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二。一一年第一期
浙江地方银行与近代浙江工商业‘
张朝晖刘志英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00715)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以浙江地方银行1908一1949年的历史进程为主线，研究其与地方工商业相辅
相成的作用和关系，特别是该银行在1931年改革后，积极开展支持工商业发展、支持地方建设事业，并由此带动了其他各项业务的开展，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使自己在不长的时间里发展成为独树一帜的地方银行。遗憾的是，由于国民政府顽固坚持内战的政策，破坏了地方经济的生存基础，最终导致浙江地方银行与地方工商业都走向了彻底崩溃的不归路。
[关键词]浙江地方银行；近代工商业；支持；作用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11)01-0045-11
浙江地方银行(以下简称浙地行)是近代省属地方银行中一个成功的典型，对该行的研究是近代地方银行史与金融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进一步丰富中国近代经济史，尤其是地方
经济史与金融史的内涵，深入揭示近代化的发展规律，深化当今的金融改革，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经
济、民营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目前来看，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还很薄弱，
主要集中于关于浙地行史的概况及货币发行等方面的零星研究，∞而对该行重要的业务活动则缺乏更深入系统的考察，尤其是该行对浙省工商业之扶持与作用，还未见有专文论述。因此本文在搜集分析大量的各类档案及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能就教于学界。
一、抗战前浙地行对地方工商业的支持
浙地行的前身是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4月，在杭州创办的浙江官银号，次年改为浙江银行，为官商合办性质。1912年起更名为“中华民国浙江银行”，1915年改名为浙江地方实业银行，1923年3月，上海、汉口分行划归商股，更名为浙江实业银行，杭州、海门、兰溪三分行划归官股接办，更名为浙江地方银行。在清末民初的浙江银行，其业务仅限于为浙江地方军政机关服务，与社会经济活动很少关系。在军阀混战时期，浙江银行也一直被当权的军阀用作支应军需的工具。只是在1915年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成立后，才开始对工商业贷款有所重视。不过，直到1923年浙江地方银
行成立后，才逐渐插足于社会经济活动。∞
中国新兴工商企业，是在外国殖民经济掠夺的空隙中生长起来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给中国工商企业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会，市场上一度出现畸形的繁荣。浙江与全国一样，当时民族工矿企业发展较快，据1920年农商部对全国工厂的调查，浙江的工业居全国第2位。回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实业的政策和措施，为工业的发展创设了重要的条件。截至1937年上半年止，浙江省工厂合于工厂登记规则第一条规定者，共约800家。Ⅻ不过当
奉本文为2010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抗战大后方地方银行研究>(批准号
10YJA770033)的系列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2010-09-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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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工 大都停滞于手工 代，机械工 之建立 限于 、 、棉 、 气等 。
金融机关的 展与工商企 命运息息相关， 的 展提出 金融的需求，以支持 展。
进人民国以后，随着浙江工商业的发展，浙江银行的经营方向，亦随着这种形势有所改变，提出了以
“扶助生 ， 展 ” 新的 方 ，并于1915年改名 浙江地方 行，“ 本 100万元，官六商四，而本行任事者，或 商界耆宿，或 行 家， 学 ，两皆丰富， 遂蒸蒸
日上。”⑤
但从1923年官商拆股开始，直到1931年改制前，浙地行 杭州中国 行 理金 泉、商 蓄 行董事 王 泉等一帮地方 力派人物所控制。他 只 利用浙地行，并不希望官
的地方银行有所发展，因为官办的银行的发展，很可能会有损于他们自己所经营的银钱业的利益。
浙地行在这些地方金融界实力派控制下，业务根本不可能有大的提高，经过将近十年之久，规模还
赶不上一个 大的私人行庄。
1931年以后，浙地行逐 脱了地方 的控制。
新任董事 王澈釜、 理徐恩培大刀
斧的改革，浙地行在人事、 、 等各方面有了 新的气象，特 是 极融人地方工商 等 与建 事 ，并取得了突出成效。徐恩培主持 行十一年，是 行走向大 展的一个重要 段。
首先，通 一般工商 款，支持生 、活 市 ，推 地方 的 展。1929--1933年世界 大危机使中国 遭到猛烈冲 ，受此影响，浙江市 也出 不景气的情形。作 浙江民族工 的 前途暗淡， 路呆滞， 商遇到极大的困 。
去浙 运 北，向称 达，到1934年却以 四省 洋忽告缺乏，同 遭遇 搪塞，行商被累甚巨，故而各 商 北四省
丝交易为畏途，致使浙省丝绸运销东北突告停顿。回1934年的杭州商业，连年受不景气影响，呈现
