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快乐 作者：张祥平 士柏咨询网 《制度对话——中国传统资源与西式模式优劣辨》|第九章 9-3 上学快乐 有个诗人说,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是童年在沙土堆上玩泥巴。 童年时代真幸福,可要是永远“童”下去,肯定是悲剧。 个人是悲剧，群体也是悲剧：遗存到近代的部落社会,最初受到驱赶，遭遇杀戳；后来受到诱惑，流落他乡；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在保留地中，用自己的“童年式生活”招徕游客…… 告别童年的第一声“再见”，是背起书包上学堂；难怪有的文人慨叹“人生烦恼读书始”。 其实，上学读书没那么可怕。“为赋新诗强说愁”，不过是诗人和文人的职业习惯，不值得当真。真实的情况要看传记。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大陆有一部很流行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主人公是个穷人家的孩子,他渴望读书，后来如愿以偿,成了作家。这个故事分明道出了读书的快乐。 现代的一些家长不考虑快乐还是不快乐，望子(女)成龙(凤)，也不可取。有些较早识字的真的神童，即使家长没有积极性,他(她)也有积极性。所以，父母们可取的作法是把自己的孩子当成普通儿童来助推，重演母语民族精神财富生发成型的历程。绝大多数孩子都不是神童，即使是神童，当成普通儿童来教育也阻止不了孩子的成长。 二十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一度流行大学中的少年班和中学中的超常班，并且出现了培养神童的早期教育。到九十年代中期，教育工作者逐渐认识到：所谓的超常教育,与弱智教育是一个性质：有些孩子不能适应正常教育,所以有必要让他们接受特殊教育。国际上也把这两类教育统称为特殊教育。 “人生烦恼读书始”在下述意义上是正确的：文字学习不自然。多数儿童不会自然而然地进入文字学习阶段，这种现象是如下过程的重演[1]：在已知的六百五十多种部落社会中，只有三个文字源头，即黄河流域、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斯河，底格里斯河)、尼罗河流域。相对于其它600多个自然的部落社会来说，这三个文明的源头是不自然的，是被环境压力“逼”出来的[2]。儿童对这一过程的重演是：必须有社会压力来“逼迫”才会开始文字学习，不能自由：要想进入文明社会，就要放弃一些初始人性，甚至放弃一些经济人性。 有一个心理实验：对象是300多个7～19岁的学生，让他们把手放在一个电极上，然后，每当拉铃的时候，试验人就按一个电钮，向电极上充电。电压较小，对生命无害，但是足以刺激得让人把手缩回去。这样多次重复之后，就会使得不向电极充电时，这些学生一听见铃响也把手缩回去，也就是形成了条件反射。 实验结果表明：14岁以下的学生，以及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比14岁以上的正常学生更易于形成条件反射[3]。在一般的哺乳动物中都可建立条件反射，所以易于形成条件反射的学生距离人类的起点较近，即动物性较多，初始人性较多。这些学生或是受教育较少，年龄较小,或是虽受教育而成绩较差。 文明社会与部落社会的精神财富在文字学习阶段的发育明显不同。即使在文明社会之中，受教育家庭与不受教育的家庭也不同：“前工业社会一般都不认为童年是一个单独的生命阶段，小孩子们在经过了一段漫长的婴儿期之后一下就进入了成年人的角色。例如，在中世纪的欧洲，孩子们的服饰和成人一样，他们和成人参加同样的游戏,从事同样的工作……在这些前工业社会中，人们的身体刚刚发育到能够扮演成年人的经济角色和社会角色，就开始扮演这些角色了。五六岁的孩子在地里干活的时间和成年人一样长，童工制度也不会被看作一种丑恶的事情，因为当时还没有关于童年和儿童权利的概念。”[4]引文中的“前工业社会”指欧洲农村。与此不同，在欧洲的城堡以及中国城乡的士绅中，儿童都接受文字教育。 文字学习相对不自然，所以需要有一些外在的压力来激励孩子好好学习。为了激励孩子好好学习，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故事是“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这是《三字经》中最广为人知的家庭教育故事。但是，很多人只记住了孟母择邻，却没有记住孟母断杼。其实，断杼对于孟子的成长，是最关键的一次转折：孟子从母亲破釜沉舟式的行动中看到了母亲的决心，也看到了母亲对自己的殷切希望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现代的家长也许没有必要像孟母那样，用唯一的谋生手段来表示决心。但是为了孩子的成长而放弃一点儿所谓的现代享受，还是有可能的。笔者的一个美国老师，为了孩子的教育,在女儿出生之后就把家里的电视机卖掉了；等到女儿长大之后，才又另买了一台。这位老太太自己是个教育工作者，深知电视不利于孩子成长，所以干出了一件“准断杼”式的行动。北京四中在2000年评出的21位好家长之中，有17位晚上都在学习，而不是看电视。其中的一家,每天只看《新闻联播》，19：30准时关电视[5]。 