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张继红
艾青研究从1935年5月孙作云先生的《论“现代派”诗》论及艾青，到1936年12月胡风的《吹芦笛的诗人（艾青：（大堰河））》，再到同年刘雪苇的《关于艾青的诗》和茅盾的《论初期白话诗》，至今已经走过七十多年的历程。七十多年来，艾青研究资料可谓卷帙浩繁，当然，也有人会想当然地认为艾青研究已几近穷尽，但是，读完叶锦先生的《艾青年谱长编》（后文论及该著作时，如无特殊需要，则简称为《长编》），才知道艾青研究远非我们看到的所谓当下现状，更不可以穷尽之说而想当然，正如最早以大学毕业论文研究艾青且一直在关注艾青的专家晓雪所说，看了叶锦先生的《艾青年谱长编》，“我才发现，自己对艾青的一生还了解得很不够”。而之前叶锦所著《艾青简谱》和《艾青七十年简谱》，让艾青本人也很惊讶：“你们像公安局查户口似的，把我调查的那么清楚。”其中的很多事连当事人都已经淡忘。那么，《艾青年谱长编》又是怎样一本“年谱长编”呢？它对当下艾青研究的意义何在？
一、事无巨细、精细严谨
《艾青年谱长编》的编写体例是以谱主的生平及其创作活动的前后时间为顺序，一般以日为记录单位，研究资料也以时间先后为序，详尽记录了艾青从1910年3月27日出生到2009年12月艾青研究资料发表一百年的相关作品和研究资料，事无巨细、精细严谨地记录了“百年艾青”的几乎所有相关的事实。这体现出作者的激情、胆识和谨严的写作姿态。
首先，艾青的诗作相当多，且写作的时间长、地点多变、发表刊物很不固定，这就为以日为单位的编写体例带来极大的不便。比如，艾青早期的诗作多写于监狱中，因什么而写，写了什么，怎样发表，什么时间发表，由谁投稿，由谁负责发表，相关作品引起了什么人的关注，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只要我们一经追问，这种编写方法的难度即可想而知。比如，我们最熟悉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在《长编》1933年的1月14日条目中记载：“在看守所写《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诗，这首诗由沈钧儒带出监狱交给李又然，李寄《现代》杂志没发表。一年后改寄《春光》，发表在1934年出版的《春光》杂志第一卷第三期，初收1936年11月出版的诗集《大堰河》。”之后，在1933年5月1日的条目中记载：“虽然《大堰河——我的保姆》是最早使用‘艾青’的笔名，但‘艾青’的署名第一次和读者面首却是《芦笛》。再比如，该著1937年8月2日第二个条目：“‘八一三’沪战大火之夕写诗《火的笑》，发表在本年10月16日武汉出版的《七月》杂志第1集第1期；收入1938年5月上海文萃书局出版的多种诗体合集《战事之歌》（钱城编），未收入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艾青全集》”在之后该著的第44页和51页，即这首诗的发表和收入合集的时间又做了时间的交代，使得每首（篇胙品本身的“身份”一目了然，乍看起来，似乎有点重复，但这样的“细致”的重复，使得整个创作的线索清晰而完整。当然，如果只做一首诗歌的细致考据不难，且在周红兴先生的《艾青的跋涉》和《艾青研究访问记》等著作也有一些考证，但要对几乎所有的诗作进行“查户口”式的梳理，要让几乎每一首诗作（还包括像《火的笑》《革命的哀歌》许多艾青的轶诗）和文论随笔都有出处和去处，没有精细谨严的治学精神和非常的研究兴趣是很难做到的。
其次，艾青的传记、传论、访问记、谈话录、书信辑作很多，这为《艾青年谱长编》在提供相应的资料的同时，也为他的编写带来诸多的“障碍”和“遮蔽”。按照人们惯常的阅读，一般地，在书信、访问记、全集等作品中出现的内容最容易被接受，更不会受到质疑，而其中出现的“问题”，也就成了“权威的错误”，最终会演变为不刊之论。叶锦先生的《长编》正好走出了这一误区，在做了大量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后，又回到艾青作品的源头，追索作品的写作时间、发表时间、发表刊物，同时注明发表初次收入的文集，发表和收入文集的时间对比。这样，艾青作品的大小信息在该书中清晰可见，一目了然。难能可贵的是，著者细致详实的校对功夫，叶锦先生并没有拘囿于目前出版的花山文艺出版社《艾青全集》和周红兴先生的《艾青的跋涉》和《艾青研究访问记》等著作已具有的完备与权威，而是以当时的文学现实说话，准确全面的对前人的著作中出现的遗漏、模糊、错讹之处进行了补充和校正，也对同一文学事实在不同的文集、论著中的改动和不统一的情形进行了说明。据笔者不完全统计，《长编》中对先前资料中错漏进行补正的地方达二百多处．这些补正的地方主要集中在传主出生到1976年，即传主‘归来”之前。大量的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也为艾青研究人深化和细化提供了详实的材料，也为传主全集的“修订”提供了依据。
一、事实说话不为尊讳
作为艾青研究者，叶锦先生已于1978年开始研究艾青，并于1990年发起成立第一个艾青研究会，并担任副会长、会长等职务，可见作者对诗人艾青的敬重和热爱。但他并未因此而有所偏好，为尊者讳，而是追求以事实说话，以事实还原历史真实，为读者提供研究艾青可靠的资料，这体现出了作者良好的传记写作的素养和传记伦理。
《长编》不只用时间串起来的资料，而是传主的灵魂和心灵的历程，但这对于编者（写作者）而言却不是件易事，除了要从相关的人物那里获得第一手资料之外，更主要的就是如何籽‘编辑”和“写作”进行有效地处理，正如著者在《长编·后记》中所言“这部年谱不仅仅是编辑出来的，也是写出来的。”单纯的“编辑”会让《长编》成为材料的堆积，单纯的“写作”会让《长编》成为一部具有个人倾向和偏好的虚构作品。《长编》的“编辑”与“写作”以时间和事件为诗人艾青树碑立传，但不为尊者讳。“一部传记是一部灵魂的历史。在写作中，传记作者既可能面对传主生命的光环，也会触及传主人性光环背面的阴影，在此传记作者常常会表现出理性的失衡。自传的作者会被传播的期待牵制自我的审慎，或者会因为传主已然是成功者的心态影响对既往史实的表述，进而虚饰自我的人生。而他传的作者更多是源于传主形象的高大伟岸，影响到对传主的认识”。艾青被智利诗人聂鲁达称为“中国诗坛的泰斗”，也是具有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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