动与疗愈的复杂网络，其包括社会项目、行为表演、公共艺术计划等多元形式，聚焦现实情境、社会和集体表征中的话语生成，并关切那些在行动中将未能言说的情绪重新定向到他人与其他物理对象的“移情”和“反移情”，最终达到人际沟通与群体重塑的目的。
从认识上讲，参与式艺术行动是一个理想的参与、协作的过程，其通过艺术家与参与者之间的深度连接和向内的共情关系，确认社区的现实和需求。由艺术家与社区居民共同完成的参与式艺术项目的作用机制是多重的，参与者对艺术过程的介入以及心理的移情类似于完形治疗（gestalt therapy）的过程，首要目标就是强调公众的觉察（awareness），包括对当下环境的观察，以及让参与者察觉到此时此地到彼时彼处不断发生的事件，并把相关感觉和想法付诸行动和“活现”（enactment）。艺术家与参与者在一起工作和完成项目的过程中，共同进行创造性表达，以此来帮助公众表达感觉和情绪，并修复自身的失调之处，达到接纳自我的目的。这与完形心理治疗通过强调主体与环境的接触，察觉此时此地的在场而达到治疗效果的方式殊途同归。①在完形疗法的相关理论中，“对当下的觉察”（here and now awareness）指的是治疗师应该与患者建立一种当下的交流关系，关注自我意识，而不是过于专注于过去或未来。另外，参与式艺术行动也是疫情期间的一剂城市处方，许多艺术家在社会停滞期间通过艺术动员的行动连接个体，介入实际的社区生活救援，在提升社区的韧性和提高社区对创伤事件的积极反应能力方面具有很大影响。这一现象在上海地区也较为普遍，早在2020年，陆家嘴“艺术社区”项目就开始沿梅园街区、东园街区和滨江街区规划改造路线，“由点及面”，激活上海城市空间。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改造项目之一，是将东园街区内的非机动车停车棚“星梦停车棚”改建成社区美术馆，并交由社区居民志愿者进行维护和治理。项目发起初期，不少居住在“星梦停车棚”所在街区的居民便率先响应，更不乏社会学家、公共文化研究学者、博物馆从业者、人类学学者等“艺术社区”的成员出谋划策。在2022年上海疫情反复之时，艺术社工张佳华组织多位志愿者在3月21日至5月31日期间完成了关于救援物资派送的社会行动，②《艺术社区积蓄的“抗疫力量”》，搜狐网，2022年7月22日，https://www.sohu.com/a/www.sohu.com/a/547188321_120006290。团队将物资消毒后，每天需要处理4000至8000包蔬菜水果和救援物资，搬运、分发至陆家嘴老旧社区、三林镇、潍坊街道的独居老人、困境儿童等特殊群体手中。这场由艺术工作者践行的社会行动着眼于构建群体协作关系，有利于社区的共同福祉，这也为今日的城市公共管理指出了一个极具人本意识的前进方向，在艺术不断延续和辐射社会的生命力中，为个体精神的重建与社区行动力的激活提供了疗愈性的新路径。
学者克莱尔·毕晓普（Claire Bishop）通过参与式的艺术事件剖析当代艺术的社会转向，他指出，应当以“痛苦的快感”的思路去重新思考个体与集体的关联，而不是顺从一种自我压抑的社会责任感：“艺术必须指向沉思、指向观看，指向被现代生活的奇观麻痹了的群众的被动性……参与式艺术旨在恢复和实现共同的社会投入的一个社区的、集体的空间，但方式有所不同：不是透过社会冲击的构成主义动作，提出另一条路，以对抗世界的不义，或者透过虚无主义式地夸大异化现象，以它自己的方式去否定世界的不义和悖理。”③克莱儿·毕莎普（克莱尔·毕晓普）：《人造地狱：参与式艺术与观看者政治学》，林宏涛译，台北：典藏艺术家庭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455页。在公共身份构建的过程中，原本封闭的作品空间对公众敞开，转化为公共协商、民主实践以及社会讨论的平台，令公众彻底从被动的旁观者的身份中脱离出来，这就是鲍里斯·格罗伊斯（Boris Groys）所说的当代艺术生产从美学到“自我诗化”（autopoetics）再到公众自我展现的转变。那么，至少就疫情期间的参与式实践而言，艺术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强调参与、对话与协商的社会面向。后者表现为一套新的文化交往体系，并聚焦于现实情境的共同行动，直视人与自我、社会、自然的联系，为艺术治疗领域的理论应用与文化研究延伸出多重意义。
参与式艺术行动在城市重塑的共同经历下处于徘徊于“现实之外”和“现实之内”的阈值时刻，对个体而言，艺术行动首先解构了一般规则和社会现状对公众心理的束缚，再通过参与性的表达机制重新建构身份和城市再生的新方式，以此达到心理疗愈和修复人际关系的目的，这是一种在非常态的社会状况中构建社区共治、加强社会韧性的有益疗愈机制。这一线索一方面体现在数字时代的“超空间”之内：在虚拟与现实之间的新社群空间借助技术媒介突破了现实表达和言说的局限性，缩短了物理和地理双重层面的时空限制，借助互联网社区联结社会力量，成为城市疗愈的未来走向之一；
另一方面，参与式的机制促使受社会问题影响的群体成为关键参与者，自下而上地介入对问题解决方案的相关讨论，通过提高个体的自主意识来改变社会现实，这是一个由全社会成员组建的可信网络，它清晰地说明，艺术治疗实践不再是静态的、封闭的行为过程，而更多是在地性的、可延续的、跨社会的，带着问题意识去启发社会共同应对人类的现实困境。参与式艺术行动隐含地（或明确地）反映了社会的秩序与价值观，也指明了今后修复城市问题的重要方向。与此同时，针对“艺术疗愈社会”的讨论意味着艺术治疗学科的应用范畴正从单面的、局部的心理问题走向更深广的、综合性的城市建设问题，补充了当下艺术治疗研究重实践而轻思辨的理论缺口，为今后提供了应对社会健康问题的更多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