出衰落景象，大小商店倒 事件，常有所 。先有开 多年之恒丰 庄，聚茂木行，王悦昌文 庄之倒 ，震惊全市；后又有开泰布庄，裕通典及邵文泰 店等百年老店，突告停 ，相 倒 。
其它
各地也呈现出同样的衰败景象，遭受沉重打击的工商业迫切需要银行在资金上予以支持和扶植。
面 峻局 ，浙地行没有退 ，而是知 而 ，开展 工商 的 款，主要采取了抵押放款的形式，其中有定期押款、活期押款、小 抵押透支、押 等等。
行 在全省各地广 ，供借款人堆存抵品之用( 行分支机构遍布全省， 此有极大的帮助)。
款 放的 象，大多 在本省境内的商 行号和大小工 企 。1929年， 成公司借杭洋50万元，由浙地行会同中国 行、交通 行、浙江 承借。⑨1930年杭州 厂 置新厂向 立抵押透支 洋150万元借
款，其中，浙地行承担25万元。凹1935年10月，浙地行信托处接受承办温溪纸厂筹备委员会委托，
代收股款，直接募集浙省股款。@ 行 在1936年 了小 工商 款，以支持本省手工 生 的 展。如1936年7、8月 ， 于杭州市 受不景气影响，机 工人(机 )生活尤 痛苦，浙地行 行特在杭州 街路 ， 充机 抵押 款，两月的 里，其 款就增加到了10 000 余元。∞此后，在1937年，浙地行又 一步 工商小 放款， 定金 自200元至l 000元。∞其中，特 提倡和推广 手工 生 的 款，例如：嘉善的窑 ，杭州 造 (主要指手工 造的机 )。浙地行都据其所 境和 情况 立章程，予以 款，以帮助其改 生 方式，促 其复 和 展。
了便利内地工商 的 展与逐步完成全省健全的运 ，浙地行 特 了
代理运销及购买物品章程，以信托方式，受顾客之委托，代为运销物产及购买原料等，促使土产得以
畅销，而内地工商业所需之原料与物品，得以源源输入。凹在抗战前的几年中，浙地行对省内的工商
企业的贷款总数不下l 000多万元，对于解决这一时期浙省商业和民族工业的资金周转困难，渡过
当 市 不景气的 关和 一步 展，起了不可忽 的作用。∞浙江省内工商企 ，到1937年上半
年，合于工厂登记规则第一条规定者，便从1935年的90家发展到800家。∞到战前呈准登记者，又
达到为853家，计碾米厂465家，丝织厂90家，电器厂88家，针织厂40家，棉织厂38家，缫丝厂18
家。∞两年 增 了近十倍之巨。浙省商 ，据1937年9月全省商 登 ，全省75 l市，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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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为122 000 870家。田
其次，通 支持地方基 施及 的建 ， 工商 展 造有利的 境和条件。从20世 20年代末到抗 爆 ，浙江地方建 事 等有了 大 展。1930年，杭州 厂在杭州 口 置新 厂及 充 ，需要 款150万元，浙地行 极参与 并承担了其中的25万元。凹浙
江省工程规模最大的浙赣铁路和钱江大桥的建造，沪杭甬铁路的一部分路段的补筑完成，浙地行都
予了 极的支持。浙 路，浙地行 款扶助100万。
促 全省公路网的完成和全省 途 的 ， 行也参与了 的 款。其它如自来水事 的 展， 品的改良， 溪改 烘 ，开 常山煤 和 修 田水利等等，浙地行都曾独家或以参加 的方式 予了 款，估
额达500万元。圆
第三，开展以 地方金融，促 金融流通 中心的工作。
行除 一般的 行 外， 代理公 ，代 公 ，以推 地方金融、 体系与政策的完善， 好 了地方 行的作用。“民国成立后，内 不息，天灾 仍，浙江 有 土之称，然于 退之 ，及一二八沪 之役， 民綦众，浙行 款救 ，壬戍水灾，平粮 米，亦均由浙行倡 款，凡有关于民众之安宁，社会之福
利者，浙行无不见义勇为。”锄此评价虽有溢美之词，但也大体反映了浙地行在这一时期发挥的积极
作用。
与浙地行相比，这一时期，浙江省内其他官办银行，如中国银行杭州分行，则将主要资金运用于
的拆借上， 然 行 地方建 也 了一些作用。中国 行自 以来， 拆借数 一直很大，全省 近干万元。管由于浙江省内民 企 的 模都比 小，大多属于手工作
坊式的生产，引不起中国银行的投资兴趣，因而，对于浙江省的民间企业如丝绸等业，虽然也有一些
款，但 局限于如 成、虎林等几家大 厂、 厂，在蚕 、茶叶、棉花收 季 ， 放短期抵押放款，但放款比重十分微弱，而 于其他中小企 几乎没有投 。交通 行浙江支行(1930年改 分行)，主要 限于 、 蓄和信托， 量很小， 于杭州中国 行和浙地行。至于中央 行
杭州分行，于1929年5月成立，是银行体系的中心机构。主要负责发行货币、管理外汇和对金融机
构的监管，乃“银行之银行”，本身并不直接面对工商企业。
上所述，浙地行成立之初，与全国其它官 地方 行一 ，其任 就是 地方政府和 理
财筹款，而较少与地方经济相联系。不过，与许多地方银行有所不同的是，由于浙江乃国民党蒋系
中央 力的老巢，浙地行并没有 期里， 地方 所操 ， 只是 地方 横征暴 、予取予求的筹款机器。再加之浙江深厚的商 ，因此浙地行 早的 到了自身 展与地方 相 相成的内在 系，自20世 二、三十年代便开始关注地方 ，投 地方 与建 事 ，并从促 地方 与建 事 的 展中 得自身 展的 力。特 是1931年在 理徐恩培主持下 施改制后， 行 模、盈利都 生了令人吃惊的跨越，在1931年改革之前， 行可用 金
不过100万，1931年改革后其资金大幅度增加，到抗战前夕，可用资金总额已达5 000万元，比以前
增加了50倍之多，且其机构普 到每一个 城和重要集 ，最多 达150多 ， 在浙江金融史上是空前的，因 就 庄、典当也都没有普及到省内各 。蛩可 ， 然浙地行仍属官 地方 行的性 ，但它并不 限于 政府理 和筹款，而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了商 行的 能， 着 地方
经济，特别是为地方工商业融资的重要作用，尽管这一时期该行对工商业贷款的规模还不算太大，
然而 已 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成 浙地行与地方工商 之 ，相互依 、相互促 的新起点。
二、抗 期浙地行 地方工商 的 力扶持
