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琦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报告(文字实录)

◇为了太阳底下最美好的事业 郑 琦 各位领导、同志们、同学们:   我叫郑琦,是湖北宜昌当阳市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今年65岁。1958年7月,我从当阳师范毕业,到当阳最偏僻的陈院乡王家?小学教书,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我曾经在6所乡村小学工作过。从参加工作起,我一直从事语文和音乐教学,并兼任少先队辅导员。退休后,我还担任着5所学校的志愿辅导员。   从当教师的那天起,我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个职业,工作的时间越长,爱得越深。小时候,我的母亲就教导我,做人要有仁爱之心,做事要踏实执著,要看到美好,要同情弱者,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她老人家也是一名小学教师,特别疼爱孩子。在学生面前,她既是严师,又是慈母。在我十多岁的时候,我姐姐也做了老师。她跟母亲一样,深受学生爱戴。母亲和姐姐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我从小就感受到做教师的光荣和神圣,我一直向往,长大后也要像她们一样做一个好老师。   在我47年的教育生涯中,有过心酸,有过困惑,有过艰辛,也有过坎坷,但我收获最多的还是做一名教师的快乐,我感到最满足的是做一名教师的成就感。   在我的学生中有一个叫于建明的同学,是学校有名的“小调皮”,老师和家长提到他就直摇头,他自己也破罐子破摔。看到他这样,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有一个信念: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未尽责的老师。我找到小建明的父母,说:“让他跟我住吧!”有同事劝我:“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这孩子哪还教得好!”我暗下决心:“就是一块石头,我也要把它焐热!”   我把于建明接过来,细心地照料他的生活,晚上耐心地帮他补习功课,家访时也把他带着,跟他聊天、讲故事。开始,他并不理解,有一天晚上,趁我开会时偷偷跑了。我赶了10多里路,硬是把他从竹林里拽了回来。在坑坑洼洼的路上,我摔倒了好几次,弄了一身的泥巴。于建明终于被感动了。慢慢地,他改掉了贪玩、打架的坏毛病,学习成绩逐渐上升,还成了学校的“优秀少先队员”。   这件事让周围的人知道了我教“调皮”学生有爱心,还有些办法,于是,家长们常把管不了的孩子送到我这儿来。我也很乐意,孩子们的每一点进步都让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后来,我只要听说哪个孩子比较调皮、哪个孩子没人管、哪个孩子上学太远,我都要把他们接到我这儿来。时间长了,我这里总有一群孩子围在身边,有的住一两个星期,有的一住几年。孩子们成了我生活中的小伙伴。和他们在一起,我也保持了一颗不泯的童心,他们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从事教师职业:辛劳之后有欢乐,付出之后是幸福。   我觉得,知识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社会的发展也需要每一个建设者都成为有文化的人。在农村,有些家长因为家里困难,或者认为孩子读了书也没什么用,使有的孩子没能受完义务教育就辍学了。我觉得,作为教师,有责任让这些孩子回到学校。这么多年来,只要听说谁家的孩子辍了学,不管是不是我教的,也不管路有多远,我都要上门做工作。曾经有个学生在新学期开学时没来报到,下午一放学,我步行了几十里山路,找到她家。可她的家长一见到我就说,家里没钱再供孩子上学了,孩子也不愿意读书了。我费尽口舌,反复劝说,直到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他们终于有了转变。后来,他们把孩子送回了学校。我几乎每学期都要劝十来个孩子重返学校,并积极向学校反映,为困难学生减免学费。让我欣慰的是,我劝回来的孩子基本上没有再失学。   我所教的孩子有的上了大学,但更多的是回到农村,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我对他们给予了更多的关爱和帮助,我希望每一个孩子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岗位工作,都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想:做一名教师,就应该全身心地播洒爱的雨露,就应该让每一片绿叶都充分享受阳光!   1963年,雷锋的事迹报道以后,我被深深地打动了。我和雷锋是同龄人,他的事迹很平凡,也很伟大,我想,他能做到的,我通过努力也能做到。我专门买来笔记本,抄雷锋日记,写学习心得。我把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珍藏起来,还将雷锋的照片贴在自己的房间里。从那以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一直激励着我。   作为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我不可能像前线的英雄战士那样接受血与火的洗礼,也不能像著名的科学家那样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但我可以为教好孩子付出一颗爱心,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作出我的奉献。   每当我看到学生胸前的红领巾时,我心里总会涌现出一种神圣的感觉,孩子们是祖国的花朵,我们肩负的是祖国的希望。