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伤认定应当属地管辖还是统筹地管辖
外地某施工企业在北京承揽项目时，施工单位职工将分揽的项目与在京老乡共同完成，结果老乡发生工伤事故。受伤害者向北京某区劳动行政部门申请工伤认定，该劳动行政部门也认定其为工伤。施工企业不服将劳动保障部门诉之法庭，结果法院认定劳动行政部门超越管辖范围，判定撤消工伤认定结论。法院的理由并非认为受伤者与施工企业不存在劳动关系，而是认为施工企业注册地不在北京。因为依据《北京市企业劳动者工伤保险规定》配套文件规定，工伤认定实行企业法人注册地或工伤保险统筹地属地管辖，北京的劳动行政部门无权对该受伤人员进行工伤认定。
本案涉及的是工伤认定的管辖权。对于工伤认定的管辖权，目前大多数地方都是由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营业注册地或企业缴纳工伤保险费所在地的劳动行政部门负责。但也有个别地方由事故发生地的劳动行政部门负责，如重庆市。这些规定在实践中便产生了企业法人注册地和事故发生地劳动行政部门都对工伤申请不予认定的情况，而且均有当地制定的地方规章做依据。一方面是谁认定谁就将承担诉讼风险;另一方面，事故地劳动行政部门如果认定为工伤，而企业工伤保险统筹是在企业注册地，工伤保险待遇也将由统筹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那么就会出现认定结果是否被当地劳动部门或社保经办机构认可的问题。例如，1999年北京的劳动行政部门曾经认定一例深圳企业驻京机构人员的工伤，后遭到深圳企业反对，称此人并非其职工。而驻京机构也改变态度，也不承担工伤责任，使此人的工伤认定失去意义。此后，北京才颁发了工伤认定实行法人注册地或工伤保险统筹地管辖的规定。①日前，劳动行政部门因工伤认定的管辖权问题发生的诉讼案件也日渐突出。主要是由于工伤保险统筹全国不统一，各地实行工伤保险的统筹项目也不尽相同。一方面，工伤认定结果直接影响待遇支付，即基金的支出。另一方面，工伤保险基金的管理未脱离当地劳动行政部门监管、控制和影响，于是，基于严格控制基金支出的主导思想作用在工伤性质的认定上，所以才造成对于工伤认定实行属地管辖或统筹地管辖相分离的局面。
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有待于全国工伤认定范围和标准的统一，尤其是全国范围内的工伤保险社会统筹，使受工伤的劳动者完全摆脱用人单位和当地工伤保险部门的约束。即使在工伤保险社会统筹在全国范围内不统一时，工伤认定的管辖权也不应当受地域的限制。这可以通过在全国劳动系统范围内建立联动机制来实现，即由企业注册地或企业工伤保险统筹地劳动部门委托事故发生地劳动部门进行工伤认定或调查取证工作，而由其自己最终做出工伤认定结论，从而妥善解决目前出现的管辖权争议问题。
本案是劳动争议还是借款纠纷
1994年1月24日，王某与在外国注册的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受聘于该公司的中国办事处工作。1995年6月20日，双方达成劳动合同补充协议：鉴于王某系公司的高级雇员，为鼓励王某全身心投入工作，公司为王某提供848000元人民币的住房资金，王某购房后每月向公司支付住房资金的1/240(即人民币3535元)，公司期望并经王某本人同意合同至少履行10年。劳动合同及其补充协议还特别约定合同的有效性及争议的解决应依照我国法律。
2000年7月17日，公司决定解除与王某的劳动合同，王某对此不能接受。在双方交涉期间，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王某偿还全部住房资金。王某以本案属于劳动争议，未经劳动仲裁不应直接向法院起诉为由提出管辖异议。同年11月5日王某提起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委员会立案后经审理认为，公司系在外国注册成立，不具备我国企业法人的主体资格，于是以该劳动争议不适用劳动法调整为由驳回王某的仲裁请求。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形成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王某未在发生劳动争议之日起60日内提出劳动仲裁，因此双方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本案属于借款纠纷，王某应返还公司的全部购房款及银行同期利息。第二种观点认为，尽管王某未在发生劳动争议之日起60日内提出劳动仲裁，本案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没有经过劳动仲裁委员会的仲裁，法院不能受理。
点评本案主要的分歧在于如何认定案件的性质，即属于劳动争议还是借款纠纷?案件的性质取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和内容。通过分析本案案情可知：双方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和内容都属于劳动争议，在程序上应当先进行劳动仲裁，在实体上应当适用我国劳动法。
本案的性质属于劳动争议而非借款纠纷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为确立劳动关系，依法达成的关于双方在劳动过程中权利义务的书面协议。劳动合同的内容主要包括劳动者的职务和工作内容、劳动条件和休假期限、劳动待遇、合同的期限、合同的解除和终止、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等。本案中，王某与公司之间的合同，在名称上是劳动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在内容上也具备了劳动合同的全部必备条款，从而成就了劳动法律关系所需的全部要件。