根据实业部调查，浙江省工厂(包括机械工业及手工业在内)在战前为2 240家，国其中呈准登
记的机械工厂为853家，包括碾米厂465家，丝织厂90家，电气厂88家，针织厂40家，棉织厂38
家，丝厂18家。而战后，沦入战区者263家，其中丝织厂全部损失，缫丝厂损失80％以上，针织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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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70％以上，碾米厂损失一半，而杭电厂，嘉兴纬成绢丝厂，民丰造纸厂之沦陷，尤可惋惜，盖皆
国内稀有之工业也。四
工商企业，本为地方经济之命脉，随着浙西工商业精华的丧失，国民政府迁到浙东山区，浙东半
壁河山也就承载了战时的浙江全部经济。因此，如何发展浙东工商业，使之成为支撑浙江抗战的后
方基地，成为了浙江地方政府必须首要考虑的问题。于是，浙江省政府创设了难民染织厂，七七纪念工厂，作为战时建设之创导。而对于素称发达的手工业，更是提倡，浙省政府特设手工业指导所，
负责指导，积极推进改良。霹
在这种局势下，浙地行以其“居浙江省银行地位”之有利条件，本着“以发展本省生产事业，促进本省经济建设为鹄的，”积极适应形势要求，确定了大力发展抗战经济的经营方针，提出：“对于
战时金融之调节，以及生产事业之促进，复致其极大之努力。”o围绕发展后方生产，增厚抗战经济
实力，稳定金融秩序，浙地行做了大量艰辛而细致的工作。
根据需要，调整服务机构。随着日军侵浙，嘉兴、湖州及杭州的相继失陷，浙地行在此三个地区
的各分支行处纷纷内迁，当时被迫撤退的行处不下20处，而在此危急之时，浙地行仍积极调整组织机构，尽力恢复银行业务。当杭州失陷后，浙东局势一度紧张，1937年12月18日总行撤离杭州，．迁至兰溪，继续对外办公，1938年初，总行再次迁到丽水，1月4日，总行在丽水办事处内继续对外
办公。@
1938年，浙地行陆续在永康、龙泉、天台、于潜、仙居、东阳、松阳、遂昌等西南山区建立8个办
事处，在省政府所在地永康方岩设立1个分理处，并在上海租界设立上海第一办事处。1939年3月，衢县办事处改组为支行，11月间，丽水、永康、临海、余姚4办事处扩组为分行，增设的办事处计
有武义、遂安、云和、青田、缙云、寿昌、江山、宣平、常山、义乌、浦江、华埠、孝丰、玉环、泰顺、景宁、汤
溪、分水等18处，增设之分理处，计有碧湖、安昌及溪口3处，并于于潜成立总经理浙西办公处。到1940年，经过不断改组，共建立65个分支行处，其中支行5个；办事处1l处；分理处49处。曾1941
年度，陆续成立省外分行6处，遍及闽、粤、湘、赣、皖各地，以期沟通省际间之金融联系。截至当年
底为止，共有分支行处所庄214处。锄杭嘉湖陷敌后，沪杭交通隔绝，浙省物资吞吐，全赖宁波、温州两海口轮船运输，因战事关系，沪杭汇兑不通，内地办货者，都集中金华，从内地携带现款至金华，托银行转汇至宁波或温州，而当地中国、交通等银行，因怕风险(当时接收巨额汇款往往需运现)，故所有汇款均集中于浙地行一家，因之金华、宁波、温州三行汇兑业务，骤形发达，存款业务亦有起
色。@
1943年初，浙地行根据战时需要，对于原有总管理处及总行两项组织进行调整，抗战前是总管
理处与总行并存，总行在杭州对外营业，战后转展迁至龙泉，环境变更，为适应形势，便利管理起见。
自2月1日起，将原有总行组织取消，扩组总管理处总揽全行事务，依例不对外营业，惟原有总行及撤退后归并各行处存放款暨汇兑等未了业务，仍暂由总管理处业务部接洽办理，将来视存户需要及手续便利情形，陆续移转各分行处接办。曾还在重庆设立办事处。∞在战争期间的特殊环境下，各县市的分支机构并不是一成不便的，均视战事演变，旋进旋退，随时将分支机构增减调整，以利业务。
直至1945年敌寇降伏，战争结束，于其年十月复员杭州。
稳定金融，协助政府救济市面。稳定的金融秩序是工商业健康发展的前提。战争爆发，人心惶
惶，挤兑蜂起，流通不畅。浙地行一方面贯彻执行国民政府颁布的《安定金融暂行办法》，限制存户
提存，以维持市面的正常运转。一方面对于省内外汇兑业务，始终设法维持，尽量接受，以保证汇兑
畅通。锄自日军侵浙后到1938年初，浙江市上流通之铜质分币，因铜价飞涨，顿告绝迹，物价因零找
困难，无形提高，各地竟出现擅发各种铜元券的情况，有由乡镇出面发行的，有由店铺发行的，或名
流通券，或名货物兑换券，名称各异，种类不下十数种。∞这样，流弊滋多，金融为之紊乱，工商生产事业大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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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稳定金融局势，1938年初在丽水开业时期，浙地行即根据省政府发行分币券以救济各地铜币缺乏的要求，发行一分五分两种分券150万元。1939年3月第二次全国金融会议，决定省地方银行可发行小额钞券，以节省法币数额，抵制敌国经济掠夺。5月，浙地行呈准发行一元券150万元，辅币券150万元。霹总计从1937年6月到1943年，浙地行经陆续呈准财部印制钞券4 767万
元，按市上需要情形，次第发行。锄浙地行奉令发行辅币券，缓解当时市场辅币严重不足的矛盾，有利于地方工商业的稳定和市场交易，也有利于该行的资金调拨运用。
在利用辅币协助稳定金融的同时，浙地行还代理发放临时救济贷款。如战事发生后，杭州市的经济基础——丝绸业，销路顿塞，浙地行即专设仓库，举办丝绸抵押贷款，以资救济，使其生产，不致
中阻。同时，浙江省政府特向中、中、交、农4家银行借款500万元以救济杭州市面，指定由浙地行
代理经办。浙地行本着稳定经济的宗旨，立即积极办理，用200万元救济银钱业，200万元救济丝绸业，100万元救济米业，以保证这些与当地经济和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行业得以维持运行，此举对于安定战时民心曾起到较大的作用。各县地方政府和商会因战争影响，市面筹码不足，周转困
难，也要求该行给予适当解决。浙地行均根据具体情况酌量予以调剂。四