我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红领巾事业中,组建了“红领巾义务投递站”,创办了“校外少年之家”,设立了“井岗小学红领巾事业基金”。1984年,因为我在红领巾事业中做出了一点成绩,被共青团中央、教育部授予“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的光荣称号,并出席了全国首届少代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叮嘱我们:“红领巾事业是太阳底下最美好的事业”。那次北京之行,让我更加坚定了把终生献给红领巾事业的决心。   就在那一年,我庄重地写下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是党的教育让我成长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我所从事的红领巾事业也是党的事业,所以,我要做党的人。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断追求。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想起我在入党申请书上写下的誓言。这一直是支撑我前进的强大动力。在党的83周岁生日的那一天,我终于站在鲜红的党旗下宣誓,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这一刻,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我几十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我终于可以自豪地说,我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2000年,我退休前夕了,三个儿女都要我和老伴到城里去住。一想到我就要离开心爱的讲台和可爱的孩子们,我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留恋和失落。我就这样离开吗?我真的舍不得。于是,我萌发了一个念头,能不能在学校附近买间房子,建个可以让学生看书、活动的场所,让那些放学后没人管的孩子们多个好去处。于是,我把自己原来的房子卖了,找儿女们凑了些钱,在学校附近买了一处农舍,教育局很支持,把这个活动场所命名为“井岗小学校外辅导站”,后来发展成现在的“桐树垭青少年活动中心”。   2002年春天,我听说我们村14岁的柳月和继母关系不好,离家出走,辍了学,我和她爸爸跑到城里,找了一处又一处,最后在一家餐馆找到了她,我把她带到自己家,让老伴为她梳洗,缝制新衣服,慢慢开导她;我又找到她的继母,耐心劝导,母女关系渐渐缓和了,柳月终于开口叫了妈妈。现在一家人过得和和美美。   我记不清究竟帮助过多少个孩子,有人帮我算了一下,近5年来,我关爱、帮助的未成年人有260多人,到活动中心参加活动的学生有1万5千多人次。我想,这些数字并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我能为教育多做点事,能给孩子多一点爱,这一直是我的心愿。   现在,我的门口已经挂了7块牌子,有“青少年活动中心”、“关爱帮扶青少年工作站”、“文化科技中心户”等等。我想,这每一块牌子都饱含着组织的重托、孩子们的期望,也是我的一份责任。我虽然退休了,但并不寂寞。因为有了这个活动中心,我仍然和孩子们在一起;因为有了这些孩子,我过得充实而快乐;因为有了这些充实而快乐的工作,我感到非常的幸福和满足。这个活动中心就是我的家,我的家就是这个活动中心。在这里,我继续做着关爱未成年人的工作,延伸着我的教师梦!   我真诚地感谢党的教育和培养,感谢所有关心过我、帮助过我、支持过我的领导、同事和父老乡亲,感谢我的家人,我特别要感谢那些可爱的孩子们。我将永远铭记胡锦涛同志语重心长的嘱托,为太阳底下最美好的事业奋斗一辈子!   谢谢大家!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杨 静 各位领导、同志们、同学们:   我叫杨静,是湖北宜昌当阳市的一名小学教师。十年前,我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同时也选择了音乐教师这个岗位。我最喜欢唱的歌就是那首《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每当唱起这首歌,我总是特别投入,特别动情。因为我30年的人生历程,就是一个《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真实故事。   我的童年时期是在井岗小学这个难忘的地方度过的。八十年代初期的井岗小学,设备简陋,没有专门的音乐教室,也没有音乐教材,只有一台破旧的脚踏风琴。每当上音乐课时,我们就把这台皮带上打了补丁的风琴抬到教室里,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围着郑老师,听他教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那些经典的少儿歌曲。有一次,郑老师向我招招手,让我单独唱一遍。我有些紧张,他却已经弹起过门,对我点点头,微笑着,期待着。顿时一股暖流弥漫了全身,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牵引着,我放开嗓门大声地唱了起来。等我唱完,我听到了小伙伴们热烈的掌声,也看到了郑老师那双异常兴奋的眼睛。   从此,郑老师把音乐的种子悄悄地种在了我的心底,把我带入了奇妙的音乐世界。在他的辅导下,我进步非常快,而且对音乐越来越着迷。   有一天,他骑着自行车来到我家,建议妈妈给我买一台电子琴。妈妈不知道电子琴是什么,有点不情愿。郑老师耐心解释说:“杨静这孩子有音乐天赋,乐感特别强。不仅歌唱得好,弹风琴还一学就会。孩子是块学音乐的料,要好好培养!”妈妈还是不放心地问:“农村孩子学音乐有用吗?”郑老师有些激动了:“农村孩子怎么了!