本案所涉及住房资金是王某的劳动福利权。该项资金规定在双方达成的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中。补充协议明确了公司为王某提供住房资金的前提条件是王某系公司的高级雇员、公司愿意至少聘用十年，并且在该协议中约定了该资金的归还时间和方式。这表明关于住房资金的全部内容都是以双方的劳动权利和义务为依据的，是公司执行劳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即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提供并“提高劳动者的福利待遇”的行为。王某的住房资金作为一项福利待遇，是公司为王某履行劳动合同而提供的，是公司应当履行的劳动义务;王某得到住房资金是履行劳动合同义务后应当享受的劳动权利。无论是补充协议中为提供住房资金设定的前提——王某系公司的高级雇员，还是补充协议为住房资金设定的条件——王某不得在十年期满之前辞职，都是劳动关系的内容。
就本案的直接诉因而言，是由于公司单方面解除双方劳动合同所致，这本身就是劳动争议事项。就本案的实体内容看，我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因福利待遇发生的争议为劳动争议。
劳动仲裁时效期间届满并不改变法律关系的性质
劳动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劳动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发生劳动争议，应当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起诉。有人认为，王某未在公司作出解聘决定后60日内申请劳动仲裁，因此可以认定王某与公司的劳动关系业已终止，公司的诉求由此也就得以支持。
这里涉及的问题是，在同一份劳动合同、同一项劳动法律关系、同一起劳动争议中，一方当事人在60天的劳动仲裁时效期内未请求仲裁，另一方当事人是否就取得了以不同于劳动争议的形式提起其他诉讼的权利?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在诉讼时效届满后，权利人丧失的只是法院保护其权利的可能性，而权利人的权利性质并没有发生变化，正如人身伤害不会因为过了一年就变成了买卖纠纷一样。在由一项特定的法律关系所引发的纠纷中，任何一方当事人都不能因为超过诉讼或仲裁时效而获得提起另一性质根本不同的诉讼的权利。
本案中，就法院而言，不能因为提请劳动仲裁的时效已过，就可以将劳动争议作为借款纠纷来审理;就当事人而言，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公司不能因为另一方当事人王某未在劳动仲裁时效期内提出劳动仲裁，便有了将劳动仲裁作为借款纠纷起诉的权利。否则，必然会导致案件审理中的麻烦，因为本案的审理必然涉及到双方劳动合同签订、履行和终止的事实，尤其要涉及到劳动合同中关于“公司期望并经王某本人同意合同至少履行10年”的约定。王某可以根据这一约定提出反诉，请求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如果法院以劳动仲裁时效已过为由对这一部分不予审理，这便产生了另一个后果，即双方当事人的诉权是不平等的：王某只有60天的仲裁时效，公司却有2年的诉讼时效;而且在公司提起的诉讼中，王某只有应诉的义务，没有主张权利的可能。
在外国注册公司的驻华办事处所涉劳动争议同样受劳动法调整
劳动法第二条规定了该法的调整范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问题是如何理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的含义?劳动仲裁委员会的理解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这种理解是缺乏法律依据的，因为除立法者外，任何人都不应当在法律条文中添加自己的文字。并且，如果作这样的理解，为数不少的外国在华企业的劳动争议将均不受我国法律的管辖。这不仅涉及到作为我国主权一部分的法律管辖权，而且还会导致诸如居住在我国的外国人与不在我国注册的在华企业的劳动争议将无人受理的问题。这显然是不妥的。
仲裁委员会可以根据案情判断王某提请仲裁是否超出仲裁时效期间，然后据此裁定是否驳回其申请，惟独不能以劳动法不调整在外国注册公司的驻华办事处所涉劳动争议为由拒绝审理。
“外派”员工工伤赔偿
“明明我所在的单位每个月都交纳工伤保险金，为什么不能获得赔偿?”22日下午，带着这样的疑问，小陈来到了湖里区地税局社保科。
原来，2004年小陈应聘到我市一家贸易公司，与之签订了三年的劳动合同，不久即被派往湖里某工贸公司，工资、奖金、福利及社会保险金等都由新的单位支付。上个月，小陈上班时出了意外，车祸住院。出院后当他去劳动部门办理工伤赔偿时，却被告知不能获得赔偿。
税务人员调查后发现，小陈在2004年与原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虽然后来被派到了现在工作的单位，但是原有劳动合同没有废除、变更。根据规定，工伤事故的认定和赔偿金的申领应由签订劳动合同的单位提出，小陈签订劳动合同的单位是原来的贸易公司，但其没有为小陈交纳保险金，后来的用人单位为小陈交纳了保险金，但其不是合同主体，也不能申领赔偿。
湖里区地税局社保科的负责人提醒说，现在，外派机构、协作企业逐渐增多，类似小陈这种“派遣式”员工也会越来越多，因此，缴费人办理投保时应以劳动合同的签订为依据，以免保险得不到赔偿。
来源：中顾案源中心 /entrust/ 上中顾有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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