积极贷放，扶持工业生产。鉴于战时金融货币之稳定及生产事业之扩展，事关安定后方社会及充实抗战力量，因此浙地行对于战时金融之调节，以及生产事业之促进，俱尽力予以扶持。
自1937年上期至1943年下期，浙地行放款总余额情况及其增加指数情况如表l所示。
表1 1937——1943年浙江地方银行放款余额及其指数表
期末
放款总余额
指数
1937年6月
10
830
647．69
100．00
1937年12月
13
899
306．56
128．34
1938年6月
13
380
567．11
123．54
1938年12月
14
152
999．30
130．68
1939年6月
16
251
267．67
150．05
1939年12月
22
710
213．08
209．69
‘1940年6月
35
689
455．2l
329．63
1940年12月
46
408
008．76
428．5l
1941年6月
49
452 162．45
456．62
1941年12月
77
247
234．75
713．27
1942年6月
74
083
590．18
684．05
1942年12月
73
908
154．30
667．33
1943年12月
117 564 582．00
l 085．48
资料来源：《抗战来之浙江地方银行》，《浙行通讯》第4卷第lO期(1944年lO月15日)第1I页。
由上表可见，浙地行从1937年到1943年的几年中，其放款余额增加10余倍，在各项贷款中，对工业生产的贷款占据首位。如1943年贷放于生产事业者占全部放款40％，农林事业占12％，交通公用事业7％，教育文化及公益占11％。1944年贷放于生产事业者占35％，农林及合作事业占12％，交通及公用事业6％，教育及公益事业占12％。1945年贷放于生产事业占46％，农林及合作
事业占2％，交通及公用事业占5％，教育及文化事业占9％0四
浙地行还积极支持战时省营工业的创设与发展。浙省政府，鉴于战时生活必需品自给自足之
重要，于永康创设难民染织工厂，丽水等处设立手工业指导厂等等，浙地行或贷予巨款，或予以金融
上之便利，力尽辅助之责。凹为解决交通不畅的困难，浙地行特创设代理运销及购买物品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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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以信托方式，受顾客委托代运销物产，购买原料与必需品，务使土产得以畅销，而内地工商业所需之原料与物品，也得以源源输入无阻。眇
经办企业，增厚地方经济实力。按照国民政府颁布的《银行法》规定，银行是不能直接经办商业和实业的，但抗战的爆发却使这一规定发生了改变。财政部在第一、二两次地方金融会议中允许地方银行直接经办生产运输事业，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据此，浙江省政府提出了“兴办战时事
业，与敌伪展开经济斗争”号召，于是，浙地行对于生产事业，除通过贷款于金融方面尽力协助外，
还遵照有关精神，开始直接办理生产运输事业，在信托处下特设企业部，自行兴办工业，直接经营；在企业部下又设立货物运售处，其主要业务为推销本省土产及输入日用品等。自1939年开始，到1941年，约两年的时间里办起了1'2家企业(表2)。
表2 1939--1941年浙江地方银行创办企业统计表
企业单位名称
设立地点
主要业务
浙江制革厂
丽水
制革及各种皮件
浙江印刷厂
丽水
印刷各种书籍表册
信大印刷厂
丽水
印刷有价证券
浙光工场
丽水
修理简单机械并制铁木小型用具
正大棉织厂
嵊县
织造普通布疋及棉织物
大方棉织厂
临海
织造普通布疋及棉织物
源大丝厂
嵊县
仅建立房屋并未成立营业
建业造纸厂
衢县
手工制造书写印刷用纸
鼎大制茶厂
平水
制造茶箱及内销茶
白云农场
丽水
种植蔬菜果食稻麦
浙光旅行社
丽水
旅行事业
信业纸号
温州
土纸运销业务
资料来源：《浙江地方银行概述》，《浙江经济》(月刊)第1卷第1期(1946年7月31日)。
这些企业，都是以较低的价格，就地向农民收购原料，而成品的售价则相对较高。各厂都以商营面貌出现，但却有政治势力作后台，资金的调拨，人员的调度均无问题，条件优越，获利也就可观。凹由于资料所限，目前无法得到详细的盈利数据，不过仅从一些零星的报告中也可窥见一斑，浙
地行所属企业单位的纯益，1943年在报总处的上期决算中，浙江制革厂达258 132元；大方棉织厂达749 303元。o
可惜以上各种企业，因敌寇窜扰无常，企业经营风险很大，由于1942年日寇对浙东的侵扰频
繁，不少企业都受到极大影响，当年缩小办理者为浙江印刷厂、浙光工厂、浙江制革厂、大方棉织厂
4单位，而决定停办者为正大棉织厂、建业造纸厂、浙光旅行社3单位。91943年，尚存浙江制革厂、浙江印刷厂及浙光工厂。蟹到抗战结束时止，继续办理者，仅有浙江印刷厂及浙江制革厂而已。唧
贷放资金，促进战时运销事业。战时的浙江省地处东南，处于战区前哨，沿海如宁波，温州，海
门三地，为战时后方各省物资吐纳之重要口岸，其地位十分重要。抗战时期，由于资金的缺乏和战
争环境的限制，浙江各地的商业呈现出呆滞现象，浙江省政府，为促进物产运销的流畅，于1938年
特设战时物产调整处，并在1938年内先后成立各种特产物资运销处16处，1939年春，浙江与中央各收购机关，合作设立油茶棉丝管理处。该管理处是浙江省政府与中央贸易委员会、农本局合作设
立的，专管四项特产的产制运销，各地设立收油站，收花处，收茧处与茶厂，按照规定价格收购各种
特产品，交由中央机关转运出口，或行销内地。到1939年底止，收购特产价值约4 000万元，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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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约500万元，专营特产的合作社约500单位，社员约5万人。叼对于浙省米粮及特产运销，浙地
行均于主要产地，贷以巨款，以济民生。尤其如缺粮较著之绍兴、宁波等地，莫不尽量贷放，颇得当
地人士之赞许。∞1939年秋季，萧山、绍兴一带食米缺乏，米价腾踊，每市石已达30元左右。浙地行