只要是块料,我们这些做老师、做家长的就不能耽误了她!”妈妈想了一会儿,说:“音乐和电子琴我们都不懂,但我就信你郑老师。只要你说行,我就是砸锅卖铁也支持!”   不久,妈妈真的托人给我买了一台电子琴,淡绿色的,好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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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啊!我十分珍惜,像着了魔似的爱上了它。疯狂地练了一段时间后,我的确进步不小,但过了不久,不知怎么又停滞不前。这时,郑老师又及时地出现了。他兴奋地对我说:“暑假期间,育溪镇上要举办一个电子琴培训班,是城里来的专业老师上课,你想不想去?”我连忙点了点头,说:想去!可妈妈会同意吗?我又有些担心。郑老师看出了我的心思,他胸有成竹地说:“只要你愿意学,其余的事情我来办,我去跟你妈妈做工作。”于是我坐上郑老师的自行车回了家。这一次他只是说:“乡里的孩子能到城里享受同等的教育,进步自然就会更快。”妈妈也看到我学琴后像变了个人似的,所以十分支持,可是一想到育溪镇离我家30里路,每天接送很不方便,当时又有些犹豫。郑老师似乎早就想好了解决办法,他说:“到育溪镇我家要近一半的路,就让孩子到我家住,我来接送!”   就这样,我带着心爱的电子琴住进了郑老师家。整整一个半月的时间,早上,他骑着自行车送我到镇上学琴;晚上,再骑10多里山路把我接回来。培训班的同学都一直以为他就是我爸爸。一天下午,我正在上课,一场暴雨倾盆而下,直到放学时还下个不停。眼看空荡荡的教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非常着急,眼巴巴地等着郑老师。天快黑了,可他还没来,我急得快哭了。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教室门口,我高兴极了,不顾一切扑了过去。眼前的情景让我惊呆了:郑老师全身湿透,一身泥水。原来,他刚出门就摔了一跤,车也摔坏了,他是推着车步行了10多里泥泞的山路来的啊!郑老师一边给我穿上雨衣,把我抱上自行车,一边说:“等急了吧?走,回家去!”那天,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看着郑老师躬着身子吃力地推着车,不知怎么,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就在那年,我这样一个农村孩子,却在一片惊叹声中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培训班的考试。此后的几年暑假,郑老师又给我报了舞蹈班和声乐班,我依然住在他家。   后来,我也成了一名老师,一个闲谈的机会,我向郑老师问起了他当时的想法,他很平静地说:“如果发现了一块玉而不去雕琢它,我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因材施教,这是一个教师应尽的责任。”   不仅如此,郑老师还鼓励我们拿出勇气,放飞梦想。有一天,我们几个孩子在他的宿舍里看到了一本《辅导员》杂志,封底是男孩子身穿海军裤、女孩子身穿宽宽的荷叶边裙子的图片。郑老师介绍说:“这是校服,虽然我们乡下没见过,但城里的许多孩子都有。”我们羡慕地用手抚摸着美丽的图片,觉得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没想到郑老师却说:“喜欢吗?只要我们想办法,也能穿上这样漂亮的校服!”从此,我们开始了为实现梦想而奋斗的历程。郑老师带着我们开垦山上的荒地,种花生、点黄豆,师生一起勤工俭学。劳动非常辛苦,为手上的血泡我们没少疼得流泪。丰收后,郑老师高高兴兴地给我们量尺码,寄出了汇款单,不久,在周围农村小学还不知道校服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井岗小学的孩子们却已经穿上了从北京定做的新校服。穿上新校服,更增添了我们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我永远记得全校学生第一次穿上新校服的那年“六一”,那天的庆祝仪式举行得格外庄严,清晨的阳光下,郑老师像往常一样戴着红领巾高呼:“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我们也站得笔直,用比平时更响亮的声音回答:“时刻准备着!”仪式结束后,我才发现,我们都已流下了眼泪。这是什么样的眼泪呀,这是一群农村孩子战胜困难,实现梦想之后喜悦的眼泪!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井岗小学的少先队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我参加过郑老师组织的夏令营,近的到过当阳玉泉寺、关陵庙,远的游览过长江三峡、屈原故里。我们还到军营里体验过集体生活,做过村里的小小投递员、红领巾广播室的播音员。有一次登山比赛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早上5点钟我们就起床,分成几个小组爬山。一人到达不算数,全组登上才算胜。比赛开始了,我们大孩子拉着小孩子走,拉不动了就背,背不动了再拉,水壶都交给几个男孩子,全组艰难地行进。突然,前面出现了一根红布条,上面还写着字:“请到树下看一看!”一个男孩子在树下的草丛中,居然找到了一个文具盒。我们高兴极了,疲劳一扫而光。此后每隔一段路,我们都会发现红布条,要么是学习用品,要么是小玩具,有时也会是一句话:“累了吧?不要怕,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最后,我们组第一个将红旗插上了山顶。现在回想起来,郑老师安排得这么精巧,该花了多少心思呀!我们从这些寓教于乐的活动中,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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