由于家庭环境不同，上小学之后，孩子与孩子之间并不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正如自然环境的不同，使得最早进入古文明社会的部落与周边部落之间出现了不平等。家庭环境烘托得好，孩子的学习就主动积极。否则，就会被动消极。家庭环境主要靠家长以身作则来烘托。在家中的空闲时间,家长不妨坐下来用用功，不要坐下就搓麻打麻将，更不要只是看电视。用功之余，应该从事健康的体育文艺活动，多和孩子一起谈话(日常的语言环境)、听标准发音的电台广播(较规范的语言环境)、看语言典雅的书报(较规范的文字环境)。家长烘托出来的规范语言环境有助于纠正孩子的不规范表述。如果家长还能随时纠正孩子的不准确表述，就会有助于孩子说话严谨，有助于培养严密思维的习惯(参见第9-2节横坐标6～14)。 素质教育的对立面是工蜂式教育，不是应试教育。素质教育的原则是把文明社会的精神财富转化为学生的真实生活，绝不是减少教育，更不是放弃教育。工蜂式教育的原则是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一个大机器上的螺丝钉，用不着生活，只须实用。 实用主义鼻祖之一杜威在20世纪初来中国讲过他的教育思想，也就是工蜂式教育思想。中国学者钱穆在当时还很年轻,看了报纸的报道之后极感兴趣，可是又觉得杜威的说法与自己心目中的良好教育有大相违异处。于是，钱穆下决心自我下放,从高小到初小,去当娃娃王，作一番从头开始之实验。下面是两个实验案例： 一。“如体操唱歌,明是一种生活，但排定为课程,则学生亦以课程视之，今当废去此两课,每日上下午必有体操唱歌,全体学生必同时参加,余等三人(校长教师)亦当参加。” 二。学生作文，让学生带着纸笔石板等去到生活中的有关场景处，引导学生观察比较，各抒心得。写苍松，就去古墓边，写雨景，就坐楼上廊下观雨,写故事，就“或闻自家庭，或传自街坊,或有关附近名胜古迹，桥梁寺庙。择其最动人者，或赴其处踏看,或径下笔。每作一文，必经讨论观摩,各出心裁，必令语语从心中吐出，而又如在目前。” 实验结果非常成功：有一个后进生杨锡麟,在钱穆的帮助鼓励下，“意态亦渐发舒，视其前若两人”，转折点是一次课堂演唱，“诸生皆惊，鼓掌声久不息……自此后，诸生再不歧视锡麟。”如果不是把唱歌融入生活，这样的效果就很难取得。作文实验的效果也非常成功：“诸生乃以作文课为一大乐事，竞问，今日是否又要作文……。诸生皆踊跃,认为作文乃日常人生中一乐事。”[6] 进行素质教育，教师本身首先应该具有较高的素质。如果教师自己是“工蜂”，课堂中的教学内容与实际生活是两张皮，那么，无论放假多少时间，也不是什么素质教育,仍然只是工蜂式教育。放了假去搞家教，不过是换个地方推行工蜂教育。 生活中的教育素材是生动的活教材。笔者的儿子六年级时，学习比较努力，但有时流露出骄傲情绪，盛气凌人。有一次听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故事，笔者借机问他：“为什么那些起义的人要用手枪逼着黎元洪当头儿？” 儿子说：“黎元洪是投机革命。” 笔者说：“要是黎元洪一开始就想投机，为什么死活都不当头儿？” 儿子开始思考，因为写故事说故事的人们与孩子的语境隔阂较大，儿子本来当作笑话听。 笔者解释说：“黎元洪虽然当了大官，可是平常待人很好，不摆架子,所以大家都认为他是个好人。” 孩子没有坚持说“黎元洪是投机革命。”笔者趁热打铁：“一个人不管做了多大的事儿，都不能瞧不起别人。你看,黎元洪本来没有很大的本事，连头儿都不想当，可就是因为待人很好，后来一直当上了总统。” 一个孩子在精神上的成长，当然不可能靠着一两个故事。 但是作为家长,却应该尽量抓住生活中的机会为孩子助推。 独生子女很容易沾染强词夺理的毛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的教育资源要比西方的阶级分析或内容分析重要得多：不能只讲理,还要晓之以情。反过来,还要利用讲理来强化人间的感情：儿子在六年级时，有一次与外婆发生口角，笔者质问他,他就为自己寻找理由,说“她先骂我”，还说外婆刚才讲了什么什么话。外婆立即纠正，说自己讲的没那么重。儿子强烈地为自己辩护。 笔者说：“我不管刚才说了些什么,你这样对待外婆，就是你不对。没有外婆就没有你妈，没有你妈就没有你,小孩不能和大人平等！你不尊敬老人，这本身就不对，而且是大大的不对！” 儿子说：“那为什么？她不对，干嘛要说我？” 笔者说：“小孩不能和大人平等，是几万年进化的经验教训。不尊敬老人的民族，都会被历史淘汰；不尊敬老人的家庭，都不能延续下去。你不是也知道进化论吗？” 儿子说：“哼，凭什么呀？” 笔者说：“凭事实。只有中国人五千年不灭，因为中国人最尊敬老人；还有,孔子一家是天下第一家，因为他们最主张尊敬老人，不主张小孩与大人平等。埃及和罗马都有过古文明,可是没有延续到今天，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们的孔子。” 儿子说：“那埃及人呢？” 笔者说：“古埃及人被阿拉伯人灭了，现在的埃及人都说阿拉伯语。阿拉伯人受更强的约束：你愿意去听真主的吗？” 儿子说：“不愿意。”又问“那罗马人呢？” 笔者说：“罗马人被哥特人灭了，哥特人就是后来的欧洲人。他们也受更强的约束：你愿意去听基督的吗？” 儿子说：“不愿意。”没有提问，也没有继续与外婆口角。 在孩子强词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