为调剂民食，安定民生，特与江西省工商管理处战时贸易部订约，合组粮食购运处，采购赣米，运济
浙东。到年底为止，先后购运3万余包，每包计重202市斤，平价出售。最高价格为19．1元，最低只16．5元。浙地米价得到平抑，民食恐慌为之解除不少。凹
深入敌后，抢购物资。为了与敌伪展开争夺浙西经济特产的经济战，国民政府于1939年在浙
西召开经济会议，确定要从沦陷区抢运特产。鲫浙地行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深入敌后同敌伪展开了
有声有色的物资抢购战。
一方面，直接办理一部分收购业务，或者接受委托代办收购。1939年，为调剂各地供需，由浙
地行信托处企业部投资着手组织设立货物运销处，专营货物收购及运销业务，深入游击区域，代理
中央机关收购物资。1940年7月，受浙江省府委托，浙地行接受浙江省营贸易处委托，组设大中花庄，代理收购棉花，并于姚属浒山、周巷，慈属观海卫及宁波、曹娥等处，普设分庄，方便棉农运售，到年底，统计收购棉花93 101市担，共计花价7 004 380元，同时并经代行售出内销棉花50 276市担，
合计售价5 530 360元。卿
1941年为掩敌耳目，更为谋扩展，便利处理业务，决定将货物运销处改组为大成庄，由浙地行
总经理兼任总庄经理，设总庄于丽水，4月lO日正式成立，并于宁波、永嘉、于潜、金华等地，敷设分庄。@战争前沿地区各县，凡国民政府设有敌后政权的，浙地行均设有代库机构并以钱庄名义作隐
蔽，分布很广。由于有各方的支持，因而在战争的恶劣环境下，该庄仍能年有纯益。曰在大成庄停止
业务后，1943年8月14日浙地行成立物资抢购处，其主要业务为承受政府机关委托，抢购前方物
资，以供军民需用。物购处总处设于龙泉，并于重要地点，如场口、II缶海等区，设立分处或仓运站。够
据不完全统计，1938--1940年计共收兑纯金216两，计折法币95 000余元。蟹1939年8月，浙
地行在海盐、海宁、嘉兴、杭县、吴兴、长兴等游击区内，为贸易委员会收购干茧、丝经、羊皮、羊毛等，
价值达30余万元。固从1943年9月一1944年3月抢购物资数量分别为布疋类：粗细白布310疋、
土布l 128疋、色布207疋、绸67疋、线呢645疋；纱花类：棉花20 000斤；日用品类：男女袜1 892
打、内衣314打、被毯165条、套鞋10打、力士鞋20打；颜料类：颜料23箱；橡皮类：手车胎240副、
汽车胎4套。抢购物资金额，1943年10月份3 981 447．69元，11月份2 807 876．85元，12月份5
210，657．10元，1944年3月份6 618 229．95元，总计18 618 211．59元。卸
另一方面，浙地行积极贷放款项协助各抢购机关工作。遗憾的是，由于资料所限，浙地行向抢
购商到底提供了多少资金，目前还不清楚。
总之。从抗战时期浙地行对地方工商业的扶持来看，不仅其力度与成效是空前的，而且颇具创
造性。既有力地推进了地方工商业的发展，又有力地支持了整个抗战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浙地行善
于审时度势，根据形势变化和需要开展业务，由常规的金融业务转为着力开拓经营实业，成功地扭
转了因战争与国土沦丧带来的经营环境严重恶化之被动局面，不仅恢复并推进了浙地行业务的发
展，而且还逐渐使之成为战时该行的重要利润增长点。这一做法是在特殊时期，应运而生的具有积
极意义的办法，是银行借机而起，并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关键。以民生和国防而言，为人民生活和
国防提供了大量的生活和战略物资；以工商业而言，则为其提供了急需的生产资料和资源，维持了
工商业的基本运转；以浙地行而言，则大大拓宽了浙地行的生存发展之空间。并实现了企业经济利
益与社会效益的兼顾。浙地行资产总额，1937年是44 342 914．49元，1945年达到5 387 368 426．4l元，扩大了109倍；浙地行放款总额1937年为13 899 306．56元，1945则达437 925 326．81元，
扩大了39．6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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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战后浙地行对地方工商业的贷款与困境
抗战胜利后初期，人心思定，百废待兴，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是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头号任务。
浙江地方银行顺应形势要求，积极谋划，努力为地方经济复兴而服务。关于抗战后的经营方针，
《浙江地方银行三十五年度业务计划大纲》中指出：“战后百废待兴，经济建设较战时尤为重要，本
行自当配合政府复员经济建设计划，对于本省特产，如油、茶、丝、棉、渔、盐、竹木等生产事业，工矿
建设事业，以及交通公用教育文化事业，凡直接间接可以增加国富，充裕民生者，皆当尽量扶植，视
其用途效果，善加支配；关于进出口押汇与合法之票据贴现，仍予积极承做，藉以活泼工商资金，平抑物价，其期限保障慎事选择，用期安全；他如小工业贷款及小本贷款，当仍依照部颁法令暨省社会
处所订办法，庚续办理，用以辅助轻小工业，救济贫民生计。”田
为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浙地行对战后信托事业力加推广。除继续办理信托存款，为之运用于稳妥生产事业以及办理不动产抵押放款外，还受社会处委托，办理小本贷款，同时，还受华光蚕丝公
司、浙江蚕丝公司、民生砖瓦公司、浙江文化印刷公司、大华印刷公司、浙江产物保险公司、国际印刷
公司、诸暨县银行、诸暨县立医院等企业公司的委托，代收股款，以利资金筹集。够
浙地行对于战后公私生产复兴事业的扶植主要集中在了各种工商业的贷款中，先后举办有渔
业贷款、毛茶贷款、茶籽贷款、小麦贷款、酿酒贷款，木材贷款、桐油贷款、火腿贷款等，或以便利收购
资金，或予融通加工费用，或予补助运销力量。够放款总余额，逐年递增，1945年贷款总额为437 926
326．81元，其中，对工业放款居首位，占46．47％，以下依次是商业，占20．65％，军政，占14．78％，
占8．84％，交通及公用事业，占5．94％，农业，占2．80％，个人，占0．38％，其他，占0．14％。修
自战后至1946年5月止，各种放款为539 000余万元，约占存款额3／4，其中贷于收购丝茧绸业者为233 000万元，棉花12 000万元，茶叶10 000余万元，桐油5 000余万元，其余特产54 000余万元，贷放各工厂180 000万元。臼此中特产收购，虽品种多为农产品，但经营者多为商家，故其贷款
仍可视为用于商业的贷款。特产收购贷款额达324 000万元，占总贷款额的比例已达60％，工业贷
款占总贷款额的比例为33％。两项合计高达总贷款的93％，可见当时浙地行对工商业贷款的重视
程度和落实的力度。
1947年一年中，据浙地行举办生产事业贷款不完全统计，关于生产事业贷款之类别，有制油、造字、丝绸、茶叶、肥皂、养蚕、制丝、渔业、火柴、面粉、染织、窑业、沙厂、电厂、蔗糖、南枣、农仓、农业推广等等放款，总额在191亿以上。够
1948年5月底浙地行放款额2 900余亿元，较1947年10月底的414亿余元，增加7倍强，如与1947年3月底70余亿元比较，则增加41倍强。在各项贷款中，浙地行始终侧重于对工业和地方特产的扶植，并将其作为业务的重心。1948年5月，工矿业占贷款总额的40．94％，特产运销占35．94％，农林渔牧占12．05％，政府机构占3．56％，交通公用占3．02％，教育文化2．53％，其他占
2．27％。固1948年底，对地方特产的贷款则居比例之首位，达43．98％，其次是工矿，为39．30％。西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浙地行在抗战后，虽然采取过一整套力图振兴工商业的措施，但由于当时整个政治经济形势严重恶化，极大削弱了浙地行对地方工商业扶持的力量与作用。更严重的问题
在于国民党拂逆民意，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使饱受创伤亟待复兴的经济雪上加霜，同全国一样。浙
江省整个金融与工商业都深陷困境而无可挽回，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通货膨胀，使得银行资产急剧销蚀，难以正常经营。抗战以来，国统区物价便持续上涨，抗战结
束后，国民党为发动全面内战，滥发纸币，疯狂搜刮，更使得物价如脱缰野马，势不可挡。如果把持
续十二年的通货膨胀及法币阶段和金圆券阶段的发行额和物价指数合起来，可以看出法币和金圆
券的贬值程度。表3列出1937--1949年货币发行与物价上涨统计。由表可见，从1937年7月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货币共增发了1 445亿倍，同期上海的物价上涨了36万亿倍，与通货增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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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表3 1937年--1949年法币、金圆券增发倍数与物价上涨倍数比较表
时间
法币、金圆券发行量(增发倍数)
物价指数(上涨倍数，上海)
1937年6月至1948年8月
470 704．4(法币部分)
5
714 270．3
1948年8月至1949年5月
307
124．3(金圆券部分)
6
441 361．5
1937年6月至1949年5月
144 565
531 914．9(两部分合计)
36 8cr7
692 307 691．3
资料来源：洪葭管主编《中国金融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388页。
数相比，超过324倍。恶性通货膨胀，使浙地行原有资金日渐消蚀，业务日趋萎缩，于是该行深陷困境之中。有一次竟发生因发薪支票不兑现而引起的风潮，只得暂行关门停业。曰
专注投机，使得银行业务走向歧途，根本无心扶助生产。物价猛涨，也带来利率猛涨。1946年
3月物价猛涨时，市场利率也随之增高，到“金圆券”的发行后，市场利率的猛升达到骇人程度。如
杭州市1949年1月13日同业日拆为26元，放款日拆32元，3月2日上升为36元和42元，3月12
日上升为50元和62元，4月19日上升为65元和80元。日拆80元及每千元每天扣息80元，如按复息计算，只要八天，每千元本金就能得1948元，即本利翻番了。够于是在这种物价和利率之下，企业无法生产，银行无心扶持生产，只有顾着短期拆借，投机牟利。当时浙地行把吸收的存款，借给商人、地主、资本家，这些人拿到贷款，又去抢购囤积。显然，此时的浙地行的经营活动已基本脱离了
作为地方银行的经营宗旨，而走向了其价值的反面。
物价腾飞，货币贬值几同废纸，使银行贷款毫无意义。这一时期，浙地行虽仍在进行放贷业务，
但由于物价腾飞，货币严重贬值，这些贷款到借贷者手中，也很快成了废纸。如前所述，1948年5月底浙地行放款额2 900余亿元，较1947年10月底的414亿余元，计增加7倍强，如与1947年3
月底70余亿元比较之，则增加之倍数为41倍强，然而，以物价指数看，1948年6月为197 690 000，较之1947年9月的4 635 700，1947年3月的l 386 593，则分别膨胀了42．65倍，142．57倍，够可
见，在如此情况下，即或是企业能从浙地行贷得一些款项，但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资金匮乏，原料枯竭，工商业企业纷纷破产倒闭。物价腾飞，贷息高踞，投机之风炽烈，对正常
生产企业来说，是无法承受的巨大灾难，它使战后刚有一些复苏和发展的各行各业，受到空前沉重
的打击而陷入更大的困境。如丝绸业，当时全省的丝绸业，还只刚刚从日寇的惨重破坏和掠夺下复
苏过来，而内战开始之后，产品积压滞销，再加南方外货倾销，原料价高，国际市场丝价低落，遂重新
陷入困境。1946年8月初，杭州市丝绸业的处境十分困难，纷纷倒闭，全市原有绸庄250余家，倒
闭已达65家之众，倒闭已占全业1／4。o至于染织布厂方面，情形尤见危颓，其最大主因在于棉纱涨势神速，中纺配丝，亦常追随黑市，而原料工资，既并驾齐驱，成品推销亦常因滞销，耗及成本，据该业负责人称：日下各厂，勉强开织之机，只有十分之三，搁浅者已达十分之七，前途殊属悲观。叫
上述可见，浙省工商业，经八年之抗战，备受摧残。战后，民心思定，渴望复兴，浙地行亦曾积极筹措，力谋以金融力量促进地方经济之繁荣，这本是工商业发展之大好良机。然而，令人痛惜的是，全面内战的爆发，却将此难得之机遇击得粉碎，人民又重新被推入战乱的火坑中，包括工商、金融在内的整个地方经济事业遂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但即使如此，国民党仍丝毫不改其顽固态度：宁肯
以脱缰之马的通货膨胀为代价任由军方予取予求。四
综上所述，作为地方银行来说，其存在的最大意义在于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这不仅是一种责任，也是地方银行生存、发展的根基；反过来说，相当程度上，地方经济的发展，也要依托于地方银行，双方应当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应当说，在长时期里浙地行基本遵循了这一规律，在赢得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地方工商业的繁荣。当然，对地方工商业的扶助效果与作用，不单是一个主观愿望的问题，更要取决于银行的举措是否符合企业的实际需要。浙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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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营中善于审时度势，抓住机遇，应时而为，特别是在抗战期间，既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又有力的支持了抗战。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地方银行的经营业绩及其对地方经济的贡献大小，既取决于银行自身的努力，还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导向和宏观经济背景。抗战前，政府积极引导浙地行参与地方建设，对其合法经营较少直接干预，使该行在较为自主的经营中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抗战中，尽管国土沦陷，局势险恶，但政府对浙地行的创新经营举措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较好发挥了该行维护地方经济，
增厚抗战实力的应有作用；而抗战胜利后，由于政府顽固坚持内战的政策，造成经济政治形势全面
恶化，破坏了浙地行生存的基础，也彻底摧毁了整个社会经济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在断送战后经济复兴之路的同时，也葬送了国民政府政权自身。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目前，此类研究的代表作如洪品成《浙江地方银行始末》(《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王恭敏《浙江金融史简述》(《浙江学刊》1989年第6期)，戴建兵《关于民国初年浙江地方银行纸币》(《中华集钞》第六期)，张朝晖、刘
志英《近代浙江地方银行与政府之关系研究》(《财经论丛}2006年第6期)，刘志英、张朝晖《抗战时期的浙江地方银行》(《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2期)等。
②孙庆辰、杜保曾《旧浙江的银行》，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浙江近代金融业
和金融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152页。
③陈国强主编《浙江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40页。
④沈一隆《从数字上观察浙西沦陷对于本省经济上之影响》，《浙光》(月刊)第4卷第1号(1938年5月1日)(战时
半月刊第一期)，第8页。
⑤《本行简史>(上)，《浙光》第l卷第l号(1934年10月1日，第4—5页。
⑥洪品成《浙江地方银行始末》，《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1页。
⑦《一月来本省经济短闻》，《浙光》第1卷第2号(1934年11月1 E1)，第12页。
⑧同上，第12页。
⑨浙江省档案馆馆藏杭州中国银行未刊档案资料，档号L078—2—210。
④同上，档号I_078—2—204。
⑩《行务汇纪》，《浙光》第2卷第2号(1935年11月1日)，第11页。
@《行务汇纪》，《浙光》第2卷第12号(1936年9月1 E1)，第17页。
@沈雷春主编《中国金融年鉴》(1939年)，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编辑(613)，文海出版社，第411页。
⑩《本行二十六年度营业报告》，《浙光》第4卷第11号(战时半月刊第11期)(1938年10月1日)，第6页。
⑩陈国强《浙江金融史》，第249页。
⑩沈一隆《从数字上观察浙西沦陷对于本省经济上之影响》，《浙光》第4卷第1号(1938年5月1日)第8页。
⑩《浙江省地方银行第十六届营业报告》，《浙光》第6卷第2号(1939年5月16日)第3页。
@《本行二十六年度营业报告》，《浙光》第4卷第11号(1938年10月1日)第4页。
⑩周玮《浙江地方银行研究1923——1949》，浙江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第37页。
@陈国强《浙江金融史》，第248、249页。
③浙江省档案馆馆藏杭州中国银行档案资料档号[ff78-2—221。
②陈国强《浙江金融史》，第199、200、292页。
@同上，第245、247页。
@徐世治、杜宋绶《浙江省经济近况》，《浙光》第7卷第19、20期(战时半月刊第68期)(1941年2月16日)，第6
页。
@《浙江地方银行第十六届营业报告》，《浙光》第6卷第2号(战时半月刊第26期)(1939年5月16 El，第3页。
③同上，第3页。
◎《本行二十六年度营业报告》，《浙光》第4卷第11号(1938年10月1日)第5页。
@徐恩培《抗战后十月来之本行概况》，《浙光》第4卷第1号(1938年5月1日)(战时半月刊第一期)，第3页。
◎《抗战来之浙江地方银行》，《浙行通讯》第4卷第9期(1944年9月1日)，第3页。
国《本行机构统计》，《浙行通讯》第3卷第1号(1942年2月28日)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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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洪品成<浙江地方银行始末>，<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8页。
@浙江地方银行总管理处辑《浙江地方银行总管理处通函橐订>(第一辑)，1947年排印版。
@《浙江地方银行三十二年度营业状况>，浙江省图书馆馆藏(油印本)，第3页。
@《抗战二十月来之浙江地方银行>，<浙光》第5卷第11号(1939年4月1日)第2页。
@徐上珍<本行发行分券经过>，《浙光》第4卷第2号(战时半月刊第二期)(1938年5月16日)，第7页。
@《浙江地方银行概述》，<浙江经济>(月刊)第l卷第1期(1946年7月31 E1)第17页。
@《抗战来之浙江地方银行》(续)，《浙行通讯》第4卷第lo期(1944年10月15日)，第12页。
@《本行二十六年度营业报告>，《浙光》第4卷第11号(1938年10月1日)第7页。
@《浙江地方银行概述》，《浙江经济月刊》第1卷第l期(1946年7月31日)，第17一18页。
@《抗战二十月来之浙江地方银行》，《浙光》第5卷第11号(1939年4月1日)第3页。
@沈松林《浙江战时经济史料>，《浙江经济》(月刊)第1卷第2期(1946年8月31日)第21页。
@洪品成《浙江地方银行始末》，《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9页。
@《本行企业单位近况》，《浙行通讯》第4卷第l期(1943年9月30日)，第12页。
@《抗战来之浙江地方银行》，《浙行通讯》第4卷第9期(1944年9月1日)，第4—5页。
@《浙江地方银行三十二年度营业状况》，浙江省图书馆馆藏(油印本)，第3页。
@《浙江地方银行概述》，《浙江经济》(月刊)第l卷第1期(1946年7月31日)第18页。
◎沈松林《浙江战时经济史料》，《浙江经济》(月刊)第l卷第2期(1946年8月31日)，第26页。
@《本行行务近讯》，《浙光》第6卷第1号(战时半月刊第25期)(1939年5月1日)，第9页。
@《本行二十八年度营业报告》，《浙光》第7卷第5期(战时半月刊第53期)(1940年7月1日)，第3页。
⑦徐日琨《浙西敌我特产的经济战》，《新经济》(半月刊)第3卷第7期(1940年4月1日)，第150—151页。
⑦《本行二十九年度营业报告》，《浙光》第8卷第5、6期(1941年7月16日)，第11页。
⑦姜宏业著《中国地方银行史》，第215页。
o温州市档案馆馆藏未刊浙江地方银行档案，档号：全宗号205，目录号3，卷号223。
@《组设物资抢购处》，《浙行通讯》第4卷第1期(1943年9月30日)，第12页及《浙江地方银行三十二年度营业
状况》(油印本)，第3页。
⑦《浙江省地方银行第十八届营业报告》，民国二十九年(铅印本)，第15页。
@徐继庄《我国省地方银行问题》，《金融知识》第1卷第5期(1942年9月)，第8页。
⑦《物购处最近业务概况》，《浙行通讯》第4卷第6号(1944年5月25日)，第5—6页。
@洪品成《浙江地方银行始末>，《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9页。
@《浙江地方银行三十五年度业务计划大纲》，《浙行通讯》新第l期(1946年7月31日)，第9页。
国《本行三十五年营业状况报告》，《浙行通讯》新第2期(1946年9月30日)第4页。
@童蒙正《浙江省银行一年来业务概述》，《浙江经济》(月刊)第4卷第3期(1948年3月31日)，第7页。
@《杭州市金融概况调查》，《浙江经济》(月刊)第1卷第1期(1946年7月31日)第91页。
@《浙江地方银行概述》，《浙江经济》(月刊)第1卷第1期(1946年7月31日)，第19页。
@《一年来浙江之金融动态》，《浙江经济》(月刊)第2卷第6期(1947年6月30日)第28页。
@童蒙正《浙江省银行半年来业务概况》，《浙江经济：》(月刊)第5卷第1期(1948年7月31日)第13页。
@《浙江省银行营业状况报告》，《浙江经济》(月刊)第6卷第2期(1949年2月28日)，第26—27页。
◎洪品成《浙江地方银行始末》，《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一38页。
@陈国强主编《浙江金融史》，第387页。
@张公权著《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年)》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o《杭市绸业濒临绝境》，《浙江经济》(月刊)第1卷第2期(1946年8月31日)，第46页。
⑤《杭机制业一蹶不振》，《浙江经济》(月刊)第3卷第2期(1947年8月31日)第39页。
@张公权著《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年)：}，第5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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